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村宗教信仰问题的认识
【摘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村宗教信仰现象进行了调查与思考。他深刻分析神权在农村的影响，指出鬼神系统是严重束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一条精神绳索；深刻分析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领导农民推翻地主政权，才能动摇神权的根基；深刻分析农民屈服神权的原因，指出“推翻神权，破除迷信”不可操之过急，不可越俎代庖。这些论述与观点对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宗教；神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宝。1927年3月，毛泽东基于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农村的深入调查，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争议，明确提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强调放手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对中国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还在“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部分，对农村宗教信仰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对于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深刻分析神权在农村的影响，指出鬼神系统是严重束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一条精神绳索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神权”与“政权”、“族权”等放在一起综合认识，理清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鬼”（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土地菩萨等构成的“阴间系统”）与“神”（由玉皇上帝、各种神怪构成的“神仙系统”），是严重束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一条精神绳索。而且，“神权”和“政权”（由国、省、县到乡的国家系统）、“族权”（由宗祠、支祠到家长的家族系统）、“夫权”（女子受男子的支配）一起，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实际上，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批判封建礼教时，就谈到了精神绳索的问题，这在赵五贞自杀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919年11月14日，长沙女子赵五贞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不成，在花轿内用剃刀自杀。毛泽东就此事在《大公报》《女界钟》上接连发表十篇文章，抨击“吃人的礼教”。11月28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指出“婚姻命定说”及“合八字”、“择吉”等说法和活动，都是封建迷信的把戏，犹如用绳索将一对男女“深深的捆住”。显然，这与他在《报告》中提出的论点，是相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报告》中高兴地写道：“女子”和“穷人”之前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规矩已经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因为这意味着“族权”、“夫权”受到冲击，也就意味着封建宗法和制度受到冲击。
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为《报告》单行本作序时，也着重谈到“神权”与“政权”、“族权”、“夫权”的问题，指出：“他们打倒军阀、省长、知县大老爷、都团团总、土豪劣绅的政治机关。他们打倒玉皇大帝、元始天尊、天下都城隍、城隍老爷、土地公、五圣神、大狐仙的神权。他们打倒宗祠、族长、宗长、房长们、叔、舅、爷的族权。她们打倒父夫舅姑的男权。他们自己的力量解脱自己的桎梏，要将压迫者剥削者，个个正典刑。这些龌龊万分的东西，都要他们自己起来，才能扫除。”在一定意义上说，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考量，是认识和处理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的基本背景，极为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宗教现象的一个特点，就是学者所提出的“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的问题，即“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几乎遍布中国每个角落。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说明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是“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如果只看到“有组织的宗教”在中国不够强大，并“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是不正确的，也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关注解除农民精神绳索的问题。延安时期，他说陕甘宁边区有三大害，就是“迷信，不识字，不讲卫生”。因此，边区政府在文化教育工作中多次指出，必须除去文盲、迷信、不卫生等“旧制度对于广大民众所遗留的文化落后状态”；必须消灭文盲、肮脏与迷信等“旧社会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最丑恶的三大遗产”。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施政方针》规定，对会门组织及其盲从的群众，要采取“破除迷信，争取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但对借此“阴谋破坏秩序者，其倡首分子，必须分别罪恶大小，依法惩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大力反对封建迷信，特别是坚决打击那些利用封建迷信禍害群众的会道门组织，并取得显著成绩。
二、深刻分析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领导农民推翻地主政权，才能动摇神权的根基
毛泽东是党内较早关注土地问题的领导人。1926年9月，他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分析说，“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在《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只有推翻地主政权，才能使神权、族权和夫权“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正因为农民运动推翻了地主政权，所以许多地方农民协会才“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并提出用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不少地方盛行“禁迷信、打菩萨之风”，还有人“砍了木菩萨煮肉吃”，而且农民对这些并无异言。他还分析说，为什么在贫农中夫权“比较地弱一点”，是因为相比较于富有阶级女子，贫农妇女参加的劳动多。这种经济上的比例关系，使她们能够取得较多“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强调务必要“极力做政治斗争”，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农民“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还特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过去一直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但现在“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在这几个月时间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们突然从“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变为“大家走坏运”、“坟山一齐不贯气”了吗？不是这样的，而是归功于农民协会打倒地主。农民敬了几百年的关圣帝君、观音大士等，一个土豪劣绅也不曾打倒。所以想减租，想要土地，是“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