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权利思想移植与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
摘 要：本世纪以来，随着图书馆权利以业界学者为主要传播主体，以专业期刊为研究载体，以图书馆学会为联结促动枢纽，以各类会议为宣讲渠道的发展，图书馆权利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得到了广泛传播，使得我国图书馆读者服务理念和实践因外来权利理论的本土化而有所改变，我国的读者服务制度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这种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实际是图书馆权利思想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文章主要探讨了图书馆权利思想移植及本土化现象之关联。这种关联，既表现为国际“人权”、“知识自由”等相关理论因多元文化存在理论维度上的相对性，也表现出由于中外政体不同，社会文化、习俗和道德观念的差异，使图书馆权利思想的移植与本土化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图书馆权利 知识自由 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 D91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6-0046-09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Right Thought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library rights thought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China library circles. In the process， the scholars acted as the main subject， professional journals as the carrier， the library associations as the joint actuator hub and all kinds of meetings as publicizing channel.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rights theory has changed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library reader service and the reader service system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changed too.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theory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multicultural factors.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library rights transpla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gimes， social culture， customs and ethics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 countries. Making clear the effect of these factors has a special meaning on Chinese library rights system content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Key words library rights; intellectual freedom; social responsibility
1 引言
2013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孟其真的《图书馆，请择善而藏》一文，开宗明义指出：“百里挑一，择善而藏，让读者不仅能看书，更能看好书，‘片纸只字皆有益于思想’是图书馆水准和价值的最重要体现。如果读者入馆最容易读到的是厚黑和骗术，馆长们何以安心？”[1]以此对首都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和质量提出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竹帛斋主程焕文教授翌日发表博文“人有好恶，书无好坏”，重申图书馆权利基本价值观，认为：图书馆，凡是有文字的纸片，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不论“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更不论“高雅的”还是“低俗的”，都应该尽可能地收藏和保存。图书馆在藏书建设上必须保持客观中立，不受任何思想意识和社会势力的干扰和影响，不越俎代庖地替任何意识形态、团体和个人判断藏书的优劣好坏或者收藏与剔除。在读者眼中，图书有好坏优劣，但是在图书馆人眼中，图书就是图书，一视同仁，没有好坏优劣[2]。重申图书馆藏书和借阅的中立性原则，以维护图书馆权利。该文引来众多跟帖，赞成者反对者各执一词。赞成者观点是相似的，反对者中有言：如果人有善恶，书无好坏，那么，低俗的乃至色情书都可以进入图书馆了;有同行直言：很多书你不会给儿子看，不会给女儿看，你自己都骂它是垃圾，你却收藏给别人看，还说书没有“好坏优劣”;还有跟帖从采访经费不足，采访人员水平，出版市场乱象来反驳“书无好坏”之说，一时出现近年来罕见的“论争”。该论争客观反映出业界部分馆员对知识自由的模糊认识，对图书馆权利思想的疑惑和质疑。为此，《图书馆建设》2013年第9期组织笔谈，请业界著名学者吴晞、李超平、蒋永福、褚树青、刘洪辉、俞传正、宋显彪等专题探讨此问题，专家们意见也不尽相同，但使得前几年探讨的热点问题“知识自由”、“图书馆权利”、“图书馆中立”等再次引发大家热议。
事实上，此类指责在近几年时有发生，2005年的“苏图事件”，北大教授漆永祥严词发出抗议：谁限制了一个学者使用善本的权利？其言如今看来仍让人心有戚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3] 引起一场大讨论。显而易见，两则案例时差近十年，均指向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收藏与利用问题。这引起笔者的思考，基于“人权”的“知识自由”、“图书馆权利”等现代图书馆观念自诞生之日起即存在争议。图书馆权利思想被业内学者引介入中国亦只有十余年时间，从社会认知角度看，分歧很大，即使是业内同行，对此亦多有困惑。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权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所带来的困境。具体在图书馆领域，是“图书馆的中立性”原则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播和社会责任的“非中立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诸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即是移植与本土化现象之间的关联度。这种关联因素致使围绕“权利”问题在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必然会发生冲突，即使在标榜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以“知识自由”为理论基础的“图书馆中立”亦在与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立法司法等多方博弈中前行。认真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分析其相互影响因素，对客观理解图书馆权利思想内涵，促使图书馆权利基本思想逐步实现本土化，并寻求在图书馆实践中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