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寻访国学大师钱穆】国学大师钱穆

  曾被贴上“反动文人”标签      我在北京大学读了六年书,天天生活在未名湖畔,竟然不知未名湖这一名字是谁取的。直至这次在台北参观了国学大师钱穆的故居“素书楼”,方知未名湖这一名字是钱穆先生取的,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汗颜――不过,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钱穆的名字在大陆是禁忌的符号。
  我也熟知大陆的“三钱”,即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我却不知钱伟长这名字也是钱穆取的。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同样道理,在那个年代,钱穆在大陆曾经遭到“批判”,被称为“反动文人”,是“免提”的名字。
  钱穆原名钱思钅荣。1912年,十七岁的钱思钅荣由其长兄钱挚为之改名钱穆,字宾四。钱穆的名“穆”与字“宾四”,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钱穆给钱挚长子取名“伟长”,则是因“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字伟长,擅长诗赋。钱穆给侄子取名“伟长”,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像徐干那样的学问家。
  钱穆毕生研究国学,无党无派,并不涉及政治,只是由于他受到蒋介石的礼遇而定居台湾,在海峡两岸尖锐对峙的岁月,便把他贴上“反动文人”标签,钱穆的纯学术国学研究著作在大陆无法出版。
  直到海峡两岸一片祥和气氛的今日,洋洋一千七百万字的《钱穆先生全集》,在2011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钱穆的代表作之一《国史大纲》,在此前出版,成为大陆畅销的学术著作。
  其实钱穆故居“素书楼”离我的长子家很近。每一回驱车穿过自强隧道进入外双溪,就见到东吴大学醒目的校门。我并不知道钱穆故居“素书楼”就在东吴大学校园之内。当我去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参观时,得知钱穆故居“素书楼”就在附近的东吴大学里,当然就决定前去寻访。
  东吴大学原是中国在20世纪初第一所民办大学,校名“东吴”就意味着学校所在地是苏州。1952年改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为苏州大学。
  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经东吴大学在台校友倡议复校,1951年在台北汉口街兴办了东吴大学,1961年迁至外双溪。
  外双溪的上游为内双溪,发源于阳明山山脉擎天岗附近,先向南流后转向西,与菁�溪(碧溪)汇合之后,成为外双溪。外双溪一带属于台北士林区,有山又有水,风景优美。从1950年起,蒋介石就住在这里的士林官邸。始建于1962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建在这里。就连张大千建造私宅,同样选中这里。
  车至东吴大学大门口,门卫告知沿着学校的主干道一直往里,路的右侧的小山坡上,便是钱穆故居“素书楼”。穿过大片校区之后,果真看到一个小山坡,在茂密的绿树丛中,隐约可以看见一幢红砖外墙的小楼,想必是“素书楼”。驱车上山坡,便见到两扇红色大门,门上有一黑色木牌,上书“素书楼”三字。右侧的水泥门柱上,挂着“钱穆故居”的牌子。据说当年钱穆先生住此,便指定大门要漆成红色,即所谓“朱门”之意。门内门外,一棵棵榕树如巨伞撑开,长长的树须随风飘荡。司机张先生把轿车停靠在附近之后,我和妻一起入内参观。
  走访台北素书楼
  进门之后,还要继续上山。面前有两条路,左侧为步行道,沿石级而上;右侧为车行道,钱穆先生晚年体衰,无力登山,外出时乘夫人胡美琦驾驶的一辆小金龟似的轿车,车行道直抵小楼。
  我拾级而上,曲径通幽,走过之字形石级,向上二十多米,便是一幢红灰两色相间的两层楼房。远看只是一座小楼,近看则大于通常的两层别墅。钱穆先生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素书楼,其缘由是他在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的故居第二大厅叫素书堂,他十七岁时得伤寒,误用了药,几乎不救,母亲花费七个星期日夜精心照料,终于使他脱离险境,为了感恩母亲,以素书楼表达怀念之情。
  素书楼的底楼左侧为客厅。客厅颇大,如同课堂,可容四五十人。从1968年素书楼落成起,至1986年止,钱穆在家授课,客厅即讲堂。1986年6月9日下午,九十一岁的钱穆在素书楼讲了最后一课,他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钱穆告别讲坛。
  钱穆崇敬南宋思想家朱熹。在客厅里,我看见摆设有朱熹像,以及朱熹所书“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等字轴。钱穆故去后,客厅安放钱穆铜像,以表纪念。客厅里还陈列着钱穆在1986年6月9日下午上最后一课时的照片。
  客厅对面如今是一个多媒体放映室,原先是钱穆夫人胡美琦的画室。钱穆一生有过三次婚姻。1928年夏秋之际,他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给了钱穆沉重的打击。此后钱穆与张一贯结婚。张一贯是一位小学校长,与钱穆育有四子两女。
  1949年钱穆只身赴广州然后去香港。1952年钱穆到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刚落成的礼堂演讲,忽被屋顶掉下的大水泥块击晕,送到医院急救。后来送至台中养病,受到在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照料。胡美琦曾经就读厦门大学和香港新亚书院,而新亚书院正是钱穆创办的。后来胡美琦从台湾大学毕业,来香港工作。1956年,钱穆与胡美琦在香港结婚。
  从素书楼底楼到二楼的楼梯两侧,悬挂着钱穆先生多幅照片,仿佛是从钱穆一生中截取一个个有代表性的瞬间。其中最为引起我注意的是1981年钱穆与侄子钱伟长在香港的合影。
  二楼左侧是钱穆书房。书房四壁皆是从地板至天花板的“顶天立地”的书架。靠窗是钱穆先生的书桌。钱穆诸多著作都是在这里写出来的。钱穆生活很有规律,早餐之后便在书房写作,直至中午。午休之后又继续写作。
  我在钱穆的书柜里,看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共五十四卷,一千七百万字。这是钱穆故世之后,由钱穆夫人胡美琦以及几位钱穆门人整理、编辑的,共分三编,即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钱宾四先生全集》于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二楼的另一个房间是卧室。钱穆夫妇的卧室陈设很简单,两张床铺和一个五斗柜而已。
  卧室之外是很大的阳台。透过阳台的玻璃窗,可以看见“故宫博物院”绿色的屋顶。钱穆和夫人常常坐在阳台上欣赏美景。钱穆在八十二岁时,曾经写下一首五绝,描述自己的素书楼:
  开窗北山下,
  日出竹光朗。
  楼中人兀然,
  鸟雀时来往。
  
   “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
  
  钱穆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学研究。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惊人的刻苦与勤奋。钱穆出身钱氏书香门第,乃吴越武肃王钱�第三十四世孙。钱穆与钱钟书同宗不同支,钱穆称钱基博(钱钟书父亲)为叔,而钱钟书则又称钱穆为叔。
  钱穆父亲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体弱多病。钱穆七岁入私塾,但是在十二岁时,家庭的顶梁柱、四十一岁的父亲离世,孤儿寡母不胜困苦。所幸母亲节衣缩食,坚持让钱穆上学。钱穆在常州中学上学时参加学潮,当时该校学潮的领导者之中还有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干将的刘半农以及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钱穆在高中尚未毕业之时,1911年,十六岁的他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去乡间担任三兼小学的国文教师,1913年任教于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梅村),1919年任一所初级小学校长,1922年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在做了十一年小学教师之后,应聘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校担任教师,即开始在中学任教。1927年成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前前后后钱穆担任小学、中学教师达十九年之久。所以这位国学大师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肄业。钱穆在教学之余,写作文史论文投稿,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学术界注意。但是后来他的投稿屡次不见刊发,钱穆一打听,方知原委:他在致报社的信中,提及自己是乡村小学教师――在当时的编辑看来,乡村的中小学教师能有什么学问?于是不用钱穆的文章。
  然而钱穆“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经过十几年的日夜苦读苦学,他发现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竟然“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1929年,胡适、顾颉刚来苏州中学演讲,作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三十四岁的钱穆得以与他们相识。也就在这一年,他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所力主的刘向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篇论文于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顿时,钱穆引起了胡适、顾颉刚等北平学术界名流的广泛注意。
  当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的顾颉刚,致函钱穆:“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这位江苏乡间教师在1930年一举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为美国的“中国通”司徒雷登,他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钱穆应邀出席。司徒雷登询问新来的教师对燕京大学的印象,钱穆直言道:“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司徒雷登很重视钱穆的意见,专门召集校务会议加以讨论,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园中有一湖未名,众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名字都觉得不合适,钱穆建议就叫“未名湖”,得到一致赞同。
  钱穆来到北平的次年,即1931年,顾颉刚又推荐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致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引者注:指钱穆)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亦看重钱穆。就这样,钱穆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北胡南钱”之誉鹊起
  
  顾颉刚致胡适函中提及的钱穆新著《诸子系年》,即《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推崇。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胡适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从此钱穆进入国学研究精英之列,除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还兼课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钱穆的讲课如同演讲,生动而富有创见。讲得高兴时,往往庄谐并作,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据称,钱穆“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
  一时间,“北胡(适)南钱(穆)”之誉鹊起。钱穆与胡适有了深厚的友谊,但是在学术上则展开争鸣。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他们仨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位学生以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则反驳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但是胡适又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1937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钱穆,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可贵的是,在抗战的动荡岁月,钱穆在云南宜良北山的岩泉下寺,独居小楼一年,写成名著《国史大纲》。在《国史大纲》开头,钱穆在引论中开宗明义指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钱穆正是以这种“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斯年主持北京大学校务。由于傅斯年与钱穆在学术见解上相左,未聘钱穆出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春,钱穆应家乡江南大学之邀,担任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钱穆在家乡只工作了一年。1949年春,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聘,钱穆南下广州任教。钱穆所以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时刻选择了离开家乡南下,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到了广州两个月之后,钱穆又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
  1949年中国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兵败如山倒。8月14日新华社发表出自毛泽东笔下的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内中点了钱穆的名: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对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从此,胡适、傅斯年、钱穆在中国大陆被称为“三大反动文人”。不过钱穆对此觉得不可理解,胡适、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被称为“反动文人”还算有其缘由,而钱穆只是一介书生而已。正因为这样,1950年秋,钱穆在给学生郦家驹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抗战胜利后“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找到我头上”?尤其是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之后,钱穆知道是毛泽东点了他的名,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礼遇钱穆
  
  1950年,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任院长。新亚书院的早期学生余英时,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内地,香港的极左派也闻风起舞,制造动乱。作为“三大反动文人”之一的钱穆,在香港感到动荡与不安。就在这时,蒋介石亲自邀请钱穆赴台安居。于是钱穆夫妇在1967年10月从香港移居台湾。蒋介石令蒋经国拜钱穆为师,学习国学。
  钱穆先是暂住在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不久租居于台北金山街,与此同时着手在台北自建住房。当时钱穆夫人胡美琦抛掉了香港汇丰银行的股票,以这笔钱作为在台北的建房款。钱穆夫妇踏勘台北各处,选中翠林幽谷的外双溪。钱穆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房屋设计图。
  此事被蒋经国得知,从钱穆夫人胡美琦那里索去图纸,说是“老师不必费心”,由他交给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在蒋经国督办之下,小楼很快就在外双溪建成,没收钱穆一分钱,虽说钱穆夫妇已经准备好建房款。
  这幢小楼,就是素书楼。1968年7月,钱穆喜迁新居,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在素书楼住了二十三年,过着舒适、平静的晚年生活。“素书楼”也是钱穆晚年写作、讲学的场所。钱穆在这里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并培养了大批人才。
  钱穆万万没有想到,风云变幻,世事沧桑,素书楼后来竟然成了钱穆“非法侵占公产”的“罪证”,闹出一场震惊台湾的风波……
  随着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去世,民进党在台湾崛起。当时民进党作为在野党,千方百计攻击执政的国民党。尽管钱穆本人晚年埋头书斋,并不过问台湾政治,但是这位国学大师毕竟是蒋氏父子“礼贤下士”的象征性人物,素书楼是蒋氏父子优待“海归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厚礼,于是钱穆和素书楼也就成了民进党攻击国民党的目标。
  这一攻击的导火线,是从钱穆的长女钱易赴台探亲开始的。
  1929年钱穆与张一贯女士结婚之后,从1931年至1940年先后有四子二女出生,其中第四子早夭,三个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两个女儿钱易、钱辉(晦)均在大陆逐渐长大成人。在钱穆来到台北之后,苦于海峡两岸剑拔弩张,无法与大陆子女相聚,钱穆只得从台湾前往香港,在那里与子女相见。1981年,钱穆赴香港会晤他多年未见的侄子钱伟长,而当时钱伟长的秘书正是钱穆长女钱易,这是钱穆在告别大陆之后第一次见到长女,非常兴奋。从那以后,钱穆的大陆子女陆续前往香港,与钱穆在香港晤会,每次长则月余,短则一周。
  钱穆盼望子女能够赴台。尤其是钱穆晚年有过几次轻微中风,而且视力渐衰,行动不便,很希望子女能够来台相聚。
  终于在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之后,台湾当局又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虽说最初规定的条件相当严苛,从大陆直接赴台的手续相当烦琐。当时钱穆的长女钱易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从“第三地”前往台湾探亲,获得台湾当局批准。当长女钱易来到素书楼,钱穆感到莫大的宽慰和欣喜。
  钱易于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10月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81年至1983年,钱易作为副教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任访问学者。1987年出版专著 《水污染及其防治》。1988年至1989年在荷兰德尔夫特技术大学任访问教授。从1992年起多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先后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第七届执委,全国妇联第八届副主席。曾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讲学,担任国际科学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
  民进党把炮口对准了钱易。民进党中常委陈水扁发难,称钱易在入台时,“隐瞒”了曾经是共青团员的身份。紧接着,民进党又进一步“揭发”,称钱易是中共党员,曾经在大陆的“叛乱组织”(那时候台湾把大陆的政协划为“叛乱组织”)任职。于是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1988年底,台湾“高检署”对民进党对钱穆的控告处以不起诉的决定,但是钱易只能马上离开台湾。钱穆痛心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在“素书楼风波”中郁闷离世
  
  “钱易风波”刚刚过去,“素书楼风波”接踵而至,民进党继续炮轰钱穆。1989年,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周伯伦,指称时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非法占用市产”。在民进党党内,流传着所谓“一长二仁三伯伦”,即谢长廷、丘义仁与周伯伦,被并称为民进党内“最聪明的三颗脑袋”。周伯伦这颗民进党内“最聪明”的“脑袋”之一,在台北市议会中提出,钱穆所住素书楼是公共财产。经他调查,素书楼是当年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现在属于台北市政府的“市产”。两蒋的“威权时代”早已经过去,钱穆不能再依仗国民党的权势“非法霸占公共财产”,钱穆必须迁出素书楼。
  这时已经成为“立法委员”的陈水扁马上跟进,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府收回素书楼。
  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总统”李登辉对“素书楼风波”装聋作哑,保持沉默。
  不过,就连周伯伦、陈水扁也明白,逼迫已经九旬高龄、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地位的一代大师钱穆搬出素书楼,虽然可以用来攻击国民党,但是弄得不好会激起民愤,因为谁都知道这并非钱穆“非法霸占”,是蒋介石、蒋经国的特意安排,何况当时钱穆已经准备了建房之款。于是,周伯伦、陈水扁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在钱穆搬出素书楼之后,把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
  钱穆得知之后,叹道:“我活着不让我住,我还没有死就要建纪念馆?”
  面对周伯伦、陈水扁的猛烈攻击,钱穆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节,毅然决定迁出素书楼。1990年6月1日,已经双目失明的九十五岁的钱穆搬出已经住了二十七年的素书楼,在台北市杭州南路辟屋居住。
  三个月后,心情郁闷的钱穆于1990年8月30日风雨交加的早晨病逝于杭州南路新寓所。
  钱穆的去世,引发台湾社会对于周伯伦、陈水扁的强烈谴责。钱穆的高足余英时先生,为钱穆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根据钱穆遗愿,1991年1月,钱穆夫人胡美琦把钱穆骨灰归葬于苏州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钱穆终于回到了故土。
  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素书楼事件”始终是他无法遮掩的诟病。当“钱穆纪念馆”在素书楼开幕时,作为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在讲话中表示了对钱穆的道歉。陈水扁的原话如下:
  今天我特别指定要来钱穆宾老纪念馆素书楼,以吊唁这一位“一代儒宗”,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向我们宾老说一声:“宾老不死,不是隐入历史,而是活在历史。”所以向他献花、致意,在心里我是这样来默祷,我是亲自来向宾老表达歉意和说声“对不起”。政府,特别是台北市政府,在过去做得不够,也许是由于一些杂音和压力,忽略了对一代儒宗所应该要有的特别的礼遇,我一直觉得当初让我们的宾老迁出素书楼搬到杭州南路的住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离开我们,并且在八十一年(注:即1992年)归葬中国大陆的江苏太湖之滨,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宜,但是这样的事实终究还是发生了。现在我有机会担任台北市行政首长的工作,我唯一能做的、应该做的、最想做的就是今天特地来宾老的铜像面前来跟他致歉,来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希望未来类似事情的处理一定要非常审慎。
  2010年8月30日,为了纪念钱穆先生去世二十周年,国民党主席、“总统”马英九来到素书楼,表示对钱穆先生的敬意。马英九说,他以饮水思源、追念大师的心情来参加追思会,但也很感慨;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来台,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二十余年的素书楼,以至于在搬迁后三个月辞世。对此,马英九引用《论语・卫灵公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来描述钱穆先生所遭遇的不公不义的对待。他说,这段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正在医院养病、八十二岁的胡美琦女士也在追思会上说,二十年来常想起先生去世前写的一副春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她说,“这句话正是我此刻心境”。
  我在素书楼参观良久,离去时遥望这座山坡上的小楼,不由得感叹,素书楼的命运,正是台湾政局风风雨雨的缩影;而钱穆的一生,从成名于大陆到晚年居台湾,到遗骨重返故土,则正是海峡两岸政局风风雨雨的见证。■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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