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亲爱的》伦理层面探析
[摘要]影片《亲爱的》将故事的叙事视角聚焦于社会热点——打拐事件，关注社会底层市民的平凡故事和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引人深思的同时也给当今的国产电影市场带来了现实主义风格的耳目一新，在影片所表达的复杂的人性与人生背后交织着浓厚的伦理色彩。本文将从伦理的角度对影片《亲爱的》进行解读，探析伦理与法律、情感的矛盾，从而在理性分析影片的基础上获取影片更深层次的主题内涵。
[关键词]伦理；善恶；责任；信念；情感；法律
影片《亲爱的》以真实案件“彭高峰寻子事件”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主人公田文军丢失孩子后失而复得的悲欢离合故事。如今的国产电影市场不断充斥着青春怀旧情调，弥漫着低俗恶搞的喜剧噱头，陈可辛将视角转向社会的关注热点——打拐事件，关注社会底层市民的平凡故事和现实社会的人生百态，引人深思的同时也给当今的国产电影市场带来现实主义风格的耳目一新。正如陈可辛所言，拍《亲爱的》不是单纯地想要呈现“打拐”这件事，而更多地想要表达人性和人生的复杂。[1]在复杂的人性与人生背后交织着浓厚的伦理色彩，本文将从伦理的角度对影片《亲爱的》进行解读，探析伦理与法律、情感的矛盾，从而在理性分析影片的基础上获取影片更深层次的主题内涵。
一、伦理解读
在影片《亲爱的》中所触及的拐卖儿童事件背后和社会现状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都包含着伦理层面的意味。一般来说，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或者说伦理学是以道德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2]本文根据影片内容，节选善与恶、理想与信念、义务与责任等方面对影片进行详尽的伦理层面解读。
（一）善与恶——人性之复杂
善与恶是伦理学中最重要的范畴，在社会生活中要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也要树立明确的善恶观念，才能正确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善恶既是事物或行为具有正负价值的判断结果，也是事物或行为道德价值的评价标准。[3]47在影片《亲爱的》前半部分寻找孩子的情节中，在主人公田文军的主观视角下，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是恶的，家中的平静全部被人贩子的恶行所打破，也注定给鹏鹏的父母田文军和鲁晓娟带来精神灾难以及两个家庭的黑暗时光：田文军四处寻找孩子，丢了工作，流离失所；鲁晓娟无力承受精神的压力，更无法承担起新组建家庭的责任，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社会所给予他们的仍然是恶。在四处寻找孩子的奔波中，田文军无数次收到关于孩子的消息，也无数次被骗，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独身前往，只为了不放过找到孩子的一丝线索。识破骗子伎俩的田文军被一群骗子拼命追赶着，田文军只能无奈地说：“这是救命的钱，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在田文军承受失子之痛的心灵中再一次受到社会中唯利是图的人性之恶的打击，他忍受着冰冷社会中恶的蹂躏，如同跳进深深的河水中，刺骨心寒。
但导演并没有把影片的格调定位为残酷，而是让观众在现实的冰冷中看到人性的善和心灵的温暖。在影片《亲爱的》后半部分李红琴的主观视角下，我们看到她超越血缘的母爱和善良，而不是人性中单纯的善或恶。鹏鹏虽然是李红琴的丈夫拐来的，但不知情的她将鹏鹏视如己出，用善良的母爱呵护着鹏鹏。李红琴从安徽农村独身一人来到深圳，每晚守在田文军的楼下只为再看一眼鹏鹏，并告诉田文军：“孩子吃桃过敏，别给他吃桃。”浓浓的爱与人性之善在这句话的传递中穿透冰冷的现实社会，唤醒人性中善的温存。
（二）理想与信念——苍白的坚守
在希望变得微乎其微的理想面前，信念是依然执著坚守下去的唯一能量。重新找到丢失的孩子是电影《亲爱的》中每一位主人公最深切的期盼，这份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动力，由韩德忠组建的寻亲互助团体给予了丢失孩子的父母们莫大的心灵支撑和信念。在这个由“亲人”组成的大家庭中，每位感同身受的父母相互诉说着内心的悲痛，相似的情感经历让他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彼此鼓励，只为让这场无期限的寻找能坚持得更久。
为此，寻亲互助团体的成员扮成旅游团的游客，前往刚抓捕一批人贩子的派出所询问孩子的下落；以“不再生育孩子”的约定作为坚定每对父母寻找孩子的信念，决不放弃；并组织成员们在街头宣讲“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的活动。但所做的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奈之下，这种信念只能转化为心灵的寄托，寄托于宗教的信仰。成员们在河边把一盆盆的鱼倒入河水中，双手合十，用放生来祈祷孩子能早日找到，而此时的信念已变成内心深处中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实实在在的寻子活动到宗教信仰的寄托，从相互的鼓励到苦中作乐的心酸，信念在一片荒芜中渐渐地消失了向心力，直到团体的组织者韩德忠宣布妻子已怀孕的消息。如果说，理想与信念的坚守很难，那么，在坚守与放弃之间的徘徊才是最痛心的抉择。韩德忠只能悲伤而无奈地哭泣，他累了，找不动了，在他的心中他背叛了自己的孩子，背叛了大家的信念。这份苍白的坚守，再一次触及社会的阴暗与人生的无奈，无解的问题背后暗藏着现实中还有太多依然没有找到孩子的家庭和父母，需要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凝聚成温暖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三）义务与责任——家庭角色的坚守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社会对人的每一个角色和身份都会有一定的规定和要求，由此构成职责和义务。具有一定角色和身份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4]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存在相应的家庭责任和婚姻义务。[3]47在《亲爱的》这部影片当中，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庭存在，田文军和鲁晓娟家庭破裂，而鲁晓娟的新家庭最终也走向离婚的结局；李红琴丈夫去世，两个拐来和捡来的孩子都被带走；韩德忠的家庭因孩子的丢失而不再完整；律师高夏的家庭中，母亲因为女儿的入狱而精神失常。所有人都是破裂家庭中的受害者，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于圆满家庭的追求，而是尽职尽责地履行和承担着所有的义务与责任。
孩子在家庭角色中的缺位是影片中家庭关系破裂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无法挽回的家庭悲剧。为了能够尽量弥补这一缺憾，影片《亲爱的》中的主人公们都在苦寻孩子，也苦寻着自己的家庭角色。当鹏鹏丢失后，田文军一直在生意萧条的门市中等待，盼望着有一天鹏鹏还能回来找到这里，这里是家庭存在的象征，是田文军作为父亲的职责。李红琴虽然不是吉刚（鹏鹏）、吉芳两个孩子的亲生母亲，但“母亲”的这份爱早已成为两个孩子心目中关于母爱的最初记忆。当李红琴在公交车上看到做宣传活动的吉刚时，她穿过拥挤的人群奔跑过去，这是作为“母亲”最本能的爱的驱使。从安徽老家到深圳的儿童福利院，李红琴带着吉芳最想要但当时觉得贵就没有买的蜡笔，这是作为“母亲”对孩子最自责的亏欠与承诺。奋不顾身的责任与无微不至的关爱，是身为父母最单纯的原始本能，也是对于家庭角色的回归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