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编者按:1945年10月16日,张秀山与陈云等一同到达哈尔滨,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本文写于1988年9月。
  1945年到1949年,陈云在东北先后任过东北局常委、北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南满分局书记,沈阳军管会主任,以及与这些职务相适应的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辽东军区政委,还兼任了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当年,我在陈云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目睹陈云在东北工作期间,总是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其他战略方针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东北战略的决策建议


  1945年9月16日,陈云由延安飞抵东北。同年11月16日至1946年6月,主持北满分局工作。当年,国内外和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处在一个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时期。日军投降,苏军驻留,党中央从全国调派大量主力部队与干部先机进入东北,以及全国各战区配合作战,阻滞国民党军北进,还有苏军不允许国民党空运或海运部队去东北,等等,这无疑对我争取东北十分有利。但另一方面,我在东北尚未取得全局的优势,广大群众尚待发动,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仍抱有幻想,大批的土匪和反动武装尚未肃清,根据地的建设已成为一个突出的严峻任务。我党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取东北的战争不可避免即将展开。而苏联由于中苏条约的约束,又不可能给我们超出条约范围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形势,制订正确的战略和工作方针,就成为当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又不能不经过一个认识过程和统一思想的过程。
  为了正确地分析时局与制订对策,陈云从9月至11月在沈阳、哈尔滨、松江省的宾县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以毛主席1945年8月13日所作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为指导,通过对国际形势、苏美政策、国民党战略和国内各阶层与中共各级干部的政治思想动向的分析,逐步形成了全满战略的构想。
  11月下旬,在他主持下,与北满分局的主要成员高岗、张闻天等一起,在哈尔滨的一个小楼上,针对干部中的混乱思想与东北局的领导状况,经过三天讨论,写出了关于全满战略的重大决策建议,即《对满洲工作的几点建议》(1945年11月30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客观形势、全满战略、分歧意见和应取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做出了全面的正确的阐述。当中共中央在29日只收到电文的一半时,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事后,毛主席从实际出发,参考陈云、李富春、黄克诚、林彪等人的意见,为中共中央拟定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即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指示”。这个重要决策完全肯定了陈云等同志提出的建议。刘少奇也于12月24日与31日对东北局提出的新方针发出了电示,要求东北局领导同志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指出对当时东北的整个部署,“觉得是很危险性的”。这也完全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建议。
  北满分局进驻宾县后,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十二月指示”,具体制定了建设北满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统一干部思想、做好战争准备。陈云经常深入到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县做调查研究工作,开座谈会。由于陈云亲自主持会议,并引导与会同志沿着提出新问题、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路子进行思考,座谈会开得很生动、很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集思广益。陈云还经常把已经考虑成熟的问题向座谈会做明确的阐述。有时还利用召开干部会或向才从关里来的干部做形势报告的机会,具体阐述党中央“十二月指示”精神。所以凡是听过陈云谈话、座谈、报告的同志,无不感到深受教益,深感工作方向之明澈而正确。
  陈云当时说:东北,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国内而且是国际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一个焦点。如果美蒋控制了东北,便将切断我革命根据地同苏联、朝鲜、蒙古的联系,并对全国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之态势,使中国革命处于不利的地位;反之,如果我们控制了东北,则不但可以摆脱我党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被包围的局面,而且可以使东北与冀、鲁、热、察四省老根据地处于连成一片的局势中,依靠东北发达的工业、军工,丰富的能源物产和发达的铁路运输等优越条件,建成北靠苏联、东邻朝鲜、西有蒙古的战略基地,使中国革命立于不败之地。对此,东北党内、军内的干部思想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具体到怎样落实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十二月指示”,制定具体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时,大家的认识即不太一致了。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当时常常提到这样一些问题:
  (一)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军主力——关东军,是日本投降的重要原因。苏联政府为了世界和平与亚洲和平,一方面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与铁路干线移交国民党政府,另方面也尽可能援助革命力量发展,他们是希望我们在满洲胜利的。
  (二)苏军既要执行“中苏条约”,同时也要拒绝美国势力进入满洲。我们对于这种政策和国内外敌人的和平宣传应持正确观点,不理解苏联政府和幻想和平都是错误的。
  (三)当前有无可能独占东北或独占三大城市和长春铁路干线?应采取什么方针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达到转弱为强,取得全国的优势?应怎样经过建立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进而取得城市?
  (四)当时在三大城市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其目的是为建设根据地服务,还是要立即占领三大城市?
  (五)在北满建立根据地的意义、主要区域与主要措施。
  (六)不经过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艰苦而严重的斗争和战争,是否可能取得全满优势?
  (七)应否把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与大部分干部派到东、北、西满去从事剿匪、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工作?特别在苏军尚未撤退回国前,有它代为把守中长路干线,我们力量部署的重点应放在南满还是东西北满?
  对于这些问题,陈云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由于对上述这些问题认识的不一致,于是“战争与和平”、“城市与乡村”、“优势与劣势”以及“应怎样看待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到阶级矛盾)的转变”和“应怎样对待苏军援助”等问题,便成了当时人们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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