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个国外援建的慈善机构
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外援建的慈善机构——天津SOS儿童村迎来20岁生日之际，国际SOS儿童村组织主席库廷先生专程来津参加庆典活动。回想当初建村历程，时任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处处长的王笑先生感触颇深。在6月23日已故SOS儿童村组织创始人格迈纳尔先生诞生日这特殊的日子里，王笑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建村的前前后后。
两封来信
1983年，改革开放虽然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但我们对国外慈善事业发展情况仍然所知甚少。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国外慈善机构大多持怀疑态度，不敢主动接触。国内民间慈善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
一天，民政部城市福利司发来通知，称有一个国际民间慈善组织——SOS国际儿童村，以家庭的形式收养孤儿，天津市能否接受援建。当时我们对该慈善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时任市民政局局长的范宝俊同志，刚随民政部崔乃夫部长访问北欧等国回来，对欧洲社会福利事业的情况有新的认识。在接到通知后主动与民政部取得联系。民政部当时对该组织的全面情况也没做过实地考察，只是将外交部收到的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两封来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我们。市民政局责成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进行研究，草拟意见。
两封来信，这就是当时获得的惟一资料，成为我们了解SOS国际儿童村的全部信息来源。
范宝俊局长和我对这两封来信进行了反复阅读和认真思考。从两封来信中得知，“SOS”是国际的救援信号，SOS国际儿童村组织是奥地利医生格迈纳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救助孤儿的慈善组织。它通过募集善款，招募愿意把爱献给孤儿的独身女性做妈妈，组成没有丈夫的家庭抚养孤儿。该组织已在100多个国家建村，主要是贫困和发展中国家。因资料有限，信息不足，对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也无法询问任何人，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填补其中的空白。经过几天研究，在我们的头脑中初步形成了儿童村的轮廓，草拟了初步意见。经市民政局审查，并经市领导同意，正式报告民政部——天津市接受援建。我国解放后接受国外援建的第一个慈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洽谈和筹建过程。
接待来访
天津市表示愿意接受援建后，民政部通过外交渠道很快发出了邀请。设在维也纳的SOS国际儿童村组织总部也很快接受了邀请，决定赴我国进行实地考察。具体日期确定后，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这是建国后天津市民政局首次外交活动。由于长期与国外隔绝，对此十分生疏，不知从何入手。在市“外办”精心的指导下，经各方齐心协力，一切准备就绪。
时间一天天迫近，心情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这是很新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成功了，对促进同国外交流，发展天津市的社会福利事业，一定会有很大帮助；忧的是缺乏经验，怕谈不成空欢喜。心里忐忑不安，七上八下。
1983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民政部有关领导的陪同下，SOS国际儿童村组织总部一行数人亲临天津市，除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格迈纳尔先生外，还有常驻曼谷的亚洲地区负责人库廷先生和一位财务主管。
根据预定方案，到选址现场察看，到一些单位参观，进行得都比较顺利。最关键一环是审查我们对援建儿童村的设想方案。在天津宾馆一间会议室里，双方进行会谈。当我刚谈完对儿童村组织结构的设想时，格迈纳尔和库廷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站起身插话。
来宾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们很震惊。由于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室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等到翻译说出“你们的想法完全符合我们的建村原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都露出了笑脸。格迈纳尔和库廷先生的赞扬使我们喜出望外，对在天津建村充满了希望。
儿童村的建村原则，以前并没听说过，虽然感到歪打正着，但仍朦朦胧胧。后来才弄明白，四原则是：由若干户家庭组成一个村；村里有村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每户有七八个孩子，以兄弟姐妹相称；每家有一个专职妈妈，她要把全部爱献给孩子，在儿童村期间不能有其它家庭。
接下来，对如何建村很快统一了认识，达成了意向。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浑身倍感轻松！
出访泰国
1983年底，我随范宝俊局长参加民政部在漳州召开的全国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改革会议，绕道深圳返回市民政局后，即接到民政部出访泰国的通知。我们心里十分高兴，感到建村的事已成定局，我国第一个国外援建的慈善单位即将诞生，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时间紧迫，我随即投入了出访前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我登上了飞往曼谷的泰航航班，同行者还有民政部社会福利司的刘处长等共六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飞行，于当日晚上抵曼谷机场。在北京登机时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下飞机时热风扑面，花香满地，已是另一个天地。
我们走出机场时，SOS国际儿童村组织常驻曼谷负责亚洲事务的库廷先生在机场出口迎接我们，同来迎接的还有曼谷儿童村的村长。他们把我们迎进机场接待室，给我们每人佩戴上鲜艳美丽的花环，简短交谈后便驱车奔赴儿童村。
在高架桥上穿过灯火辉煌的闹市区，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因已近深夜，儿童村里静悄悄，除了池塘里不时传来几声蛙鸣和屋檐下壁虎的怪叫声，村里没有一点声响。
在曼谷七天时间里，我们一直吃住在儿童村，既没住豪华的宾馆，也没去高级餐馆用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儿童村和青年村（儿童村里长到14岁的男孩子离开家到这里来，过集体生活）的建筑、设施、机构设置、制度建设、日常管理和各户的日常生活。当时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比我国快六年左右，加之奥地利的先进管理，又是第一次出国，我们感觉一切都很新鲜。
儿童村把我们分到各户，同孩子、妈妈们一起吃了一顿泰国家常饭，亲自体验了儿童村的家庭生活。因语言不通，无法进行交流，比比划划打哑语，很是着急。于是孩子们鼓掌欢迎我唱歌。盛情难却，我便高歌一曲，作为对儿童村孩子的祝福。
在泰国期间，我们还拜访了地方政府官员，走访了曼谷儿童村的董事长。那是一位年过花甲的女企业家、慈善家，一直慷慨解囊，鼎力资助儿童村。此外，还同十多位热心慈善事业的华人企业家共进晚餐，畅谈友情。
在泰国期间，除了亲临儿童村，感受儿童村的生活外，最大的感受就是慈善事业需要雄厚的资金作后盾。第一次身处异国他乡，深感祖国繁荣富强是多么重要！
在泰国最后一个晚上是在儿童村院内同全体村民一起共度圣诞之夜。绿草地上，大家席地而坐，同孩子们一块跳舞、做游戏、抽奖。舞姿婆娑，笑语喧哗，篝火熊熊，映红了夜空。当晚会快要结束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拥向火堆。扒开余烬，露出红彤彤的水桶，掀开水桶，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定睛一看，是一只插在铁棍上的鸡，冒着热气，泛着油光，我们与孩子们一同吃了起来。晚会后，大家余兴未消，带着笑容进入了梦乡。
当时在国内还不时兴过圣诞节。没想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圣诞节竟是在国外，感受的是异国情调。次日，怀着圣诞节的余兴和对明天的渴望，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筹备建村
在我市和烟台各建一个儿童村的意见定下来以后，我们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千头万绪，从何抓起？
因是民间慈善事业，政府只是协助，所以按照总部意见首先成立了中国SOS国际儿童村协会天津分会，范宝俊局长任会长，我任秘书长，按照工作程序，先进行村政建设，选任了村长、秘书、会计和其他工作人员。工作人员逐步到齐后，进行了分工，有的负责基建，有的负责“妈妈”的招聘和培训，有的负责寻选孤儿。各司其职，齐头推进，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1984年11月，儿童村奠基，格迈纳尔和库廷先生第二次来津，参加了奠基仪式。
儿童村的建筑是每户一幢公寓小楼，共18幢，加上村长住宅和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共计8680平方米。建筑式样新颖美观，由天津市最好的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承建施工。
工作量最大的是招聘和培训“妈妈”。消息一公布，报名者蜂拥而至，在几天时间内就有100多人前来应聘。我们请来天津市最优秀的幼教专家，帮助儿童村物色精选未来的“妈妈”。看资料、面试、审查历史，最后筛选出12人进行培训，请专家授课，从婴幼儿的心理发育，到日常生活护理，从理论上武装“妈妈”们的头脑。
按我国的政策规定，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院只收养城市孤儿。儿童村是国外援建的民间慈善机构，所以就打破这个政策界限，派人到四郊五县去寻找。结果数量有限，满足不了儿童村需要。经民政部介绍，我们赴河南省，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招满了孤儿。
孤儿找到了，培训班也快要结业了，基建工程亦接近了尾声，紧接着便购置各种生活必需品。生活用车从国外进口；大批生活资料源源不断运进儿童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国第一个国外援建的民间慈善单位就要诞生了！
落成庆典
在天津市儿童村建成之前，1986年SOS儿童村组织的创始人格迈纳尔先生不幸逝世，在儿童村成长起来的库廷先生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1986年10月，天津儿童村建成并开始收养孤儿，1987年5月，库廷先生率团来华参加我市儿童村落成典礼。
典礼的这一天，18座小楼拔地而起，粉刷一新，熠熠生辉。气球、彩带、红旗迎风飘扬，孩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个个喜气洋洋，妈妈和工作人员也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民政部崔乃夫部长和副市长吴振亲临庆典并视察了儿童村。
在落成典礼上，由范宝俊局长汇报了儿童村建设情况，我宣读了捐助儿童村的单位和个人，民政部和市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工作人员和“妈妈”们也表了决心。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优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在新的天地里茁壮成长。他们欢呼、雀跃，笑得合不拢嘴，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我国国外援建的第一个慈善机构终于诞生了！它是我国慈善事业同国际接轨的第一步。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就必然会有第二步，第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