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背景下农村普法教育的必要性及问题研究
摘要：“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所关切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不断落实，乡村地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的经济增长逐渐增高、农村也愈发美丽、农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饱。但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时、农村的普法教育问题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在普法开展的三十几年来，国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但在乡村地区，普法教育上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不仅使村民们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而且阻碍了“三农”问题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影响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见普法教育对于国民的必要性，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普法教育工作的开展显得格外的重要。故本文针对在普法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给予相关建议，希望对普法教育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农村普法教育；必要性；问题分析；
一、农村普法教育的概念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普法教育的主体是指进行普法教育的人，即施教者；客体则指该项实践活动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接受普法教育的人，即受教者[1]。因此，乡村普法教育，顾名思义，在地区上已经被限定。普法教育的主体是指进行普法教育的人，这个“人”既可以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当地的相关协会组织人员、普法教育的志愿者等。客体则指该项时间活动所针对的对象，对象则进行了限定，是农村地区的人，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农民，农民就是接受普法教育的人，即受教者。因此，农村普法教育就是，指在农村地区，负有普法教育责任的组织或个人通过特定的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农村地区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农民实施的以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树立法律信仰为目的的教育。
二、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1.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
从普法对象来看，大部分都是农民，农民的法律素养普遍偏低。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农民一直被作为非重点普法对象，直到五五普法才将农民作为普法重点对象，可见农民在普法的政策上要晚于城市地区。而且，在农村地区，由于其先天性缺陷，就会使得农民在法律知识、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信仰方面有所缺失。由此可见，普法的开展能够大大提高农民在法律上的意识，树立正确法制观念，能够使农民合理运用法律知识、指导自身的实践活动，能够潜移默化的增强农民的法律素养。从而形成隐形循环。
2.加快农村法制化进程
普法工作的开展，不仅能够促进村镇法治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人口素质，还可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减少城乡矛盾，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
3.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普法工作不仅仅“仅是”普法，普法既能使农民学到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之外，还能帮助农业的经济发展，“普法”通过“人”这个能动的客体，让普法的运用得以实现，在进行农业作业时，农民根据所学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从源头上杜绝了触犯法律的成本，也使农业可以良性循环，促进农业的经济发展。
三、农村普法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1.有关“三农”问题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目前为止，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有很多，但这些法律法规已经不能跟随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脚步了，形式异常严峻。主要体现在涉及“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跟于当前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不能使有关涉农法律法规的效用实现最大化，甚至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涉农法律法规还属于空白阶段，并没有及时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并且与城市地区在法律法规上还有许多差异，使农村农民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存在着许多不平等。使得涉农法律法规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严重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理论、实践脱节。导致涉农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较低[3]。
2.主客体法律意识淡薄
2.1.基层工作人员法律意识薄弱，办事效率不高。
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数基层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有限，文化素养也不是很高，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背景上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掌握的法律知识也比较有限，用法能力不强，在遇到村民涉及法律问题时，并不能迅速做出回答，缺乏回答问题的及时性、有效性、有用性。
2.2.农民法律意识薄弱，依法维权意识较低。
作为接受法律教育的一方，我国农村地区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并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青壮年基本在外打工，留在农村地区的基本就是“6.1”、“9.9”等人群，特别是留在农村地区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文化水平较低，不会主动的了解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律法规。根据调查发现，有近三成村民不知道宪法，五成村民对我国法律法规根本不了解，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往往认为法律是用来遵守的，是用来制裁犯罪的，尚未认识到法律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作用；同时，七成的农民一般不愿意通過诉讼解决矛盾，并且九成的农民认为法律是用来遵守的，而不是用来维权的，所以农民往往当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一般不会采用法律手段解决。依法维权尚未普遍[4]。
3.普法与农村地区的习俗等存在偏差
这一问题在多数地区都有出现，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习俗文化很有可能与普法中的某一条规范进行冲突。村里制定的村规民约并没有明确规定奖罚标准，这些民约一般是在农民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中得出，并结合当地习俗，制定出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在执行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相对于村规民约，农村普法教育工作则又是另外一种行为规范，在实践宣传教育中，势必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不利于工作顺利开展[5]。
4.农村普法教育形式单一
现在农村大部分的宣传形式多数还是以放广播、发宣传材料、张贴宣传标语、悬挂宣传条幅等形式开展。难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宣传内容上也并没有什么亮点，、很难根据当地农民喜爱的内容形式进行宣传，办事效率较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较差。说到办事效率低，也跟问题二中第一个小标题有关，就是法治宣传工作人员法律素养及法律知识也较低，对宣传这一部分并未做到心中有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办事效率，导致在宣传法律知识时，“照本宣读”、“照册宣读”等方式屡见不鲜。使得在传授法律知识时，缺乏生动性，反而增添了一丝枯燥，很难提高农民学法的热情，使得普法工作很难达到预想的理想效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