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的“世界性”展现


  [摘 要] 北京在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上,确立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具有世界相对公认的城市内涵与品质,这正是世界城市的形式一致性的体现。现代世界城市是自觉建构的结果。但一座城市是否是世界城市,不在城市的自认,而在世界的公认。北京在地理与历史意义上已经是世界城市。但在经济、政治与现代文化的意义上,北京还必须经过艰苦的城市建设过程,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换言之,在城市的比较视野中,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要经历一个从城市发展与管理的主观定位到客观认可的转变过程,才能保证北京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上升为一座国家意义的大都市,再升华为引领世界城市发展趋势的世界城市。
  [关键词] 世界城市;城市定位;北京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4)01-0071-05
  北京是中国城市体系中具有首屈一指地位的大都市。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城市,它必须具有世界性。否则,作为中国的首都,它就不足以展现崛起中的中国以其中心城市的功能对世界发展所具有的动力效用。北京市政府对此有一个自觉,已经将建设世界城市为北京城市建设定位。[1]就此而言,探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城市定位所包含的复杂含义,就成为揭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这一举措所蕴含的人类城市史演进大意义的必须。
  一、世界城市的两种涵义:实质与形式
  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者说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是指那些在当代人类城市体系中占居决定性影响地位,发挥着引领人类城市发展走向和当下状态作用的超级城市(super city)。一般而言,一座世界城市在其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诸要素上,显现出它的特殊品质与地位,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呈现出超卓的地位。
  世界城市必须具有相当规模的支撑。但不是说世界城市一定是世界上超大规模的城市。世界上存在规模并不是很大,但确实属于世界城市的个例,比如瑞士的日内瓦。相反,有些城市的规模很大,但并一定被认为是世界城市,如人口规模非常巨大的墨西哥城,就属于典型。[2]世界城市在规模指标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城市结构指标。扼欧亚大陆要冲的伊斯坦布尔,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具有中心性地位,成为一定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就与它的地理位置相关。一座城市如果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尤其是对人类历史发挥过重要影响力,它也会被认为是一座世界城市。不过,历史上的世界城市,并不一定在当下就自然而然地被人们认定为现实的世界城市。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它对当下世界范围产生的精神影响、制度示范、生活方式制约,才是判断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世界城市的刚性指标。[3][4]在当代较为公认的世界城市中,它们的观念原创力非常明显。与此同时,一座城市的制度创新力,成为这座城市是不是世界城市的重要判断标准。这里所谓的制度创新力,指的是一座城市不囿于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而处在一种不断探索崭新的生产方式、技术手段、管理模式、行政进路、教育机制等等的活力四射的状态。试想当年伦敦、匹茨堡、芝加哥等重要工业城市经由工业管理制度的探索,以及由此对全世界各类城市的工业管理模式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就可以知道城市的制度创新对其异军突起所具有的强大动力。此外,一座城市之谓世界城市,也与它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具有世界示范作用相关。1960年代巴黎的风光,与它反抗现代既定的生活方式、勇敢尝试后现代的多元生活具有密切关系。虽然说这种探索的成败得失还需要时间进一步检验和呈现,但古老城市显出的现代活力,无疑让人们认识到世界城市推陈出新对其维持城市既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5]
  世界城市在其诸要素结构方式上,也体现出它内在的独特性与外在的一致性。前者是世界城市的实质性辨认涵项;后者是世界城市的形式性认知指标。世界城市的实质性内涵,是指它高度原创性地融汇了自身的历史优势和现实优势,呈现城市的独特品质,成为一座被人景仰的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形式性内涵,包括一系列体现城市共性的指标:城市规模、城市精神生产能力、城市物质产出能量、城市制度创新状态、城市生活幸福程度、城市获得的居民与流动人口的认同程度、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力指数、城市的独特亮点与相互匹配的系统相互辉映等等。这些特性,也就是世界城市的“世界性”所在。一座世界城市具有一切城市共同的资源聚集性特点。但世界城市与一般城市得以区别开来的重要形式依据,就是人们可以排除其独特的精神生活内容、实际运行的诸种制度、现实展开的日常生活,而从其中离析出对一切城市取得世界性典范意义的内涵:精神活力及其世界吸引力、制度创新能力及其世界性示范效应、日常生活的惬意性及其世界范围的追慕,等等。这些形式性特征,正是人们从一般视角论述城市的理由所在,也是人们从一般视角观察世界城市的根据。[6]
  二、世界城市的建构与认同
  依据城市所依托的综合条件的不同,可以将城市区分为古典城市(ancient city)与现代城市(modern city)两大类型。论者在探讨“西方革命与城市发展”主题的时候,明确指出:“……世界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近代历史上,西方世界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经过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跃而为世界的海上霸主,现代文明的象征。而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却在近代历史中衰落……中国在一次次屈辱性的失败后,终于觉醒了,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7]这样的论述提示人们思考,世界城市从来就不是一盘既定的棋局,而是不断博弈中的活棋。一个城市能否在国家的竞争性崛起过程中保持活力或者脱颖而出,是一座城市生命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在人类的城市史上,东方国家长期居于城市竞争史的优势地位。古典城市文明的兴起,中东先声夺人,接着,才出现了墨西哥、中国和欧洲的第一批城市。[8]这些城市都是今天在全球化背景条件下可堪重视的城市初生典型。其中,那些堪称古代时期的世界城市,诸如巴比伦、玛雅、长安,都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些城市尤其是以政治权力为基础,建构起了城市的霸权,其中也存在兴盛的商业贸易,但它主要依附于政治权力而存在,并不是城市设立的目的所在。欧洲古典城市的出现相对较晚,“在城市历史的初期,欧洲如一潭死水,野蛮纷争的原始居民生活其间。”[9] 萌生于克里特的欧洲城市,开启了欧洲走向城市文明的道路。后起的希腊城市,创造了具有高度个性化的城市精神文明,催生了城市的自觉意识。雅典堪称杰出的代表。但即便如此,雅典也主要是以其公共生活为城市注入灵魂的,商业并不发达。欧洲城市在这一阶段,对世界的城市发展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示范性。直到亚历山大利亚的建成,“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才浮现在人类历史的地表:这座城市不仅融合了埃及文化、犹太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而且有着良好的城市规划、港口贸易、文博设施。但亚历山大利亚也没有逃掉衰败的命运。罗马后来成为“大城市的原型”。不过,在“人之城与神之城”的内在冲突中,欧洲古典城市终于走向衰落。[10]经历漫长的中世纪,东方出现了像中国唐朝首都长安那样的超级大都市,西方也出现了城市的复兴迹象,但直到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前,城市化并没有展现结构性创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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