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与中国外交新格局
江泽民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积极实施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方针，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从近代中国的《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从李鸿章到北洋政府，旧中国外交到处被烙上了“屈辱外交”、“赔罪外交”、“媚外外交”和“不平等外交”的标记，千年帝国的衰败及所受的灾难，恰恰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这句国际关系中的名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对外开放的中国外交新形象。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深入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积极实施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经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制裁，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大作文章、攻击中国，以图在政治上孤立并削弱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达到“以压促变”的战略目的。面对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1990年，江泽民在回答香港《紫荆》杂志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对外开放称之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江泽民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在日理万机的同时，每年都要出访，不远万里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访问，广泛宣传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一系列出访，江泽民倡导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推动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在一个个重大外交行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新加坡和韩国建交，恢复与印尼的外交关系，进而同南非、巴哈马、圣卢西亚、尼日尔、中非等国建交或复交。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增进了传统友谊，扩大了合作范围。在中国政府的倡导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成功召开，来自非洲的4位国家元首、非统组织秘书长和45个非洲国家的部长级代表出席了会议。江泽民在会上提出的加强中非合作、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及《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为中非构建新型的南南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国外交也是当今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96年，中国同俄罗斯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一种“积极模式”，它带动了新的中美俄三角战略关系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国与美国及欧盟、法国、英国、德国、东盟、日本等也相继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各种伙伴关系。
中国还在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大国的作用。1997年亚洲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为支持受到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总额达45亿美元的援助，实施了一项“超出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这项举措被法国媒体赞誉为“中国起到了锚的作用”。在东亚地区一些国家货币连番贬值的情势下，中国政府毅然承担了风险，坚定承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扬，中国被称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稳定岛”。
发展多边外交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侧重点。自1993年起，江泽民连续9次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与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弘扬多边合作发展精神。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历了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自1990年以来，我国多次挫败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20世纪90年代，中国还同所有邻国建立或恢复了正常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同时，善于从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中开拓创新。
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思想；邓小平则在80年代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江泽民在90年代，为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了“新安全观”、“世界多样性”、“互利互让的双赢”等原则，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在外交实践上，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基础上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正式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首倡了以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和共同发展为标志、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俄罗斯《独立报》称“上海合作组织”是“大国与小国之间不损害小国关系利益的典范”。
为推动建立这一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江泽民不辞辛劳，频繁奔走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积极协调各方立场，同各国元首就共同维护本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达成一致，为该组织的诞生和开展有效的政治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泽民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体现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和独具魅力的领袖风采
“2001年《财富》全球论坛”在中国香港举行，面对出席《财富》论坛的世界各地的精英，江泽民充分展现了他的领袖魅力，他说；“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更加积极的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他的讲话高亢激昂、掷地有声，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激动地说，领导中国，开创未来，“需要远大的目光、过人的气魄、创新的精神和坚毅的决心。这些特质，江主席都向我们一一展示了”。
2001年5月，江泽民在第三届亚欧二十五国外长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十分精彩，他说：“亚洲和欧洲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相互交往源远流长。古代的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欧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亚欧会议应构筑起新的‘丝绸之路’，积极促进新世纪亚欧文明的交流，使亚欧各国在发展本民族文明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番话言语不多，一语中的，真知灼见，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亚欧合作所寄予的厚望，赢得了与会各国外长的高度评价。
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用俄语向科学家发表演说，讲话十分具有亲和力，演讲人同听众敞开心扉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使会场气氛达到高潮，取得了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的最佳效果。
江泽民在2001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上还向“论坛”赠诗一首：万泉气象新，水阔晚风纯。四海群贤聚，博鳌更喜人。
对外交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把握，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江泽民的外交艺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后，江泽民充分表现出中国领导人在处理这类棘手外交问题上的能力。他在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同时，冷静地指出中美之间没有对抗的必然性，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美国怎样对待中国，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有反华势力因素存在，但美国也有主张发展美中关系的力量。
由于江泽民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艺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
在人类社会步人21世纪时，中国外交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关系。仅党的十五大以来，通过党际关系渠道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就达700多批4500人。
今天，我国的首脑外交、大国外交、多边外交、周边外交以及民间外交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精彩纷呈，这种全方位外交使得“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近中国”已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不争的事实。
（张源荐自《中华儿女》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