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本土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国家化困境
1913年，陶孟和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归国。[1]作为中国最早的本土社会学实践者之一，回国之后的陶孟和積极投身到了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社会学的教学中，并于191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在同一年，从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走出的塔哈·侯赛因（Taha Husayn）刚刚从巴黎索邦大学获得了自己的第二个博士学位，这位后来的埃及教育部长和开罗大学教授[2]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提出：社会学在阿拉伯世界中有着自己的古典理论资源。[3]
中国和埃及的本土社会学研究几乎起步于同一时期。与其他后进地区的国家一样，殖民体系也是埃及与现代社会科学相遇的起点。但是这种相遇并不像后殖民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单向的“霸权”关系。[4]后进国家本土社会学学科的建立揭示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辩证。19世纪到20世纪，埃及开始从单纯的研究对象转向研究主体。阿拉伯世界并不仅仅是作为他者或者田野地，被动地参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它也主动地接纳吸收社会科学知识并生产不同于西方话语的、属于自身的对社会的认识。换句话说，尽管声音微弱，阿拉伯世界也在尝试言说自己。社会学在中东与它在中国一样，同样扮演了费孝通所言的 “文化自觉”的使命。[5]
但与其悠久历史相映衬，埃及社会学的成就就显得有些不成比例。[6]尽管到了上世纪末，埃及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了社会学系，有超过6000名本科生，埃及社会学家却都对学科的发展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埃及社会学本可以更加成功。[7]社会学研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助埃及社会，也没有能够作出足够的理论贡献。
换言之，埃及社会学的发展困境能够为我们理解中国乃至整个后发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一个参照系，本文将简要地回顾埃及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进而剖析后进国家社会科学发展中最深层次的议题之一：国家化陷阱。埃及社会学完全将自身的发展臣服于民族国家建设，最终从外在制度上与国家机器纠缠在一起，从而被国家完全控制。除去常被讨论的专业性的因素之外，如何处理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成为了影响后进国家本土社会学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
阿拉伯社会主义与 “后革命社会学”
埃及社会学的建立同埃及与现代西方殖民体系的碰撞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浸润着法国和英国传统的影响。前者始于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埃及，[8]后者则与英国占领埃及后 ，功能主义人类学传统以埃及作为一个研究基地密切相关。[9]这些西方社会的学术传统通过学院体系（比如接受埃及的留学生和埃及公立大学的教学），以及独立的研究机构（如埃及皇家地理协会）进入埃及。[10]
但要注意的是，埃及社会学的建立并非完全被动。从一开始，埃及社会学也有自身明确的政治目的——推动埃及作为后发民族国家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着重于推进社会改良，他们对自身社会的认识构成了对殖民统治的反抗。[11]比如早年参与埃及皇家地理协会活动的奥诺弗里奥·阿巴特帕夏（Onofrio Abbate）突破了东方学对“埃及人生来不理性”的论断。他试图为埃及的国民性寻找经验基础。在他的研究中，埃及人看上去不理性的行为和信仰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本质，而是可以从社会和心理层次上得到解释。[12]在这一“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埃及社会学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国家化”进程。
然而，就在埃及社会学的发轫之际，以国族建设为己任的埃及社会学并没有获得当时埃及国王政府的信任。后者试图控制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13]从海外留学到埃及社会学本土研究都受到了影响。[14]在右翼的伊斯马仪·西德奇（Isma’il Sidqi）于1932年上台担任总理后不久，当时埃及唯一的社会学系，开罗大学社会学系便经历了一轮调整。社会学不再被允许单独提供学位，而是作为哲学或者地理学的一个方向开设课程。当时在开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埃文斯-普理查德向教育部询问为何会有这样的调整。教育部“明确的回复，当前在这些学科对埃及年轻人影响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还不急于发展这些学科。社会学可能有颠覆性的作用”，[15]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每年毕业于开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都在个位数左右，在40年代则彻底停招。[16]在学院体制之外，上文提及的诸多学院体制外的社会调查团体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其成员则进入了新设立的社会事务部。由此，这些团体的活动和经费也都被后者控制。[17]
这种情况在埃及国王政府被推翻后似乎有了反转。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在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和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领导下发动了政变，终结了埃及国王政府，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新政权对于社会学的态度为之一变，从对社会学的怀疑转为了对社会学的倚重。埃及社会学也迎来了自己的蜜月期。社会学在革命后看上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将其称之为社会学过度兜售（Oversell）自己的时期。[18]但在社会学欣欣向荣的背后，它的国家化进程在这一时期策马狂飙。
革命后的埃及政府对社会学的期待和优待自有其原因。政府希望能够借助社会学填补“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 Socialism）的意识形态空白。[19]尽管自由军官组织将“社会主义”纳入了自己的口号，但革命后的埃及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更像是一个由强人（特别是军队）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府。1952年革命之后，纳赛尔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埃及共产党和左派的工人运动。埃及政府也没有马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一关系要等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才初步确立。也是在同一年，埃及才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因为“阿拉伯社会主义”与当时人们认识的社会主义有不小的差距，它迫切地需要具体的内容来充实自己，使其与其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与埃及老牌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相区分开来。社会学恰巧为它们提供了资源。
自由军官组织用来区别自己与之前民族主义政权的方式很类似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high modernism）。[20]埃及国家希望通过更加有效的社会工程来改变埃及社会。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刚上台，纳赛尔就将阿斯旺新坝工程提上了议程。这一点与20世纪50年代埃及社会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如果说，在革命前，社会学仅仅从属服务于广义的民族主义运动，1952年革命之后，埃及社会学部分拥有了国家的身体，甚至能成为国家的大脑。社会学的国家化在这个时期的埃及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