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角下解读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摘 要】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国家，一方面强调报恩，一方面又强调报复。关于日本人的报复心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种心理深深根植在大和民族的骨子里。东京审判曾让亿万中国人民义愤填膺，也使众多的日本人心生报复。法律视角下审视东京审判，解读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关键词】《菊与刀》；报复；东京审判
一、《菊与刀》中解读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一）《菊与刀》简介
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为研究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特做此调查报告，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此书对于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全世界公认的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是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经典著作。该书在研究日本文化中的分量不容小觑，尽管世界文化在交流融合，但是每个民族从骨子里带出来的个性不会被湮没。
（二）《菊与刀》中日本人的报复心理
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强调报恩，另一方面又在强调报复。报复即“对名誉的情义”，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笔者在此将侮辱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意为之，一种是有意为之。无意为之可以解释为，一方客观陈述对方不想承认的事实，好意指出对方的不足，而对方将这无心的指责当做对自己的否定。有意为之可以理解为，一方因另一方所做的一些事心存不满，故意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打击报复。对于无意为之的行为，很明显就是一方气量太小，“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对于有意为之的行为，就如书中所写，“容忍退让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
在日本凡是受到侮辱必须要进行报复，即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根据以上论断，在被侮辱时日本人宁愿选择报复，也不会使自己的名誉受损，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以身份地位来看，一个人不外乎处于两种人际关系当中，一种是尊卑长幼关系，一种是平等关系。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封建等级森严，讲究尊尊。在尊卑长幼关系中，是根本不存在报复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算父母、长辈、尊者有错，也应该是被原谅的。卑者例如部曲、奴婢，他们被当作私人财产，是可以用来买卖的，他们对于主人只有义务，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他们的身份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没有名誉权，也没有“话语权”，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报复的资格。幼者如子女，对长辈要言听计从，如有违背，即按服制亲疏来认定“不孝罪”，因此也没有报复的可能。同时，我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受人之恩，对对方怀有感激之情，即使对方有不合时宜的言辞或行为也能很大度的包容。
抗日战争刚结束，斯大林在接见蒋经国时，说了一句“日本人爱报复”。但日本人的睚眦必报不属于东方特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先是地理环境，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日本多山、土地贫瘠，养成了日本人勤劳、俭朴、吃苦、勇敢和善战的习性，因此他们能够从事长时间的、艰苦的、宏伟的和勇敢的活动。按照黑格尔的思路，日本是个岛国，生活在海岸区域的民族，大海给他们茫茫无定和浩瀚飘渺的观念，人们被大海的无限激起了勇气。同时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导致日本人心胸狭隘，处处比较精明，精打细算。蒋百里在《日本人》里说，短急清浅的水流，诱导了日本人性急、矫激，容易限于悲观性格的形成。其次是思想理论方面，日本历史较短，明治维新后广泛吸收外来的思想。但没有中国儒家文化的仁、恕观念，也没有西方基督教文化打左脸给右脸的境界，还是功利主义至上的。另外，日本人思想深处坚持认为复仇是对旧账的清算，不是去侵犯别人。如果受到的侮辱、诽谤以及失败未报复，世界就是不平衡的。日本人不喜欢竞争，有竞争就有失败，有失败就有可能因失败而蒙羞，蒙羞则要报复，这也是造成日本人复仇心理的一个方面。日本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人们的行为都是由别人来评价的。“家丑不可外扬”，让外人知道了就是莫大的耻辱，因此，与其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如隐瞒或者直接否认。以上这些内容决定了日本人相对于对错、是非，更在意颜面、自尊、耻辱、讥笑这类关乎个人、家族名誉的事情。
二、东京审判——法律视角下解读日本人的报复
如果说《菊与刀》对日本人报复心理的解读是呈现在文字上的，那么东京审判则是赤裸裸的现实的报复。
（一）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在美国的主导下，很快就在日本东京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时，日本皇族成员和财阀领袖免予起诉，不被追究战争责任。同时法庭也否定了中国方面提出的342人的甲级战犯起诉名单，只从占领当局逮捕的100多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确定28名为起诉对象。1948年11月12日，28名被告中有2名在判决前病死，1名因精神失常被免予起诉外，其余25名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死刑，荒木贞夫等16人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2人为有期徒刑。2006年6月，日本《每日新闻》做了一个日本社会关于东京审判评价的民意调查，国会议员和普通民众中均约有60%的被访者认为“审判虽无正当性，但日本既然战败，就只能接受这个结果”；10%的被访者认为“这是一场战胜国单方面裁断的不正当审判”；而认同“是处罚战争责任者的正当审判”的仅为17%。巨大的数字对比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对审判的不满，不满之下潜伏着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报复心理。
（二）东京审判下的报复心理
日本政府因战败，在东京审判期间及之后基本上保持了被动配合及默认的态度。距离审判已过去50多年，但在日本有种声音经久不消：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转向”作家林房雄认为：东京审判是“20世纪的残酷喜剧”，“我不承认东京审判，从任何意义上也不承认。那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发言者》主编、评论家西部迈在1993年8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公开指责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带有“复仇者的复仇感情”，“战胜国把中国拉了进来，以这种形式完成了复仇。这种复仇感情今后还要持续”，“对这种复仇的感情不能谢罪，我们必须要把这一点看得透彻”。曾参与80年代《新编日本史》编写的小堀桂一郎在他的著述中将东京审判攻击为“胜利者把失败者裁判为‘罪人’”。类似的论调层出不穷，“报复”、“复仇”的字眼充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