文人论政与清末民初政局变迁
摘要：中国近现代报刊传统“文人论政”以报刊为载体解读时政和民生疾苦，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转型期，“文人论政”对政局变迁产生双向影响：以报刊为平台、斗争阵地和服务国家治理的工具，通过沟通内外信息，论战和舆论监督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文人主体的阶级局限性很难做到论政而不参政，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乱象埋下隐患。
关键词：大变革时代；“文人论政”；清末民初政局；报刊；中国政治近代化；党性；公正性；政党斗争
中图分类号：G21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5）03-0005-04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中华民族遭遇到“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1]外忧内患使中国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时代，在中国人开始不懈寻求救亡图存真理的道路上，以王韬、梁启超、张季鸾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可谓异军突起，不居庙堂之上却心怀报国之志，尤其是在时局动荡、国家危亡之际，更是大济苍生。他们展现了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特殊的“文人论政”现象，对清末民初的政局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文人论政”释义
在方汉奇看来：“所谓‘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这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2]
“文人”一说源自古代的“儒生”“士大夫”“书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论政”的中坚力量。中国近代报业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而生并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抵御外辱之中发展壮大。在此期间，作为中国近代文人典型代表的王韬、梁启超等人深感于国破家危，怀揣文章报国之志，把报纸作为其抗争的前线阵地，积极发表对时局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真知灼见，使报纸发挥其舆论阵地的重要功能，由此拉开“文人论政”的序幕，翻开了中国报业史的崭新一页。
这种知识分子“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理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独立人格和追求言论自由的不屈精神，是对“文人论政”内涵的最佳释义。
从《循环日报》到《观察》周刊，百年中国言论史一直闪耀着“文人论政”传统的光芒。在这一传统的感召下，文人始终走在社会变革的前列，手握如椽之笔，心怀报国之志，充分发挥舆论先导的作用，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们的报刊实践活动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详实的记录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同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演进与发展。
二、清末民初的变革意义
清末民初，指的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转型时期。首先有必要厘清“大变革时代”这一概念。在这里笔者把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传统意义上划分的“清末民初”时期作为“大变革时代”的分期。
在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屡次登上历史舞台，试图做出对中国前途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从轰轰烈烈兴起的两次农民革命战争到提出一系列变革方案的戊戌变法运动，从清廷自上而下实行的“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在政治近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1912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又发起“帝制自为”运动，使中国近代政治发展陷入低潮。尽管人民最终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却无力建立新的统一，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在经济上，“西学东渐”的步伐加快，洋务运动的开展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自此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起步而后逐步发展并于一战期间迎来了“工商业的春天”。
在思想文化上，甲午中日战争成为重要的分水岭。甲午战败使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思想跳出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定势，开始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思索，之后伴着辛亥革命的浪潮，民主共和思想广泛传播，但以上两种思想均未能根除中国绵延千载、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因而“文化易帜”的使命落到了后继者身上。
1919年，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带来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清风，直指封建旧文化的沉疴流弊，打破了国人的思想枷锁，带来新的启迪。
三、“文人论政”对清末民初政局的影响
（一）影响了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文人把报刊视为宣传新思想，扩大影响，实现政治理想的斗争阵地，他们以自身学识和经历为依托，大力宣扬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政治理念。通过办报畅言时政、参与国事来实现影响社会的目的，从而为政治改革做好思想准备和舆论动员，引导社会良性发展，在近代社会的大变革中谋求一席之地。
1. 以报刊为平台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长期的闭塞状态。近代中国一直处于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之中，尤其是甲午战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中国前途未卜，一片阴霾。寻找新出路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主题，也是有识之士的心中所系。“文人论政”群体，既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洗礼，也秉承了古代文人“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政治意识，因而对当前时局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总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能够以文章为工具，以报纸为平台抒发他们对于时局艰难的切肤之痛、与百姓同舟共济的决心以及对国家未来前景的热切展望。
王韬可能是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3]在上海和香港地区居住多年，与西方传教士密切共事的经历及其游历国外28个月的丰富体验，对王韬世界观的转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并未沉溺于只有中国才是文明之邦的惬意想象之中，而是随着对世界知识的不断扩展，对之崇敬之意的渐生而沉思一个较远中国更为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