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创造性介入”的动力源
王逸舟教授新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已出版发行。这是作者“创造性介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凝结了作者的最新思考，读来深受启发。
寻找“创造性介入”的动力源
作者曾多次表示，对于“创造性介入”，不追求形成系统成熟的理论，只求引发外交从业者和学术界的争鸣，不过，“三部曲”其实暗含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作为“三部曲”收官之作，《中国外交的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创造性介入”寻找一个落脚点。或者说，作者要以此探寻“中国外交转型”的持久动力源。
在“三部曲”之一《中国外交新取向》中，作者从国家外交、政府外交切入，主张中国应走出“受害者心结”和“弱国悲情”，以“发展演进”而非“循环往复”的眼光看待世界，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开展中国外交。在“三部曲”之二《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中，作者的聚焦点上升到世界理念层面，着重阐述发展起来的中国应涵养何种世界情怀，应从过去的外交实践中吸取哪些经验，应向别人借鉴哪些好的做法。在这部《中国外交的转型》中，作者的聚焦主题“回落”到国内，思考的是如何打通中国外交与世界政治间的经脉，通过夯实国内政治和社会基础，推动中国外交更好地适应和引领世界政治发展潮流。
依笔者粗浅的理解，“三部曲”的核心思想理念或可概括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已由原来的“洼地”走向“高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继续在“磨合”中“建构”，中国已由相对被动的角色转变为相对主动的角色。为此，中国外交需要更积极的心态，需要更强烈的世界情怀，需要更注重固本强基、苦练内功。而这其中，固本强基、苦练内功正可谓“创造性介入”的力量源泉和最终依托。
把脉世界发展大趋势
作者并未对当下国际权力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着墨太多，而是从十个方面分析了世界政治的中长期发展动向。在他看来，这些中长期发展动向，从更深层次上决定了世界政治内容和性质的变化，中国只有深刻认识这些发展动向，才能主动适应并引领未来发展趋势。
书中所阐述的十方面动向既相互勾连，又各有侧重：极端民族主义上升，国家“碎片化”趋势明显，国家数目呈倍数增加；国际规范网络越织越密，国家受国际制度的规制越来越多；世界秩序由主权国家“多极共治”向主权国家和功能组织“多极多元、协调共治”方向演进；军事要素的权重和优先性缓慢下降，经贸、外交、法律等要素的权重和优先性不断上升；日益多元的国际行为体虽未撼动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但已推动国际结构日益“分层化”和“自组织化”；各国政治及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持续推进，探索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势所必然；内政与外交联系日趋紧密，国内治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国际形象和权益；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严重对立，双方在各类重大问题上分歧加剧，激发新的对抗和极端思想；以跨国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全球化与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反全球化理念持续对冲；不同政治发展模式之间争论不休，民主正由单一路径走向多元模式。
辩证地看，当今世界诸多新趋势都在胎动中，与此同时，这些动向又都孕育于错综复杂的张力关系之中：行为体多元化推动国际结构日益“分层化”和“自组织化”，但国家与民族、国家与其他行为体间的张力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界限日益“模糊”，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间的张力持续对冲；高低阶政治议题缓慢“换位”，但军事因素仍是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政治模式日趋多元，但关于政治价值观的争论仍明显对立；文明间交流空前深入，但文明冲突和摩擦尚无根本解决之道。这些发展动向，构成了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只有深入认识这些趋势，准确辨析各类张力关系，才能科学把握节奏，推动中国外交与世界政治“同频共振”。
提炼中国外交理念的演进逻辑
作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划分为“邓小平外交”和“习近平外交”两个时代。“邓小平外交”指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这段时期的中国外交。作者认为，这段时期，中国外交走出了革命的思维，转向了和平发展的思维，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注重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注重联合国作用，强调独立自主，强调外交为民，倡导新安全观，秉持渐进改造国际秩序的理念。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始终秉持学习心态，注重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外交实践和外交心态都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
“习近平外交”是指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实践、新探索。作者认为，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有了新的全球抱负；强调与相关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结伴不结盟”，注重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注重利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硬的一手更硬、软的一手更软”的方式撬动周边秩序天平向中国倾斜；以“一带一路”倡议“再平衡”地区局势，并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展现大国道义感和责任意识；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两类规则，努力做好内外协调。
作者强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在国内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推动社会从经济、政治、法理、思想等方面向现代社会发展转型，尤其要使相关制度、规则、体制、机制更好地实现内外通达、相互协调、良性互动。作者进而认为，外交转型是社会转型的自然延伸，当下中国在器物层面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条件和特征，但在社会管理、自组织机制、公民权利和国家纠错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不足，要走出“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怪圈，需要首先完成国内社会的发展转型。
梳理外交转型的主要问题
作者围绕外交为民理念、外交规划、外交学习、外交投入等四个主题分别阐述了对中国外交转型的思考，认为中国在海外权益保护、全球责任承担、国际规则制定、国际规范遵守、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世界故事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的质量和效益，需要外交从业者深刻领会“外交为民”的方针，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需要外交从业者及时更新知识储备，需要强化各涉外部门间的统筹协调，需要适度提高外交投入水平，需要外交规划的中长期宏观顶层设计等。
与此同时，作者在“三部曲”中多次提到，中国外交不仅要塑造“巨人”和“强者”形象，也要塑造“智者”和“仁者”形象。中国人既要积极摆脱“弱国悲情”和“受害者心态”，也要避免陷入“盛世强国”的幻想，在逐步树立自信的同时也应保持忧患意识和冷静头脑，注重涵养“大国心态”，从容淡定地看待世界、接触世界、拥抱世界、改造世界，向世界展现一个自信、大气、宽厚、包容、平和、睿智的形象，朝着新兴大国、进取大国、风范大国、责任大国的方向努力。
伴随作者笔触，几个问题一直萦绕脑海：如何更确切地界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的权重？如何做到既着眼长远又不脱离实际？如何使外交收放自如、保持韧性？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规避各类弊端？这些问题难有确切答案，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却十分必要。作者常以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自勉，始终保持学习者、探索者、倾听者心态，鼓励青年学者注重独立思考，敢于质疑权威。他主张，学者应学会在“理论岛”之间穿行，避免乌托邦式的坐而论道，寻找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契合点，并坚守职业的某种矜持与自尊。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独立思考，正是对“三部曲”的“正确打开方式”！（责任编辑：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