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之“辩证关系”


  摘要:民本总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封建专制王权中最具人道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以辩证的哲学观审视,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是既“悖反”又“契合”的对立统一关系。深入剖析传统民本思想与当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挖掘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契合点,以实现民本思想中蕴含的合理性文化传统在当代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功能和价值;揭示和批判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封建糟粕和阶级局限,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时代的升华,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依托,是我们研究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民本思想;民主政治;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4-0060-03
  
  一、民本思想的早期发展及理论内容
  
  殷商时期是一个神权至上的时代,但随着“小民方兴”,孕育了原始的、朴素的“保民”、“重民”的政治理念。《尚书·汤誓》中记载:“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夏桀荒淫暴虐,百姓不堪忍受夏桀的残暴统治,民怨沸腾,对其统治给予了无情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灭夏正是出于爱民、保民目的。在殷商的政治言论中,可以体会到统治者的重民理念,如殷商贤臣伊尹向太甲进言时曾说:“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成有一德》)匹夫匹妇指的就是庶民百姓。这句话表明。君主要完成功业,必须依靠平民百姓。殷商的第二十位君王盘庚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恶习。决定将都成迁往殷地,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视民利用迁”。盘庚还将是否能够养育百姓并使百姓安居乐业作为衡量政绩和奖惩官员的重要标准,“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尚书·盘庚下》)这使重民思想从单纯的理论转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制度,将殷商时期的重民理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殷商时期的民本思想仍处于一个蒙昧的、模糊不清的状态。它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在对夏、商二代成败兴衰的历史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周人深刻领悟到“天不可信”。于是在西周的政治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惟命不于常”;二是敬德保民。由此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入了萌芽时期。逐步走向制度化和理论化的发展阶段。
  “惟命不于常”,意思是上天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周人的宗教观念里,“上帝”、“天’-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神,王权的更替与转移完全是“上帝”的命令和旨意。这一点在《周书》中有大量的论述,“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天罚,敕殷命终于帝”。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兴废更替是天命转移的结果。在周人看来,天仍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但是天命的转移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标准就是君主是否做到了“敬德保民”。周人已不再完全迷信“天命”。而是更加注重人事的内容。“罔尤违,惟人”。(《尚书·君寅》)
  在西周时期重民、保民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认可。“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将人和天、地并称。足见对人的存在及价值的重视。第二,天意来源于民意。周人虽仍依靠“天”、“神”来庇佑王权,但“天”的地位已明显弱化,不再是主宰人间一切的至上神,却要受到“民”的控制和摆布。“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三句话都反映出天意要服从民意,这振聋发聩的言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三,君为民而设。天民关系的新变化。反映到君民关系上出现了君为民而设的进步思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上》)上天保佑下民,为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就是希望能辅助上帝。爱护和安抚天下百姓。第四。君主要永保天命。必须实行保民政策。应该说前三点反映了在西周的政治思想理论中开始注重人事的内容,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那么,落实到国家政治实践中就是要贯彻保民政策。“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文王之所以能从上帝那里接受大命。正是由于文王能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尚书·无逸》)保民关系到君权的存废,保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出发点。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成为这一时代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特征。每一个统治者都从残酷的战争中深刻地领悟到: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君权存废、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因此。如何“保民”、“亲民”、“利民”、“惠民”、“养民”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思维的主要导向,同时促进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丰富了民本学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随着人的地位的空前高涨。宗教神权观念逐渐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摒弃。人-神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民最终走到神的前面,处在首要地位,而神却成为民的附属,民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孔子对鬼神之事亦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之”。(《论语·雍也》)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更是明确地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人们对人神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剖析,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进入了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入的新时代。在政治思想领域。对“以民为本”进行最丰富、最系统的诠释的就是孔子的“仁学”、“德治”理论和孟子的“仁政”学说。
  
  二、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中的价值目标与现代民主精神相悖反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民主”一词的。主要在《尚书》和《左传》中。在《尚书·多方》中出现三次,“天惟时求民主”;“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在《左传》中出现两次:“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这几处的“民主”指的都是一种为民作主的君权观念,完全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涵义。
  春秋战国以降,民本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愚民、欺民的统治之术来有效地维护君主专制政权,这是民本思想在古代政治运作中最主要的价值目标。
  “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对君主专制的承认和契合”,我国民本思想产生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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