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法官违法拷讯责任看中国古代刑讯的合理性
摘 要：拷讯，指在审讯过程中用暴力手段逼取口供，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立法技术高超，法律制度完善。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唐朝法官违法拷讯的责任制度为切入点，探寻违法拷讯责任，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刑讯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对其历史价值进行探讨。
关键词：拷讯；唐律；责任；司法官吏
拷讯，是指审讯过程中，用暴力手段逼取口供，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古代又称“拷鞫”“刑讯”、“掠治”。拷讯发端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对于古代时期的刑讯逼供，批判思潮源源不断。如今我们一昧地否定拷讯，其实就是把中国法制史置于阴暗层面上，片面地看待传统法律。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立法技术高超，法律制度完善，是前朝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是后世封建立法的典范。本文旨在以唐朝法官违法拷讯的责任制度为切入点，探寻中国古代刑讯的合理性。
一、对禁止拷讯之人进行刑讯的责任
《唐律·断狱》中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1即依法律应当议、请、减者，及老、小、废疾者，即使犯了罪、法官也不能对其拷打，而应当以多方证据定罪，否则将按照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论处。《唐律·断狱》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2这表明，孕妇和产妇犯罪后整个孕期及产后百日，法官不得對其施行拷打，也不得施加笞杖刑。《唐律·断狱》规定：“若事已经赦，虽须追究，并不合拷。”3即罪行已赦免，虽仍须追究，但并不适合拷讯。《唐律·断狱》规定：“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4，即囚犯身患疮病，法官不等其病愈就施行拷打，虽然是依法进行的，也要处以“杖一百”的刑罚。我们可以看到，唐律对于违法拷讯禁止拷讯之人的处罚十分严厉，这实际上反映了唐朝法律对拷讯对象的限制。禁止拷讯的对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应议、请、减”的特权阶级，对这类人限制刑讯反映了贵族阶级特权，正如列宁所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的，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5这种规定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巩固统治地位。第二类是年老者、年幼者、残疾人和孕妇等社会弱势群体，对这一类人限制刑讯是“矜恤”思想在唐朝法律中的体现。这种规定有利于彰显君主的“仁政”，巩固统治。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影响在现代刑法中仍有所体现。第三类是已被赦免仍需追查究问者。这类人经过定罪而后被赦免，往往案件证据已确凿充分，甚至已经经历过拷讯，重复的刑讯不仅意义不大，而且不符合儒家的“慎刑”思想。总之，这种对拷讯对象的限制使得古代刑讯趋于合理化，更符合儒家思想传播的普适价值观，有利于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
二、拷讯违反程序的责任
除规定禁止刑讯之人外，唐律还对拷讯程序有着严格的要求。《唐律·断狱》“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科断。……并不合拷。”6即在证据确凿，无可怀疑的情况下，即使被告人拒不承认，也不用拷讯，可以直接根据证据定罪。《唐律·断狱》“讯囚察辞理”条疏义所引《狱治令》曰：“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优不首实者，然后拷掠。”7即审理刑事案件的官吏，必须在拷讯前用“五听”的方法审理犯人，如核实所有证人证言，认定确凿无疑或与事实经过大体相似，而嫌犯仍不承认，才能进行拷讯。这两条规定反映了唐律对拷讯程序启动前的严格限制，规范了司法程序，大大降低了拷讯的随意性。除了启动程序外，唐律对于拷讯的终结程序也有所限制。唐律要求法官在拷囚之限届满后，必须依法及时处理。《唐律·断狱》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即拷讯已达到法定数限而仍不承认的，就取保释放。同时反过来拷打原告，但是被杀、被盗案件中的家人及亲属来控告的，不实行反拷。这一规定避免了被告人反复遭受刑讯，同时反拷原告有利于避免被告被诬陷从而导致冤假错案，在盗、杀等案件中家人不反拷正是鼓励人们及时告发重案，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违法拷讯的其他责任
对于拷讯中使用的刑具、拷讯的部位、程度，唐律均做出了详细规定。《唐律·断狱》规定：“依令，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8这一规定将刑具统一为固定规制，更加便于控制拷讯的刑度。《狱官令》则详细规定了拷讯的部位：“决笞者，腿、臀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拷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分受者，听。”9这一规定使得受笞刑者得以用腿部和臀部分受刑，受杖刑者则用背、腿、臀三个部位分受刑，被拷讯人甚至能选择背，腿分受刑。对这些非致命部位进行拷讯，不集中于一处，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犯肉体上的痛苦，降低了其被拷打致死的风险。《唐律·断狱》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不仅限制了拷讯次数更限制了总数，并且对于杖罪以下的拷讯，不得超过其罪处罚之规定。唐律继承了隋律“行杖者不得易人”的精神，规定拷讯囚犯必须由一人自始至终实施。唐朝《唐令拾遗·狱官令》载：“诸讯囚，非亲典主司，皆不得至囚所听闻消息。拷囚及行决罚者，皆不得中易人。”这一规定有利于司法长官熟练掌握案情，不至于对人犯反复拷讯，同时拷讯执行人不变，使得受拷讯人不至于一直承受高强度拷打。
四、刑讯制度存在的历史价值
唐朝作为封建专制的王朝，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一套迅速有效的统治手段，使天下臣民心怀恐惧，不敢再犯。刑讯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好手段”。刑讯作为断狱的重要工具，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断狱手段。事实上，司法官对刑讯的利用，有利于快速结案，对惩罚犯罪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古代刑讯的广泛实施，具有很强的威慑力，使得大多百姓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加强百姓遵纪守法的观念意识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总之，刑讯制度始终是中华法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数千年来，刑讯制度以密不可分的方式与中国古代司法相联系，随着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而演变，迄至近代，也随着传统法律制度的消亡而废止。尽管当今许多学者都对刑讯死而不僵的流弊进行尖锐的批判，但不可否认，刑讯制度在中国古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唐朝是中国历经秦汉六朝之后而最兴盛的时期，整体立法集古代之大成，刑讯制度的规定亦臻于完备，实现了刑讯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并为后世的宋元明清刑讯的法律规定基本承袭。唐律规定了拷讯禁止适用的对象，规定了刑讯的条件、程序，统一了刑讯的工具，规定了刑讯次数、数量、间隔时间，规定了反拷原告、证人。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司法官吏均规定了明确严厉的责任。在口供至上的封建社会，拷讯制度的存在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司法官快速断案，还有利于加强百姓遵纪守法的意识，具有一定合理性。
注释：
1 《唐律·断狱》
2 《唐律·断狱》
3 《唐律·断狱》
4 《唐律·断狱》
5 《列宁全集》第6卷.第93页
6 《唐律·断狱》
7《唐律·断狱》
8《唐律·断狱》
9《唐律·断狱》
参考文献
[1]《唐律·断狱》、《列宁全集》
作者简介
袁恒宇（1994.1-），男，汉族，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法律（法学）专业，研究方向：刑法学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