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狱侦耳目使用规制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狱侦耳目是区别于特情、线人的一支重要秘密侦查力量。基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和司法现状，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狱侦耳目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但要注意规制狱侦耳目的使用问题。对此，可以从公开性问题、管理原则、使用原则、使用方法四个方面入手，落实谦抑性让其有限度合理使用，推行镜头监督让其在阳光下运行，去除功利化让其回归制度本质。
关键词：狱侦耳目 职务犯罪 秘密侦查 程序法定
狱侦耳目是办理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以狱侦耳目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现实需求为基础，从实然操作的层面，提出狱侦耳目规制使用的建议，以期对检察机关提高侦查能力并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有所裨益。
一、狱侦耳目的界定
耳目原意是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耳目”、“特情”、“线人”常被混用，学界也很少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区别。但事实上，“耳目”与“特情”、“线人”有重大区别。第一，“耳目”不同于“特情”。刑事特情是由刑事侦查部门领导指挥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动情报、进行专案侦查、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的一支秘密力量。[1]特情不是侦查人员，但其实施的却是一种侦查行为。与特情不同，耳目是一种辅助侦查力量，协助完成侦查工作。第二，“耳目”不同于“线人”。线人，亦称线民，是指协助警察探取社会情报和获取破案线索之民众，其基本职责就是为警察通风报信、检举犯罪行为、提供情报资料。[2]线人是侦查机关管理下的普通民众，任何公民，无论什么年龄、阶层，都可成为线人。耳目仅限于在押罪犯，而且在选任方面还有严格条件限制。因此，狱侦耳目是指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从在押罪犯中选择的用于收集犯罪信息、掌握对象动态、协助收集证据的一批隐蔽身份的辅助人员。
二、检察机关运用狱侦耳目的正当性
（一）检察机关运用狱侦耳目的合法性
有观点认为刑诉法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秘密侦查权。其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根据现有立法技术，凡是没有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使用，或者没有明确表述为“侦查人员”、“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均不得适用。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从法理角度讲，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基本法律赋予的，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处于同一层级。从法体系解释角度讲，《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意味着检察机关可以享有“侦查”一章所规定的包括秘密侦查权在内的所有侦查权，否则监狱狱侦部门、军队保卫部门也都将丧失秘密侦查权。从法律逻辑讲，刑诉法将秘密侦查的审批权赋予公安机关，并没有否定检察机关对秘密侦查的实施权。因此，检察机关运用狱侦耳目的法理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
（二）检察机关运用狱侦耳目的必要性
职务犯罪属于智能型、隐秘型犯罪，这决定了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应该有别于普通犯罪的侦查手段。在国外，狱侦耳目已被证明为职务犯罪侦查中行之有效的侦查方式之一。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耳目侦查就开始被运用于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侦查领域。侦查人员经常利用特情、耳目等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派遣特情、耳目进行秘密侦查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即为欧美各国所效仿。[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予以认可，在反腐败洗钱犯罪、赃款赃物的跨国追缴方面，耳目侦查可以突破诉讼程序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狱侦耳目“全天候”、“背靠背”的侦查能力。同时，作为一种非常规侦查措施，狱侦耳目能够主动获取犯罪情报，提供破案线索，协助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使侦查活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其不可或缺性在无被害人犯罪、隐形犯罪等案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检察机关运用狱侦耳目的可行性
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困境很多，但无外乎案源少、侦破难、取证难三个方面。实践证明，狱侦耳目的运用有助于上述难题的解决。首先，耳目侦查是扩大线索来源的有效途径，可以缓解“案源少”的困境。当前，职务犯罪举报线索总体呈下降趋势，职务犯罪案源匮乏。狱侦耳目无疑是情报、线索来源的有效保证。通过选择运用狱侦耳目进行有效贴靠，可以利用贴靠对象被羁押后心理落差大、患得患失等心态，以及“想立功”、“想出去”的迫切愿望，成功获取有效的职务犯罪线索。其次，耳目侦查是一种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可以缓解“侦破难”的困境。耳目侦查工作是在秘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侦查成功的情况下，已然获悉指控犯罪的有力线索和情报，再通过侦查机关的收集固定，指控犯罪的证据自然成形，不仅使职务犯罪侦查摆脱了对口供的依赖，而且大大降低了形成错案的可能性。再次，耳目侦查可以获取常规侦查方法难以获取的证据，缓解“取证难”的困境。通过狱侦耳目，抓准犯罪嫌疑人翻供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打消思想顾虑，瓦解心理防线，可以有效降低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概率，稳定口供证据，节约侦查成本。
三、检察机关运用狱侦耳目的规制建议
（一）狱侦耳目运用的公开性
秘密性，又可理解为隐蔽性，是秘密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手段最根本、最本质的区别。基于这一传统认识，实践中秘密侦查基本上处于“能做不能说”的状态。然而，秘密侦查之秘密性主要体现为侦查主体身份的隐蔽性，强调的是在侦查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隐蔽实施。只要不侵害上述本质，秘密侦查的公开性就不应成为“问题”。但实践中，侦查机关热衷于把狱侦耳目当作打击犯罪的“制胜法宝”，对耳目侦查“秘而不宣”，对法律依据“藏而不露”，对规制使用“避而不谈”。这种做法不仅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也是导致狱侦耳目被滥用并引发冤案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种传统的秘密侦查手段，狱侦耳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对一个成文法国家的法秩序来说，在法律沉默而现实又需要秘密侦查手段时，必然导致侦查机关自行突破法律框架打击犯罪的后果，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4]作为一种极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非常规侦查措施，公民有权知晓其法律依据、基本程序、规制机制等，并因为它的合法性、必要性而适度容忍。当然，公开是有限度的公开，绝对的侦查公开是不现实的，而绝对的侦查封闭也不可行。因此，在坚持狱侦耳目应当公开的基础上，应保持适度的秘密性。首先，侦查秘密不能公开。国外立法大都坚持侦查秘密原则，把侦查公开作为例外。其次，妨碍侦查的不能公开。公开是为了监督，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制度价值。因此，有碍制度实施的公开是不可行的，不以办案为限的公开是无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