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发生在莫斯科图什诺机场摇滚音乐会上的恐怖爆炸事件带给人们的震惊还未消除，8月1日在莫兹多克市一家军医院又发生严重自杀性爆炸袭击。
自去年年底以来，车臣非法武装在俄罗斯境内掀起了新一波恐怖主义袭击狂潮。政治暴力事件特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在俄罗斯社会乃至周边国家造成的影响至今难以消退。新近发生的一起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规模、手法、烈度等方面不断升级，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销蚀作用。它们就像政治瘟疫，其毒化作用仍在发展。
为什么车臣恐怖分子的气势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嚣张？的确，发生在俄罗斯各地的车臣反政府恐怖主义活动，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俄罗斯国家发展史中民族关系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症结。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衬托近期俄罗斯车臣恐怖活动升级的地区形势和国际政治背景。换句话说，车臣恐怖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当今世界存在着的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一部分反映，也是欧亚地区诸多特有地缘因素在目前国际关系大气候下受到激化的具体体现。——许 涛
历史甩给普京的“包袱”
蒋莉
俄罗斯人与车臣人的历史积怨由来已久，可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沙皇俄国向外扩张，派兵南下征服高加索地区，遭高加索穆斯林的强烈抵抗，车臣成为沙俄在北高加索地区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沙俄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才于1859年征服车臣，并将其纳入帝国版图，同时也在被征服为“臣民”的车臣人心中埋下了仇视俄国人的种子。
历史上，苏联政府曾对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使他们的利益长期受损。卫国战争后期，车臣和印古什两个民族甚至被强行放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被撤销。直到1957年，苏联才给车臣人“恢复名誉”，允许他们重返家园。
长期的民族压迫、歧视以及错误的民族政策给车臣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也强化了车臣人的叛逆性格，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敌视和仇恨越积越深。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政权后，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使本已摇摇欲坠的联邦体制遭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苏联各地掀起一股强劲的独立浪潮，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在这场独立运动中，车臣民众也从此告别了平静的生活。
80年代后期，以杜达耶夫为首的分裂势力宣布车臣独立之初，正值苏联上层争权夺利最为激烈之时，社会局势持续动荡。中央政权对各地区的控制能力被大大削弱，根本无暇顾及车臣问题。加之北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民族矛盾最为复杂和敏感的地区，苏联当局不愿面对现实，而是有意回避，任车臣民族分裂势力发展壮大，结果养虎遗患。
叶利钦执政后，提倡所谓民主政治，盲目扩大地方自主权，并对地方领导人许诺：需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走多少主权。这普遍导致地方要求扩大自主权、寻求中央拨款，却不向中央上缴财政。车臣分裂当局几乎把中央的拨款全部用于武装队伍，并强行占有俄军撤走后留下的大批军事装备，既不签署俄联邦各主体1992年3月缔结的《联邦条约》，也不参加1993年12月俄联邦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新宪法全民公决。车臣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
由于俄当局对车臣问题分歧严重，导致政策多变，错过了解决车臣问题的最佳时机。1994年底被迫出兵平叛时，俄军又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时任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曾说，只需一个伞兵团两个小时就可拿下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结果俄军付出惨重代价。第一次车臣战争以俄军失利而告终。
普京当局的车臣政策也存在一定疏漏。普京出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出于政治需要，在车臣问题上立场十分强硬，以“铁腕”树立威信。但当选总统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外交等事务，在车臣问题上却未采取进一步举措，致使车臣问题久拖不决。在去年的总统咨文中，普京再次称车臣战争已经结束，但莫斯科人质事件及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恐怖爆炸案表明，车臣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大有反弹之势。
普京出于稳定政局和竞选的需要，今年年初以来再度调整车臣政策，促进车臣举行全民公决，签署大赦令，实际上是向选民传递车臣即将实现和平的信息，以使自己在车臣问题上变被动为主动。但车臣极端分子并不买账，他们拒绝承认全民公决结果，对大赦令更是不屑一顾，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恐怖活动，普京对此尚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根治办法。目前，车臣处于一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加之俄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自普京对车臣开战以来，俄军死亡人数已达4500人，伤1.5万)，士气严重受挫，俄国内反战情绪不断上升，有41%的俄罗斯民众对当局解决车臣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
堵死了自己的路，也把俄罗斯逼上绝路
孙渤
历史似乎对于车臣民族过于苛刻，使他们多次失去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民族的机遇。然而历史还告诉人们，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在车臣丧失的机遇中，既有别人褫夺的，也有自己丧失的。这也只能从车臣民族自身寻找原因了。
距车臣东部不远，隔着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有一个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这里居住着欧洲惟一的佛教民族。其祖先是土尔扈特蒙古人。17世纪初叶，因受到准噶尔人的排挤，土尔扈特部远迁高加索。1771年，因不堪忍受沙俄欺压，又听说准噶尔部已被剿灭，土尔扈特大部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历时近一年、行程近万里，重归故土。而留在北高加索的那部分人，则自称“卡尔梅克”，即“留下”之意。他们对俄罗斯人同样没有好感，但是，他们选择了留在俄罗斯帝国内，毕竟帝国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
如果说，卡尔梅克人信仰佛教，比车臣人相对温和，那么另一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鞑靼人也信奉伊斯兰教，要说与俄罗斯人打仗的资格，哪一个民族都比不上鞑靼人。他们从10世纪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开始，就一直是俄罗斯人的死对头。卫国战争中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流放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原21个自治共和国中，只有两个拒绝签署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一个是车臣，另一个就是鞑靼。一直拖到1994年，鞑靼才在2月15日——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签署了这项条约。同时他们争得了非常优厚的条件，税收基本上不用上缴，而联邦政府还要保障他们的外部安全。这种俄式的“一国两制”形式，是一种双赢，是俄在民族政策方面的巨大进步。
曾有人劝车臣首领杜达耶夫仿效鞑靼人，但他一口拒绝：“宁可吃草，也要独立。”这是车臣民族性格的活生生的写照，也从根本上堵塞了车臣人利用和平手段争取民族权益的路，同时也把俄罗斯逼上了绝路。这样做是否就符合车臣民族的根本利益呢？
高加索的崇山峻岭蕴育了车臣人的剽悍性格，广阔的大地培养了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车臣问题使这两个性格最强的民族碰撞出火花，谁都不服软，谁都要占上风。第一次车臣战争车臣人占了上风，叶利钦不得不与车臣和谈，但俄罗斯人心中不是滋味，于是有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等普京占了上风要传递和平信息时，轮到车臣人不干了，于是有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怖活动。车臣问题陷入了一个怪圈。
地区环境“助纣为虐”
许涛
遏制恐怖主义瘟疫的非军事化因素
作为与传统的国际安全威胁因素有重大区别的国际恐怖主义现象，从其生成条件、实施过程到影响途径，都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从冷战结束到目前为止，国际恐怖主义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恐怖活动主体与客体的普遍非政府化和非军事化。这一方面体现了国际恐怖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泛”化和非常规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力量不对称前提下极端主义因素积累的临界状态。
包括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各国在内的欧亚地区在承受了苏联解体等重大地缘裂变的冲击后，尽管经过了10多年的恢复，各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却仍然十分脆弱，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区(如俄罗斯的车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等地区)居民的贫困、失业状况严重。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恰恰利用了这些地区不断上升的极端主义情绪和民众复杂的民族、宗教心理，企图制造针对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动荡，以期达到明确的政治目的。
所以，各国政治家们均认识到，军事打击对于反恐斗争来说只是暂时有效的一种手段。全面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瘟疫，除了有力的军事打击和震慑外，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打击与恐怖势力有关的其他犯罪活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各国政治稳定水平等，才是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深层面措施。
大国利益角逐下的“盲点”
9.11事件后，反恐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生活的主题，同时也成为各国际政治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实用的借口。美国在2001年国际联合反恐军事行动中实现了在阿富汗和中亚各国驻扎军队的计划，北约随后跟进。目前，西方国家的驻军已达到了数千人，冷战后勉强维持的欧亚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原有的各种地缘政治因素被进一步激活。
俄罗斯担心失去对最后安全缓冲地带的控制力，充分运用自己特有的地缘优势，力保经过冷战大退却后仍在欧亚地区仅存的政治、军事利益。去年10月，俄罗斯空军抢占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附近的坎特机场，与近在咫尺的美国驻军形成“零距离”对峙。接着，俄罗斯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升级为正式的军事联盟；今年5月，又决定成立这个军事组织的联合司令部，并通过中亚各国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对俄罗斯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的依赖，继续维持对欧亚地区安全事务的发言权。
然而，北约军事集团当然不愿就此失去在欧亚地区已花费高昂代价开辟的战略空间。就在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之前的7月8日，北约空军司令约翰·多拉中将访问了格鲁吉亚，与格商讨了利用格空军基地建立“阿瓦克斯”空中电子侦察系统的事宜。据俄罗斯军事专家介绍和分析，这一系统一旦投入使用，将使北约的空中侦察范围由里海南岸、土耳其周边推进至高加索山脉以北200公里纵深。如果与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即将建成的防御性军事设施连接成一体，北约的空中侦察能力将覆盖大部分中亚地区及黑海和里海地区。明眼人不难看出，在一阵反恐的开场锣鼓之后，欧亚国际政治舞台上却演绎起了新的一场“大角逐”。在大国势力实用的地区战略目的面前，欧亚各国所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因素自然就退居到第二甚至第三位了。
正是由于这种大国集团与地区国家之间利益上的差异，加之地区力量对比一再变化引起的安全格局失衡，在以大国势力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板块之间存在缝隙，欧亚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得以继续生存和繁衍，并伺机通过一系列新的恐怖活动以示存在和扩大影响。
今年以来，塔利班残余势力趁着阿富汗临时政府尚未对全国实行有效控制，在边远省份又形成了有组织的秘密活动，并扬言要在4月初发起“春季攻势”；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被击溃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又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聚集起来，叫嚣要重返乌兹别克斯坦，解放在政府监狱中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期间，一些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利用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在俄罗斯、中亚各地煽动反美情绪，并鼓动签名活动，声称要组织“志愿军”，参加反美“圣战”；活动诡秘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势力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蔓延，今年五六月甚至出现在莫斯科，并且已明显地表现出准备从事恐怖活动的迹象。面对整个欧亚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我们不能不看到其对俄罗斯车臣恐怖主义活动所构成的总体环境氛围和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