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听得见石川河水在哗哗流淌。擦去窗玻璃上凝满的水汽，我贪婪地往外看，山冈上烟雨迷离，树木葱茏，显出新开垦的痕迹。那些树行距规整，高矮相当，长得蓬蓬勃勃，欣欣向荣。当地朋友说，这是新引进的柿子树，果实如乒乓球大小，经济价值高，是县里的特色产业。
我回头再看，被雨水洗得闪闪发亮的叶片中，果然有密密麻麻的小红果缀满枝头，如漫天星光。公路两边种着的一片片油菜，花期已过，正在结籽，一阵阵湿漉漉的风吹过来，颗粒饱满的枝干在轻轻摇晃，像初孕的少妇蹒跚而行，沉静而雍容。
9月的黄土高原，该红的正在红，不该绿的还在绿，如同3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细雨霏霏，那景致让我感到惊奇，也感到舒畅。
1 回到阔别73年的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看过我不足两岁时曾经跌跌撞撞进出的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也即后来的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又看过镇中心他读过书的立诚中学，接着去瞻仰他长眠的墓地。
他是党内大名鼎鼎的青年才俊，早在延安时期就大名鼎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34至1935年，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困下，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唯有他参与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就是冲着刘志丹、高岗和他共同创造的这片革命根据地而去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此才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抗日大本营。
当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路边的大树上，村落斑驳的墙壁上，到处看见张贴着历经风吹雨打的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心里暗自想，这个习仲勋，职位如此高，威名如此响，肯定是个年岁不小的革命者。听到陕北也受到极“左”路线祸害，刘志丹和习仲勋正被肃反队关押，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毛泽东大吃一惊，火速传令刀下留人。到了瓦窑堡，面识这个20出头刚被释放的陕甘宁边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十分惊讶，脱口说：“这么年轻！”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从容和练达，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纷繁的群众工作中显露出来的领袖才干，他对党中央各项战略决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他在战争形势下对革命事物的正确判断和处理，更让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毛泽东当面夸奖他说：“你比诸葛亮还厉害！”还有一次，毛泽东评价他的工作能力，运用了“炉火纯青”这个词。在遴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习仲勋从西北局书记的任上奉调进京，毛泽东对他在中宣部任职的老秘书胡乔木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回到庄里镇寻找童年的脚印，我之所以想起这位当年以年轻著称的老革命家，把瞻仰他读过书的立诚中学，拜谒他长眠的墓地，作为我的必去之地，不仅因为他多次受到毛主席赞赏，也不仅因为他就出生在离庄里镇只有25里的淡村镇中合村，他13岁读过书的立诚中学，就在我生活过的庄里镇，还因为他曾经是我父亲贺龙的亲密战友和搭档，两个人在3个年头两年多的战争岁月中，互相仰慕，休戚与共，至今仍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惊奇和向往。这么说吧，在那些夙兴夜寐的日子里，他和我父亲经常同吃一锅饭，同乘一辆车，有时还同扯着一床脏兮兮的军被在路途宿营。虽然他比我父亲小17岁，但以他的资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同样是我们的父辈。
2 我父亲和习仲勋第一次见面，是在关中腹地的泾阳县云阳镇。那是1937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部署，我父亲率领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驻扎在富平县庄里镇，司令部设在镇上大南巷的张家大院，等待改编成八路军一二○师。当时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有关事宜。会议决定由关中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一二○师，直接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杀敌。
会后，关中特委一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到庄里镇来拜会即将出任一二○师师长的我父亲。我父亲对关中特委的热情周到，对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谦逊而又精诚的谈吐，印象深刻，一再对他表示感谢。那位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这时对我父亲说，贺总，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富平人，你们驻扎的庄里镇上的立诚中学，是我读书的母校，而且我就是在这所学校参加青年团，投身革命的。现在你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去打鬼子了，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支持自己的队伍，还不应该吗？
是的，那位关中特委特别年轻的负责同志，就是习仲勋。和毛泽东与他第一次见面一样，我父亲当时感到他这般平实，这般沉稳，不禁在心里惊叹：难怪毛主席这么看中他，赏识他，年轻有为啊！
从庄里镇回去后，关中特委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层层动员，精心选拔，抽调了500名优秀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长郭炳坤亲自带队，开到庄里镇向我父亲报到。望着这支士气高昂，几乎清一色由西北汉子组成的队伍，父亲大喜过望，一个个捶着他们的肩膀说，好样的，你们在黄土地上长大，服西北水土，我要把你们用在刀刃上。还说，你们的习书记真是慷慨啊，给我送来了真正的子弟兵。
几十年后，父亲已不在人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撰文回顾说：“那时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民军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相处，贺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习仲勋传》263页）
习仲勋说的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亲1949年10月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中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猖狂进攻延安，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在4个多月里，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西北野战军扭转了整个陕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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