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峙中的身份困境
摘要：苏珊娜·普里查德的杰作《库纳尔都》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刻画土著人的作品。本文以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为切入点，主要剖析了库纳尔都这位土著女性在白人文化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何以从一个自由独立的女孩沦落为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揭示出在白人权威至上的世界中，土著女性惟有逃离 “他者”的视域，才能意识到自我的真正价值，有望摆脱“他者”的身份困境，实现自我的身份诉求。
关键词：土著人；库纳尔都；“他者”；身份
引言
苏珊娜·普里查德的小说《库纳尔都》曾一度被誉为 “澳大利亚最炙手可热和最感人肺腑的小说”， 其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基于殖民者立场对土著人一贯的刻板化描写，也一度促使澳大利亚人重新审视和反思其殖民历史。小说中塑造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白人主导的牧场世界；另一个是备受歧视的土著人世界，而库纳尔生活于两个世界，却与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因为女主人公从小生活白人中间，趋同于白人的价值观；而她作为土著部族的一份子，又不乏土著人部族精神的因子。小说紧紧围绕库纳尔都与白人牧场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而黑白两种文化的对立与两个世界的对峙最终酿成了一场爱情悲剧。
一、土著人主体身份的缺失
在小说开篇，女主人公独自坐在灌木丛中，吟唱土著歌曲。祥和的气氛中弥漫着一股泥土的气息，库纳尔都和周围的一切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该段描写揭示出在土著人文化中土地是土著人的生命和灵魂，既是其生活所依，又是其精神之源。但自从1788欧洲人踏足澳洲后，土著文化与社会就惨遭破坏，其在这片大陆上的主体地位也开始消解动摇。在白色权威之下，土著人流离失所，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同时白人习惯于将其蔑称为“落后劣等的种族”，让土著人世代背负起黑色身份这一污名。在白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土著人逐渐丧失了昔日澳洲主人的主体身份，被边缘化，沦为白人世界中的“他者”。
库纳尔都正是千万个被边缘化，他者化的土著人的代表。这个纯真的土著女孩一直恪守部族的神圣戒律。而当贝西夫人发现“在她的身上具有一种更大的价值” [2]后，她有幸成为了主人培养的目标，其不幸也从此开始。贝西夫人让她接受白人教育，希望把她培养成儿子休的好助手，帮助管理牧场。但是整个土著民族的主体地位已经丧失，失去了对整个外在空间的主体性，库纳尔都内在主体性也即将丧失，身处白人世界中的她最终会被边缘化，成为黑白两种文化对峙中的牺牲品。
二、库纳尔都自我主体性的缺失
拉康认为，“他者”代表的是象征本身，是所有欲望发生的场所，决定了话语的主体。白人强势文化的侵袭，对于所有生活在怀塔利巴牧场的土著人而言，失去的是独立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成为牧场主这一主体身份的附庸者，沦为白人抬高身份，凸现种族优越感的垫脚石。而库纳尔都作为一位土著女性，不仅要忍受作为一个土著人所要遭受的压迫和歧视，还要同时面对男权和父权的双重压迫。家庭禁锢就是这些压迫的主要表现之一。
家庭是构成社会整体的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文化往往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男人在外游猎，搜集食物；妇女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这是土著文化中男女各得其所，地位平等的外在表现。但在白人文化里，家庭则是男性行使权力的场所。被吸纳进白人世界的库纳尔都自然要遵循白人的家庭法则，而对于权力主体——贝西夫人来说，土著女孩库纳尔都俨然是一个“他者”，这是白人主体对自己优越身份与土著人黑色身份进行区分的必然结果。在白人世界中，库纳尔都不仅要接受白人的生活法则，还要接受贝西夫人为她安排的所谓幸福人生。当休暂时离开牧场后，贝西夫人强行将库纳尔都嫁给了沃缇达，她的一位得力助手。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说，将文化与自然区别开来的社会秩序，以及普遍昭示出社会秩序的乱伦禁恋，都建立在交换妇女的基础之上[4]。根据这一观点，无疑女性成为了一种财产，可以从一个男性的手中转移到另一个男性的手中。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她的价值得以保存，并为男性之间的心理和利益平衡做出巨大的贡献。贝西夫人显然是一个潜在男性权威的代言人。在她的操控下，库纳尔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婚姻，只能被迫从一个男性手中移交到另一个男性手中，丧失了任何的抉择权。
小说中，库纳尔都说话的次数寥寥无几。可见在这个充斥着强势文化压迫的空间中，只有白人的话语和声音，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库纳尔都只知顺从和屈服于男性权威，根本无暇虑及自己的身份诉求。也正是这种尴尬处境和边缘地位建构了她的“他者”身份，使她在无自我的状态下只能以“他者”的视角和“他者”的立场接受自身的命运，苟存于白人牧场主的生活空间。
三、库纳尔都“他者”身份的特殊意义
丈夫沃缇达意外死亡后，库纳尔都仍旧一心帮助昔日的恋人休打理牧场。可当休发现她失身之后，非但没有安慰她，反而大骂库纳尔都，说她道德败坏。库纳尔都悲愤之下出走了。失去了她的怀塔利巴牧场，很快濒临破产。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言及：“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水，而他则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大海是母性符号的化身。”[4]所以男性从来都不是单一存在的，他总是和女性相对应和，并且女性被赋予了孕育生命的自然力。这种奇特的能力，使作为“他者”的女人也能“充实”的存在，同时女性的这种被动存在与男性的主体地位互为比照，而又各得其所。在这个共存的过程中，女性的存在也强化了男人的主体意识，使得他们能透过女人看到自己的位置。对于休，库纳尔都就是一个肯定其主体存在的“他者”之镜。而库纳尔都的出走，意味着这面镜子的消失，没有外在的映射，没有这个“他者”的存在，休也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其借助男性权威所建构的主体身份自然也就崩塌了。
虽然男权社会滋生了“他者”的概念，但是作为生育者的女人，其地位不可或缺，女性自身繁衍力使她们和土地产生了某种象征性的联系。如果把牧场比作女性的话，那么库纳尔都就是牧场的生存之本，二者的关联使她成为牧场能存活下去的前提和条件，因此，失去库纳尔都的牧场，就失去了存续能力，无异于死亡。可悲的是，女性特有的这种孕育能力并没有让其意识到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与地位，她们仍旧认为男人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女性注定要服从于、归属于男人，被动却“充实”地活着。所以女主人公最终还是回到了牧场，直至死仍不明白为什么休不愿意娶她，最终被彻底淹没在“他者”身份的泥沼中。
结语
库纳尔都短暂而凄凉的一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种族歧视和男权压迫的悲惨世界。库纳尔都被“他者”化的悲剧显示出土著人在白人世界里根本无权建构自我的身份，因为在等级森严，男权至上的白人社会中，土著妇女受制于传统和家庭，缺乏自我意识，从来不懂得寻求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表达方式。土著人，尤其是土著女性要想在白人世界里有尊严的生存下去，就必须唤醒自身的自我意识，解放自我，努力重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唯有如此，才能逃脱类似于库纳尔都的悲惨命运，获得真正的解放，赢得自我的独立。
参考文献：
[1]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2]Prichard, Katharine Susannah.Coornardoo[M].Australia by the Dominion Press-Hedges&Bell,1975.
[3]西蒙·波伏娃著、李强选译.第二性[M]. 西苑出版社.2004.
[4]伊丽莎白·赖特（英）著、王文华译.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作者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