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基督教对西欧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摘要】基督教自出现以来对中世纪西欧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支柱。基督教对西欧封建社会、西欧思想观念都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基督教还是西欧国际秩序的维持者，基督教对西欧社会的这种影响构成了近代西方国家外交开展的社会背景。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基督教成为了西方民族主权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民族国家的建立给基督教注入了民族特性，基督教为近代西方国家外交的开展提供了制度前提。当基督教与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结合以后，必然对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外交活动产生影响，基督教为近代西方国家外交提供了原初的秩序基础；为近代西方国家外交提供了早期的行为规范；为近代西方国家外交注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并且充当了近代西方国家扩张性外交活动的手段和工具等。
【关键词】 基督教 近代 西方 国家 外交
关于基督教与西方政治的关系，中外许多学者都做过深入的研究，而且硕果累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路得加尔文的《路得加尔文论世俗权威》、黑格尔的《民众宗教和基督教》、《耶稣传》、《基督教的权威性》、《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美)G.F.穆尔(George Foot Moore)的《基督教简史》、(英)罗伯逊(Archibald Robertson)的《基督教起源》、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王亚平的《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可以看出对基督教的研究历史很长，而且对基督教的研究是世界性的,从古代到现代政治家们对宗教的研究从没有停止,对宗教的认识逐渐加深,对于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有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在中国著名学者梁家麟指出早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已有若干国内学者脱离宗教只有消极的社会作用的传统看法，正面论述宗教的价值与功能了,蒋文宣、张继安等人的论著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从历史传统、社会心理、认识根源等方面作了分析,并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如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诸多积极作用、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否冲突、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双向协调。除了以上学者还有刘小枫、高师宁等都投身于当代基督教思想的研究行列，系统地移植当代基督教思想，给中国大陆带来相当有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但是分析国内外各类著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某一角度进行研究的，有许多缺乏历史的连续性。经过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些学者在进行论述时过于强调事实，而对其中存在的客观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探讨，另外还有些著作在进行理论剖析时缺乏长远而客观的评论定位，难免对事实的研究缺乏正确而客观的评价。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对基督教对近代西方国家外交的影响做出一个清晰的说明，并且阐明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影响的效果，而且对这种影响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且吸收了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和宗教学理论的观点，重视相关文献，从史料入手，在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历史史实来分析基督教对近代西方国家外交的影响，最后总结归纳出宗教对于西方国家外交的开展有深远意义。
宗教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督教作为宗教和任何其它宗教一样有其两面性，本文旨在论述基督教的积极意义。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基督教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关于基督教与现代外交制度的形成及其对近代西方国家外交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从国内现有的研究状况看，绝大多数与此有关的成果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单纯从理论层面探讨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而缺乏从历史视角出发就基督教对近代西方国家外交的影响进行实证性的研究。事实上，如果对现代外交制度和近代西方国家外交的发展演变进行朔源性的历史考察就不难看出，基督教对西方国家外交的影响,无论就其深刻性抑或是广泛性而言，都可谓既深刻而且巨大，其影响甚至也远远超出了近代的历史时空而达至现当代，因此,不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就不足以弄清楚诸如现代西方国家基本的外交理念、西方国家外交行为特征及其外交传统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无法真正从理论上完整准确地得出宗教与外交(亦包括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认识，此是从理论层面看；若从实践层面看，中国要与西方国家建立持续稳定的良好关系，固然离不开诚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在合作中培植共同的利益，但同样也离不开对西方各国外交细致入微的精准把握和了解，对基督教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考察正好是上述努力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正是我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所在。我完成的这篇论文不仅局限于对基督教做历史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想努力探寻掩盖在基督教与西方国家外交复杂历史关系表象下的丰富国际政治涵义。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西欧中世纪纷乱社会中一直起着维系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巨大作用,基督教不仅传承了古典希腊罗马政治文明,还催生了许多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政治观念乃至国际法原则，它拓展了首先是西欧国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对欧洲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西方国家近代外交的影响。就目前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关系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是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早期西方国家外交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外交关系中颇为重要的方面，而且围绕着它们之间的这些宗教关系而形成的国际关系结构又为这些国家的外交提供了某种具有规定性的关系框架；不仅如此，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思想价值和一系列外化的宗教信条和戒律对西方国家的违纪行为、外交理念和外交的目标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影响,因此几乎可以说是基督教和现代民族国家一起催生了西方国家的近代外交。如果我们不是教条化地去看待宗教，而是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宗教的价值，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宗教其实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特别是基督教,它是西方文明的源泉之一，它对形塑西方的社会结构及其基本思想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历史悠久，底蕴丰富，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已存在了两千年左右，其对整个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也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连。自基督教出现以来对西方国家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着影响，在基督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渐积淀出自己所特有并深受基督宗教影响的文化传统或称之为西方人文精神，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定式，这种内在文化和精神的蓄积、升华，最后表现为一种外化于社会的客观形式，深刻影响着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模式，基督宗教正是通过文化这一中介而作用于现实的西方世界，正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的那样:“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不准确地了解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而基督教对西方国家的影响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本文仅系统地论述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一方面的影响即基督教对西方国家外交的影响，本文所论述的时间段按中国传统的分期方式称为近代即中世纪以来直到二战结束前的历史时段。
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信仰时代开始了,连同它所孕育出来的全部产品,都不再重复希腊罗马文化的古典风格，在基督教精神的笼罩下,这里仍然有由大海和田野风光孕育出来的古希腊式的浓郁诗情和古罗马帝国的制度,只不过日耳曼人的生命活力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成了时代最强的声音,蛮族部落文化与基督教结合的后果是创造了一种骑士尚武精神与基督教受难、赎罪观念的奇怪混合,暗示出原始活力同禁欲精神相抗衡的悲剧主题。正像人文主义者笔下的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在整整一千年中,欧洲人一直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深刻矛盾,他们既痛苦又无奈地同包括自己在内的周围一切进行永无休止的战斗。”[1]中世纪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文化形态,但同时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则起源于这两种结构的间隙”,作为一种“超越性意识形态”, “它的改造能力并不只限于造就一种罗马—日耳曼的融合体。”[2]
基督教的力量是神奇的，它创造性的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版图，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家都是政治宗教实体，基督教把西方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跨大西洋的联盟，可见基督教在塑造西方社会的作用是强大的。基督教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不可驾驭而产生的一种意识现象，是人类对于支配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督教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历史性。基督教是一种社会实体，它有同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宗教组织、宗教行为规范,基督教是人类文化史的特殊现象,它与世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它是整个社会体系的结构要素之一，同其他各种社会要素发生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这就使它在社会体系中总是占有一定的地位，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同其他相关领域发生相互制约的关系，所以作为西方国家的外交不能不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对西方国家外交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表现为基督教为近代西欧国家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原初的秩序基础；基督教世界内部关系构成近代西欧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方面；基督教伦理为近代西欧国家外交交往提供了早期的行为规范；基督教所彰显的一些价值构成国际法原则的重要来源；基督教的民族性为近代西欧国家外交注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基督教充当了近代西欧国家扩张性外交行动的手段和工具。从中可以得出：一方面宗教构成作用于外交领域的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力量，另一方面宗教也依靠外交领域获得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条件和动力，基督教的外交功能就在这些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这也是基督教能在西方国家外交中长期存在重大影响的一个宏观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3-124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