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视角下资本主义的精神原动力发展机制探究
摘 要：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宗教伦理视角研究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机制，主要包括天职观对社会劳动的作用机制、理性禁欲主义对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新教伦理对现代理性经济人的塑造机制等。同时其对于历史中精神文化因素作用的重视对于学术研究路径与现实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新教；天职观；理性禁欲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动力
一、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与韦伯的逻辑路径
在观察人类历史时善于思考者总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什么曾经高度发达的各国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发展出了理性主义，或者说，为什么在“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核算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早已存在于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国家之中了”的前提下[1]，只有西方产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之归功与在新教因素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
这种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原动力，是“西欧近代兴起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一套新的经济伦理规范和生活态度。”[2]其有别于不择手段追逐个人财富的对于“金钱的贪婪”，而是以精确到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理性化，谨慎又有远见地谋求资本的不断增值，并以“勤劳”“忠诚”“诚实守信”“节俭”“守时”等态度对待职业发展与人际交往。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1]
而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将这种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于由新教教义产生的新教伦理，即在宗教改革后由各新教教派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新的阐发，即“世俗天职观”、“理性禁欲主义”和“先定论”等宗教思想，在影响如何称义得救基础上对信徒思想产生一系列影响，在此机制下形成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诸如逐利合法、劳动神圣、分工合理、避免奢侈、诚信守法等精神动力与道德支撑。之后笔者将从天职观之于劳动力与社会分工、禁欲主义之于资本积累、新教伦理观之于理性经济人的塑造等方面探究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机制。
二、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宗教伦理机制
（一）天职观对社会劳动的作用机制
在新教各教派的接力改造下，天职观使得世俗劳动不再是“维持个体和共同体得以存续所必需的自然理性”或者一种“不能改变的必需品” [1]，而成为了一种在现世中增添上帝荣耀的神圣任务，这便将世俗劳动从不得不的实用工具变为神圣的信仰，严谨认真的劳动成为上帝给予信徒的神圣任务，“厌恶劳动就是不得恩典的症候” [1]，因而勤恳积极的参加世俗工作的精神在新教徒中扎下根基。这种勤劳精神一方面“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严谨、尽责又极为勤勉的劳动工人”（P178），并且这些工人十分充足又顺从地接受着自己的“天职”，另一方面由于“即使是富人也不能不劳而食” [1]，这种“以職业为中心的伦理观……塑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企业家”[3]，赋予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动力。这可以说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包括工人与资本家两方面的优质“劳动力”。
“天职观”中蕴含着对于劳动另一维度的诠释：“在路德看来那种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阶级分化和职业分工，是圣意的直接结果” [1]，这便给近代劳动分工的客观事实赋予了神圣化的意义，同时，“上帝召唤的并非是劳动本身，而是在履行天职时的理性劳动” [1]，所以“天职观”所要求地对于自身职业全力以赴的积极态度使得一种现代的职业道德观得以产生，“强调固定天职……为现代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 [1]，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
（二）天职观与理性禁欲主义对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
正如已经谈到的，天职观使得一种勤奋努力劳动的态度得到认可，另一方面，由于衡量一项天职是否博得了上帝的青睐，出了依据道德标准，“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在现实中也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私人的可营利性” [1]，而“当获取财富是天职中一项需要履行的责任时，那么它不仅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而且事实上是必须践行的” [1]，反而“对贫穷的赞颂相当于对上帝荣耀的贬损” [1]，因此打碎禁锢获利冲动的心理羁绊与道德镣铐，从而为理性获利提供宗教伦理合法性，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凭借的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提供了动力。
主要由归正宗与浸礼宗而产生的世俗化的理性禁欲主义在资本积累中发挥了另一个方面的作用，受天职观影响，“人类不过是受托保管因上帝的恩典而降幅于他的财富而已。” [1]而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使这些财产保值升值的责任感就会越发强烈，这便使得资本得以不断的被投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中，而免于“贵族化”而流于奢侈消费和沉淀在土地与房产上。
这是一种推动资本积累的双向机制：“当消费的限制与获利活动的解禁相结合，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凭借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 [1]
（三）新教伦理对现代理性经济人的塑造机制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新教伦理赋予了信徒一种积极努力完成世俗劳动、心安理得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思想。除此之外，理性禁欲主义与先定论要求信徒“保持他一贯的行为动机，并且依照这一动机行事，而不是凭情绪行事” [1]，“引领一种警觉而智慧的人生” [1]。这种教导的持续性要求使得“普通人的日常行为……摆脱了无计划无系统的特点并具有了冷静自制的理性特质”[4]，这使得信徒的现实生活被彻底的理性化了，而这种理性正是现代经济人的精神内核。
此外，预定论教义造成个人心理的孤寂而推进的个人主义精神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基础；清教徒对于《旧约》道德观的看重“有力地促进自明正直和克己守法的精神” [1]；浸礼宗接受的极具良知的行为方式，使得一种诚信道德获得生命力，同时抵制了追逐利益带来的物欲与道德滑坡。新教伦理培养了其活动主体的现代理性经济人，营造了其外部文化环境，推动一种资本主义理性经济秩序的构建。
三、启示——态度与观念作用的重新发现
新教伦理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构建发挥出物质激励与道德抑制两方面的作用：丹尼尔·贝尔形象地概括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受到了“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的推动。[7]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贪污腐败、奢侈浪费、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等道德滑坡问题，普遍的信仰缺失却使得经济发展面临人的异化即物质工具化的困境，阻碍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对此韦伯的《新教伦理》所提出精神文化因素之于经济制度构建的意义值得引起我们的清醒认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
[2]杨春学.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韦伯命题的历史评论[J].经济研究，1994（05）：74-80.
[3]江莹.试析资本主义精神及自我否定——读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安徽大学学报，2003（05）：83-87.
[4]戈士国.新教伦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支撑——解读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天府新论，2005（05）：44-47.
作者简介
邓岩（1997-），男，汉族，河北省廊坊市人，在读本科生，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中外政治思想史。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