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逻辑、意义、缺漏及改良
关键词：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检察公益诉讼;法律监督
摘要：我国的公共利益原则是建立在宪法本所规设的“一元性的”价值秩序之上。从很大程度上讲，它是国家政策实施的投影布，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公益诉讼必然具有浓厚的政策实施格调。那么，将诉讼阀门交由国家官方发起人——检察机关——掌控乃是诉讼格调的基本保证。由之，也就成全了颇具世界首创性的检察公益诉讼。自然而然，诉讼的主线逻辑乃是“法律监督”。经由法律监督的穿针引线，检察公益诉讼也就生成了推进公共法治教育、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司法公信以及助力反腐等现实意义。然而，由于诉讼法上的相关规定过于短绌，再加之法律监督制度本身的问题，检察公益诉讼的实施必然难竟事功。为此，当下应以“法律监督”为主线确定改良方法。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9）03012609
Abstract：The public interest principle of China is established on the monistic value order of constitution. As a result， China’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 projection screen fabric to natio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ssess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function. And， that procuratorial organ occupies the control power on initiating litigation is basic guarantee to policy implementation function. In China’s context， top-level design creates a special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keynote of which is legal supervision. Beside major functio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n produce another positive significance， such as public？legal education， promo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 re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public faith and assistance to anti-corruption. However，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till carries a great risk to deviate from the right track as？omissions of procedural law and problems of legal supervision. At present，we ought to concentrate on？legal supervision to set the dir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公益訴讼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随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行起来。总体而言，基于公共利益的多元主义特质以及社会契约论的价值逻辑，西方国家的公益诉讼主要还是以个人权益为起点。所谓“公益”，只是因为法院所裁判的争议事项的影响范围超越了两造之间。[2]
我国乃是“能动型”国家，自宪法序言始就布满了改造社会的宏观愿景与基本国策。①公共利益原则正是建立在宪法所规设的“一元性的”（monistic）价值秩序之上。从很大程度上讲，它是国家政策实施的投影布。我国公益诉讼的铺设旨在通过司法枢纽修复法律秩序，以促成国家政策的统一实施。诉讼本身自然具有浓厚的政策实施格调。而直接关系国家政策实施的专业技术同时，实体法以宪法为参照标准，忠实地追随国家政策。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著，郑戈译：《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3页。
任务又容不得私人组织的“瞎搅和”。当然，私人组织并非被完全排除在外，但其主要是作为一个效忠并增援政府政策的合唱团来进行有限参与的。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著，郑戈译：《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所以，我国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选由检察机关作为主要担纲者，由之也就成为颇具世界首创性的检察公益诉讼。[3]
自检察公益诉讼正式实施以来，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宪制层面的理论推定。这一方面的研究聚焦于宪制层面，集中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试图映射出诉讼的派生机理。有人就提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分权制衡原理、公益有限原理以及诉讼类型化原理。[4]第二，诉讼结构的法理审视。主流观点是，检察机关同时行使法律监督权和公益诉讼权会影响法院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将导致诉讼程序与法律监督程序之间的矛盾。[5]第三，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的比较研究。即对公益诉讼实施中“行主民辅”的现象从案件线索、办案难度以及检察机关的主观意图等方面予以分析，认为行政、民事两类案件数严重失衡现象不可持续，未来应走向两者的平衡。[6]第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属性分析。从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入手，得出其属于客观诉讼的结论，认为应当设立相配套的供给机制。[7]第五，以检察公益诉讼相关规范依据为轴线的分析。通过分析自2015年至2017年出台的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审视检察公益诉讼的特点、成效，并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讲解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