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学本土化的内在意蕴及动因分析
［摘要］教育学本土化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针对异域教育理论被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现象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在意蕴和精神实质。在当今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厘清本土化的现实内涵与时代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内在意蕴及其动因问题，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育研究的中外融汇、古今相承、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关键词］本土化 全球化 教育学 中国
［作者简介］宋秋英（1974- ），女，河北保定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改革与教师发展；丁邦平（1960- ），男，安徽怀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教育国际比较、基础教育改革与教师发展。（北京 100048）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1）03-0005-04
进入21世纪，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媒体的促动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不仅愈来愈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昭示出“本土化”的诉求。面对以“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为改革主旨的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何使历经百年沧桑的教育学本土化研究在今后引进与借鉴异域教育理论的同时避免盲信其话语，在着力解决本土教育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言说内容和理解方式、升华新的理念并在国际学术博弈中阐发自己的见解、展现特有的风采，既是现今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应然关涉。而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主要动因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深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何为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概念问题与“为何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动因问题，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育研究的中外融汇、古今相承、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内在意蕴
（一）“本土化”的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内涵与特质
教育学本土化的意蕴解析应以对“本土化”内涵的透彻领悟为前提。从构词角度看，“本土化”是由名词“本土”加动词后缀“化”组成的。“本土”意为自己国家的领土、当地或乡土。“化”的本义指自然领域中某种事物性质或状态的改易、生成。例如，《荀子·正名》论及“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周礼·春官宗伯》述及“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注疏》阐释“化，犹生也”且辨析“能生非类曰化，生其种曰产”。《礼记·乐记》中“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的经典佳句力图佐证“化”的极致在于通过两种对峙而互补事物之间的相互磨砺、彼此激荡以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礼记·中庸》对“化”的表述即“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说明了“化”绝非一蹴而就，而需要历经“诚、形、著、明、动、变、化”等一系列递进的阶段。一言以蔽之，“化”的原初内涵不仅在于改易旧有事物的形态，更在于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恰是一种由此及彼、由“是”而“非”的缓慢转换过程。由此，“本土化”可指外来事物或思想通过被引介、汲取、重构等方式以适应当地环境、融入当地生活、浸染当地特色、满足当地需求或变易当地行为，并在与当地传统相互激荡交汇中获得新的发展的渐进过程，隐含着以过程的形式存在且以过程的方法展开的根本属性。
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度最深的全球化潮流，学术界存在着两种理念指向截然相悖的“本土化”误解，即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就是将具有复合性、趋同性、均质性的“全球化”事物或异域思想直接引进，予取予求、为我所用的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就是闭门潜心研发独具民族特色的本土事物或原创思想以服务于当地民众，立足本土、自力更生的过程。这两种观点均潜隐着否定本土化的意识，缺乏本土参与的全球化只能使本土由于省却“化”的民族根基等内在条件而成为他国事物或思想的代理者，缺乏全球视野的本土自创只能使本土由于省却“化”的异域资源等外在条件而成为国际体系的游离者、边缘者。为了扭转全球化与本土化在理念层面“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倾向以及在实践层面“非我即他”的内外失衡局面，英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在1995年撰写的《全球本土化：时与空和同质与异质》（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中将日本经济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评述日本企业的海外成功战略时所首创的术语“g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引入社会学界。他在文章开篇指出，当代社会学家过于关注全球化的宏观议题而很少以本土化的视角洞察微观现象，由此误导人们以“越大越好”、大而化之的分析框架抹杀“本土甚至历史”，使全球化观念成为一种适用于所有时空的“规范性智理”（disciplinary wisdom）。在罗兰·罗伯逊看来，虽然趋同性的“全球化”和多元性的“本土化”之间会出现分庭抗争现象，但“本土化”不可能彻底阻挡“全球化”的浪潮而“全球化”也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辩证互动则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随即他用简练的语言将这个由“globalization”（全球化）与“localization”（本土化）拼缀而成的新词“glocalization”之精髓归纳为“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和谐共存”、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适度融通。①与此相契合，目前跨国公司所奉行的“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 act local）发展战略和多数国家所推崇的“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外交政策以及世界教育所秉持的“全球视野、本土行动”（global perspective and local action）改革理念从不同范畴说明，无论处于国际复合体中物质层面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制度层面的政治全球化抑或精神层面的文化全球化都不应也不能排斥本土化。
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化”为媒介在相互对峙的“全球”与“本土”之间架起了融通的桥梁，它们的共同旨趣在于“化解”自身中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进而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在族群关系日益密切的地球村里，两者是同一坐标系中的“经”与“纬”，其“化”的程度在标位上可互为参照。由是观之，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现实内涵在于人类地球村落的居民在解决自身族群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实际问题时，不仅要以“民族自主创新的意识”引介、改造并认同异族事物或思想中的适切因素，而且应以“国际整体进步的意识”关注不同族群之中共同生存、和谐发展的问题，在借鉴异族经验的同时从本族的传统与现代因素中挖掘、转换并共享那些能使地球村居民及其子孙后代远离粮食匮乏、恐怖威胁、种族歧视、环境污染乃至生态恶化等危难的兼具相对普适性与多元性特征的诸类资源。可见，全球化赋予了本土化以新的特质，促发其以“反全球化”“反本土化”的批判声音为鉴镜而逐渐实现动态开放、积极应对、主动参与、种群认同、实践创生、特色彰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