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文字功底是令人倾服的。彭德怀少年时期上学时间虽很短，但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钻研学问。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武将，然而他在文字上也颇有功夫。我曾在他身边工作，对他起草、审阅文稿，总是严密思考，精心细抠，字斟句酌，有很深印象。
发愤读书
彭德怀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只读过两年私塾，后因生计所迫失学，去做牧童、煤矿工和修堤劳工。17岁投身军伍后，几十年戎马倥偬，虽辗转奔波于硝烟锋镝厮杀场地，但他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间隙读书。他经常说：“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他把“孔夫子”当做“书”的代名词。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批判后，被罢了“官”。随后，他从中南海搬到京郊吴家花园居住。搬家时，他对工作人员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但书一本也不能丢！”他让工作人员上交了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但20多箱书籍都带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德怀受到迫害，被人从成都“揪”回北京。工作人员问他还有什么嘱咐时，他伤感地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就是惦记我那些书……”后彭德怀虽身陷囹圄，但一直坚持读书，还常写信给侄女让她代购书籍。
彭德怀一生所读的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占了不小比重。他读这些书籍，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状况，分析研究问题，力求找出解释和解决的方法。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十分苦恼。1959年9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批示：“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不久，毛泽东在同彭德怀谈话时，又问他：“准备怎么学习？”彭德怀回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较近，希望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毛泽东表示赞同。
不宜轻易发“动员令”
彭德怀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喜欢对文字“精雕细琢”。这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4年7月22日下午，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接到《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的电话，说有篇《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送彭总审稿。按工作程序，彭总的军事秘书应先看一遍，尽可能为彭总提点供参考的意见以备咨询。但在连云山的催促下，军事秘书来不及细看，就送彭总阅了。在彭总审稿期间，军事秘书和连云山在秘书办公室聊天等着。半个多小时后，彭总按电铃让军事秘书去他的办公室，把稿子交给军事秘书说：“可拿回去发表”。军事秘书大略看到样稿上有几处已用铅笔修改过。回到办公室，军事秘书还未逐一细看，连云山就催促说：“首长审完了，要赶快回去办理，交给我吧！”说着拿过文稿匆忙骑自行车回报社了。
随后，当军事秘书给彭总送第二批文电时，彭总问军事秘书：“社论修改的地方你看了没有？有什么意见？”军事秘书如实回答：“报社的同志急于拿回去连夜排版，我未细看。”彭总说：“我改了几处，其中末尾处原稿写着‘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为解放台湾而努力奋斗！’我把‘动员起来’划掉，改用‘一致努力’，又划掉后面‘努力’两字。这样改一下，是因为按世界各国惯例，只有在国会通过对外宣战议案后，才可在全国下达动员令，或者国家遭受重大灾祸进入紧急状态时下令局部动员。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不能轻易号召动员起来。当前中国的中心工作是进行经济建设，至于解放台湾，主要是政治上、外交上广造舆论，使全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下不可懈怠。从军事工作上看，台湾海峡的斗争，是长期的，只是军事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全力以赴，全军的中心工作是训练。”
划掉“无私”两字
1952年7月，彭德怀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后，在审阅军内文稿文件时，他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的话语，总是把“无私”两字划掉，但也不作解释，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 其因由才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所理解。
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恢复经济、开始经济建设过程中，苏联提供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对中国缩短同先进国家差距的积极作用垂诸史册。但苏联提供的物资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中国或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按国际惯例也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例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和大部分陆军、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具有很大的推销旧军火成分。
1952年4月，斯大林出面，对印度驻苏大使拉德加克里斯南说：“苏联只关心自身安全和在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印度大使把这句话转告美国外交官。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也无可非议。但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似尚有研讨余地。赫鲁晓夫坦率谈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
彭总如不划掉“无私”两字，也未必会受到责难。但划掉却体现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
改“大跃进”为“大发展”
1958年2月18日，《解放军报》刊载由彭德怀审定的《元帅与士兵的愿望》一文。这篇文章原稿中，有多处提到各条战线上已兴起的“大跃进”，和展望未来、继续“大跃进”的前景。彭总在审阅时，把“大跃进”均改为“大发展”。
彭总之所以这样改，是他对“跃进”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法三个规律（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中，量与质互变的体现，是量的积累、渐进过程的中断，产生质变的飞跃。“跃进”与“飞跃”含义相近似。中国工农业建设和生产力的提高虽然日益加速，但仍是量的积累发展过程，远未达到质的飞跃。
在宣传“大跃进”方面，《解放军报》是落后于《人民日报》的。早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就农业发展纲要40条修正草案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出“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1月13日，又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进一步提到：“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
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除继续批判“反冒进”外，中心议题是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正因为如此，在这次成都会议上，彭德怀就自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在国内一系列事件和形势发展上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在小范围交心会上的发言提纲手稿上写着：“回想十余年前，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从这次会后，他的思想“跟”上来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在北戴河会议上，他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形势欢欣鼓舞。9、10月到东北视察时，对“大跃进”形势深信不疑。但11月到西北甘肃视察后又开始疑虑，12月到湖南农村了解后，现实情况使他思想上苦闷不安，以致1959年7月他在庐山会议上进言上书，其后果众所周知。○
（本刊编辑部摘自《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