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当代意义
核心观点：草原丝绸之路是在整个“丝绸之路”体系中形成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久、路程最远的人文通道，草原文化则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绵亘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作为欧亚草原人类迁徙流动的大通道和连接东西方的大陆桥，曾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它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使之形成一个个性鲜明、形态多样、范围巨大的区系文化，并为其不断注入新的异质文化元素，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和活跃，将整个草原文化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推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缩小了文化差异，从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草原文化走向发展巅峰。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思路，很快得到沿路各国的积极响应，成为21世纪区域性国际合作的重大标志和趋势。“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共识之上，为沿丝绸之路各国之间重新架起了一道空前宽畅的桥梁，是草原文化当代发展的广阔平台，也是内蒙古文化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
草原丝绸之路是在整个“丝绸之路”体系中形成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久、路程最远的人文通道，东起蒙古高原东部边缘，西经南西伯利亚、中亚，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东欧的喀尔巴阡山脉。这条狭长的草原通道除了局部有山脉丘陵以外，地势较为平坦，生态环境基本一致。相同的纬度，特征相似的生态环境，不仅使欧亚草原有了地理上的连续性，而且也有了人文传统上的相似性，自然地形成一个在形态、内涵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区系性历史文化——欧亚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草原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而草原丝绸之路沿线曾是草原文化最集中分布、最繁荣发达的核心地带。绵亘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作为欧亚草原人类迁徙流动的大通道和连接东西方的大陆桥，曾经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
一、草原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一）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容，促进了草原文化自身发展
欧亚草原从贝加尔湖绵延至多瑙河畔，从黑海北部到中国长城以北，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区域。在这一广阔区域自古以来居住着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语言、种族上相互交叉、联系多样的诸多草原民族。他们既是原始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同时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发展者。我国历史上的古代戎、狄和匈奴、东胡、鲜卑、柔然、乌孙、丁零、回鹘、突厥、契丹、蒙古等北方草原民族，中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古代息姆米里人、斯基泰人、萨罗马特人、萨尔马特人、阿马松人、萨迦人、伊塞顿人、雅利安人、月氏人以及讲伊朗语、波斯语、萨拉夫语的不同民族、部族在这广阔的草原通道上东来西往、南北迁徙，不断地交错融合，建立各自的政权和一个个横跨欧亚的草原帝国，不断丰富草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使之形成一个个性鲜明、形态多样、范围巨大的区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草原丝绸之路就是草原文化自我发展的绿色长廊。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以草原文化为人文基础，而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繁荣又反哺着草原文化，为其不断地注入新的异质文化元素，促进其自身的发展。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这一人文经济桥梁，来自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在此相互碰撞融合，不断融入草原本土文化，使其更加开放、多元，再生出很多新的文化和文明形态。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冶炼技术、家畜饲养技术、小麦种植技术和最早的黄金饰品、车马器都在这里诞生，尤其是起源于西亚的家畜养殖技术，经草原通道向东西方向延伸，最终孕育出波澜壮阔的游牧文明，缔造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草原帝国，为人类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将整个草原文化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
（二）推进东西方文明，南北文化的交流，提升了草原文化的自身活力
草原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路程最远、支线最密的商贸网络，同时也是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国际化文化走廊。西方和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经济作物、珠宝、艺术品和天文、数学、音乐、舞蹈传入中原和北方；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玉器以及四大发明和农耕、建筑技术传向西域、西方和北方草原，从而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沿丝绸之路各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和亲、朝贡制度和丝绸、皮毛、茶马交易，不断加深南北文化沟通，使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始终积极地接触和接纳不同异质文化，不断完善和丰富自身体系，壮大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生存活力。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多元的文化，使草原文化更加强盛和繁荣，最终发展成影响深远、个性鲜明的世界性文化。曾在草原文化历史上出现过的诸如匈奴、突厥、辽、蒙元、波斯等横跨欧亚的草原帝国，诸如北魏平城、辽上京、元上都、哈喇和林、布哈拉、撒麻儿干等国际商贸大都和遍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商业城镇和通向欧亚的驿站信息体系，风格独特的草原艺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贯通南北的“参天可汗道”，风靡中原的“胡风”潮流，以及天人相谐的人文精神、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等都是草原文化内在活力的彰显，也是草原丝路文化发展强盛的重要标志。
（三）缩小文化差异，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使草原文化走向发展巅峰
草原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极大地拉近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缩短了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使东西方的文化联系和文化融合不断加强，形成了很多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天各一方的东西方商人、僧侣、使者、传教士和文人、军人、百姓带着各自的文化，沿丝绸之路频繁穿梭、迁徙、互动，彼此交错和交融，逐步改变着东西方的经济、文化结构体系，甚至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格局。向西传播的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和“四大发明”，广泛影响了西域、西方的经济和文化，催生出西方特色的丝绸、瓷器、茶叶产业，甚至引发了争夺丝路商道的罗马与波斯、突厥之间的战争。经西域传入中原和北方草原的佛教深度影响中国文化，再造出与中国传统宗教完美融合的“北传”佛教及其文化艺术体系，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在佛教的东传过程中，草原民族起到了积极的中介、传播作用，出现了诸如龟兹、回鹘、鲜卑、契丹、蒙古等众多的佛教信仰民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体系，也为亚洲佛教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独特贡献。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拓展，加速了东西方民族间的融合，缔造出很多新的民族和文化共同体。汉唐盛世的出现和我国历史上的匈奴、突厥、柔然、契丹、蒙古等草原民族的不断西进，对欧亚大陆的民族构成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匈奴的西迁撼动东罗马的统治，打破拉丁语世界的原生格局，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新浪潮。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和民族纳入麾下，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的交往、融合打开一个无障碍的绿色通道，重新整合了沿草原丝路国家和民族格局，使整个蒙古高原和中亚变成蒙古、突厥语世界，把草原文化推向历史巅峰，为整个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带来了历史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