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
摘要：近年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在学术积累的意义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概念提炼与理论范式的思考和探索上却有待突破。清水江文书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径，仍是最具方向感的一种学术努力，主张以人及其实践与能动性为中心，将国家与地方、时间与空间等因素勾连起来，借助深入细致的历史田野方法，走向“历史现场”，探寻清水江文书文内文外丰富的叙述与表达，整体性地呈现贯通过去与现在的区域历史画卷，并最终使清水江文书研究成为历史人类学和民间历史文献学的一个典范。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人类学;能动性;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1-0027-05
一、近年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反观与思索
“清水江文书”是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保留下来的汉文文献，时间跨度涵盖了清代、民国和建国初期，以各种类型的林业契约文书为主，还包括地契、诉讼词稿、山场清册、账簿、族谱、书信、科仪书，婚书等等。早在1960年代，杨有赓即注意到清水江下游民间保存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于1980年代整理出版的、包含了部分所搜集契约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至今仍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必读文献。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贵州省锦屏县合作，开展对清水江文书成规模有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并自2007年起，先后整理影印出版了《清水江文书》三辑共33册。①①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二、三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1月、2009年6月、2011年8月出版。 而相关学术机构也分别组建各自的学术团队围绕清水江文书展开整理和研究工作。2011年，中山大学（首席专家张应强教授）、贵州大学（首席专家张新民教授）和凯里学院（首席专家徐晓光教授）分别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并获得立项;在该课题的支持下，我们先后举办了几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2014年在佛山召开的“民间文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2015年在锦屏召开的“民间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6年在佛山召开的“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2017年在锦屏文斗苗寨召开的“文书·生态·文化”第四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2014年1月，贵州大学张新民主编的《天柱文书》（第一辑，共22册，收录文书7000余份）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影印出版。2018年1月，凱里学院李斌主编的《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第一辑，共22册，收录文书8500余份）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影印出版。随着这些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推进，清水江文书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性色彩的民间文献，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基于各自的学科和视角对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读。毫无疑问，这些富含学术价值的积累性工作，也奠定清水江文书在中国民间历史文献的重要地位。
不过，当下围绕清水江文书展开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现出一些阻滞或隐忧，如在新的文书材料不断得到系统整理出版的同时，新问题的提出、相关概念的提炼及理论的提升均略显不足和欠缺;甚至部分研究依然停留在初步的分类解释和简单的归因理解层面，可以说是在原地踏步做重复的工作，根本谈不上概念、理论乃至范式（paradigm）层面的革新。
其实学界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不少学者开始从理论层面和方法层面展开新的探索。如在2014年的佛山“民间文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郑振满作了《民间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主旨发言，他指出当下的清水江文书乃至中国民间文献的研究亟需从3个方面依次推进和深入探讨：首先是建立完备的民间文献系统，既有的分类系统存在严重不足，建立民间文献数据库是一个极富价值而又充满挑战的努力方向;其次是认真理清文献的源流，包括理清文本的历程和文字下乡的过程;最后是要弄清文献的“语境”，包括地方性语境、历史语境等。①①资料源于郑振满教授的会议主旨发言：《民间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2014年11月22日。 无疑，这3个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在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中，从认识论的高度上加以认真省思，以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以对中国民间历史文献学做出应有的贡献。无独有偶，2015年，赵世瑜在锦屏“民间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从另一个面向上特别地指出了“清水江文书对于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1]4有着独特意义，并希望后继研究者能够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以更加整体论的视野进行深入探索。
在近20年来对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围绕清水江文书解读展开的研究必须要在认识论上处理好个案与整体性、系统性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则需要强调田野调查和文献解读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在操作层面要强调和践行在田野中解读文献;惟其如此，精细的个案研究才会“富含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也才能开拓出“一个有益于学术积累和学术增长的广阔研究空间”[2]。至于是否最终会形成有学者提议的、可与徽学和敦煌学并驾齐驱的“清水江学”[3]，则取决于长期扎实的学术积累及其在普遍学理上的独特价值和启迪意义。此外，以徐晓光、程泽时等为代表的习惯法和法律人类学取向，以杨庭硕倡导“五个关系”、罗康隆提出“七个维度”为代表的生态人类学取向[4]45-46，也都是清水江文书研究可以增进学术增长的多元理论方法探讨的重要进路。
在上述整体性和多元化探索的实践中，不难发现，历史人类学是清水江文书研究指向清晰而明确的重要取径——视清水江文书为载体，以人为核心，在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里去解读清水江文书。或许可以说，该取径强调历史的维度和源自人类学的整体论倾向，也即：纵向上，清水江文书首先是处于清水江流域开发和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横向上，清水江文书是嵌入（embedded）到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网络中的一种文字书写。而在这两个维度中，不容忽视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