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宗羲的民本政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黄宗羲的民本政治思想中的以民为本、制衡君权、重视制度等合理成分，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改善民生、约束权力与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以民为本；民生建设；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15）01-0060-05
从商周至明清的三千余年之中，君权、君民关系、治国之道等一直都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研究对象。随着明清之际君主专制权力发展到顶峰，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以及政局持续动荡，一批启蒙思想家立足新的社会背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黄宗羲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黄宗羲生逢明末乱世，明察时弊，沿着传统的民本思想路线，以天下为公的民本学说为理论内核，系统地反思了君权、君民、君臣等事关国体的问题，提出了包含分君权、设学校、建方镇在内的一整套政治维新方略，成为“树立清代学术系统之宗师”[1]。即便以现代视角观之，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直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萨孟武先生便认为：“梨洲的思想若能贯彻下去，结论应为民主共和。”[2]所以，在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语境中，通过深入探析黄宗羲的民本政治思想，并结合社会现实发掘其思想所蕴涵的时代启示，便成为颇具理论与实践意义之事。
一、黄宗羲的民本政治思想之源：民本传统与明清变局
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带有前人与时代的印记，黄宗羲也不例外。就治学与修身之道而言，黄宗羲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主张心性统一。在政治思想方面，其理论之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及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剧变时代。
作为明末清初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诚如秦晖教授所言，“黄宗羲实际上是以先秦法家专制形成之前的民本思想资源，作了独创性的、几乎可以说是准近代化的发挥”[3]。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关于君与民何者为本这一基本问题存在两条思想主线，一条是将君权的源起与合法性诉诸上天和神性的君本论，另一条则是重视人民的力量与政治作用，将人民作为国家根本的民本论。民本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周公的敬天保民说，其后孔、老、墨诸子均有所论及。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旗帜鲜明地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并发展起保民、养民与教民三位一体的民本理论体系。后世民本学说大都依此而来。整体上看，我国传统民本思想以人民意愿为思考起点，重视满足人民利益诉求与实现人民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约束专制皇权、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客观历史作用。当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着手批判专制皇权之弊、重构君主与人民的关系结构之时，传统民本思想很自然地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活水源头与理论武器。
在时代背景方面，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土壤。首先，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巅峰，君权空前膨胀，但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社会也在走向没落。明末政治衰朽、弊政连连、民不聊生，终而引发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给了日薄西山的封建社会以沉重打击。在此政治危机背景下，黄宗羲等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专制之害，积极寻求变革之道。其次，明代中国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大量的手工工场，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初步产生。经济结构的变化引发了社会利益结构与力量结构的变化，带有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市民阶层强烈反抗封建专制的压榨和盘剥，频频掀起市民暴动，这就促使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第三，随着宋代以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市民生活日渐变得活跃多彩，一种描绘世俗人情、展现市井生活的明代市民文艺出现，[5]人文因素逐步增长，再加上西方文化逐渐流入中国，外来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对传统人文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些因素都对黄宗羲等思想家的民本思潮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黄宗羲民本政治思想的言说：以民本为基础的政道与治道
明代通过废相、建立厂卫机构等一系列举措大大地强化了皇权，私天下与家天下程度进一步深化，君主私欲与偏好成为政治生活的决定因素与判断标准，以致君权的合法性基础大为削弱，政局动荡不安。有鉴于此，黄宗羲在批判君主专制之害的基础上，深入思考了政与治两大问题，重构了君民与君臣关系，并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之道。学界普遍认为其为一种超越传统民本学说、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新民本思想。[6]
立足民为国本这一基本点，黄宗羲摒弃了“君权神授”的神秘主义路线，将君权的产生归于履行“抑私利、兴公利”[7]的责任的需要，认为“最初的君主是天下的公仆”[7]，事实上提出了一种义务论的君权起源说。在此论说基础上，黄宗羲以天下为公为原则，对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君—臣—民框架中的道德与制度批判。首先，专制君主为满足一己之私不惜涂毒天下苍生，即“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淫乐”[8]（P21），背弃了君主理应担负的仁义之责。其次，专制君主以家法取代公法，并且由于法度缺少正当性，以致“法愈密而天下愈乱”[8]（P21）。第三，君主专制制度对于“君为臣纲”的强化严重扭曲了君臣关系，致使臣下完全沦为君主个人的奴仆，政治决策皆出于帝王一人，大臣只是照本执行，最后导致政治衰败。面对这种君民与君臣关系的异化，黄宗羲对这两种关系进行了民本主义的重构，发展出以天下为公为内核的君民与君臣关系新论。其君民关系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命题。黄宗羲认为以天下为私产的君主专制王朝必然走向覆灭，因而天下治乱的标准“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8]（P14）。这实际上旗帜鲜明地主张以天下之利与人民福祉作为君主治国理政的优劣判断标准。在君臣关系方面，黄宗羲同样贯彻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认为臣子出仕的原因不是为了效忠君主，而在于为天下人民谋取福祉，“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8]（P13）。并进一步提出，符合天下为公的君臣关系应是一种基于分工与共治以造福人民的师友关系。有当代学者将之视为一种初步具备近代民主意义的协同治理君臣观。[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