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著名画家，被媒体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称号。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他归国发展的第十年。十年回归，2010年11月5日，集陈丹青十年新作的个展在中国油画院举办，平日清静的展厅人满为患。笔者置身其中，一边感受着来自陈丹青艺术的魅力，一边听他谈十年前后的人生感悟。陈丹青笑言，这十年来胡说八道，把画都荒废了。
展览说明里写道，试图全面展示陈丹青先生十年来在绘画方面的成就及其一直坚持的真诚、纯粹的艺术主张。对于陈丹青而言，其实这个展览很简单。2005年之前，因忙于教学工作，和媒体打交道，他给自己放了长假，暂停了在美国保持的规律作画的习惯。之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成了，画笔在召唤他，颜料在召唤他，画布在召唤他，于是他又抢时间画画，就有了现在的这个展览。“感谢这十年为我枯坐的模特，尤其是裸体模特”，他说，模特是他的衣食父母，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容易被忽视的道理。
绝版青春，垃圾堆里捡来的油画
当摹本
1953年，陈丹青出生在上海，因为父亲陈兆炽极喜欢文天祥的那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为他取名“丹青”，陈丹青和“丹青”一辈子结缘，算是一种不谋而合。
陈兆炽是广东台山人，1948年考入现在已有百年校史的上海海关学院，当时的名字是税务专门学校。广东人有一种矛盾的情愫，他们是勇敢的一群人，他们浮槎四海，却又心系故土。
陈兆炽离开从小生长的村子，来到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城市之一上海，在这里成家立业，繁衍后代。但是他的心中始终写着“回归”两个字，回归写在他心里，也随着他的言传身教，摹刻在陈丹青的成长道路上。
从陈丹青四岁起，父亲就带他返回台山“寻根”，熟悉故乡风物。父亲甚至曾一度想要和广东的同事对调岗位，以达到回归的目的。从那个时候起，陈丹青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广东，那里是先祖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长大之后才明白，那就是自己的“根”。
陈兆炽喜欢看书，也喜欢文艺，陈丹青从小就和父亲一起阅读。陈丹青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托尔斯泰、狄更斯等19世纪的古典文学作品，像《安娜・卡列尼娜》等。陈兆炽还很喜欢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去郊外感受自然，这些都使陈丹青从小就获得了人文积淀。
“文革”开始，陈家被抄家，陈兆炽每天除了被批斗，还要写检查。因为不甘遭受侮辱，陈兆炽时常要写申诉信。陈丹青十五岁开始就帮助父亲写检查，写申诉信。因为陈兆炽对文字要求严谨规范，陈丹青每次写完都需要父亲过目检查，连标点符号也不会放过。陈兆炽后来回忆，那时候陈丹青有写日记的习惯，后来去插队了，也会和自己保持通信，两人还在信中探讨托尔斯泰。这种在写作上的锻炼和审美上的交流，无疑对没有经受过完整中等教育的陈丹青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些早期文字上的锤炼，成就了画家陈丹青的另外一个身份――作家陈丹青。
1968年，十五岁的陈丹青开始学习油画。他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文革”抄家时，家里的文学著作、画册被一扫而光。家里很多东西没有了，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没有画册临摹，可以去公园、马路边画，不要难过。
一次，接受改造的陈兆炽扫大街时，在垃圾箱里捡到一张扑克牌，牌背面是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是一位外国画家的女子人像作品。陈兆炽将其带回家送给儿子。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来临摹这张扑克牌背面的画。
这张扑克牌给了陈丹青莫大的安慰。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热爱艺术的青年都能捡到这张“意大利女孩”的。这是纷乱年代意外的收获。陈丹青回忆道：“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的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读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半懂半不懂地看着。”
上山下乡，他只是时代群像里
渺小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而人是没有办法脱离时代独立存在的。1970年，陈丹青只有十七岁，他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中断了学业，奔赴赣南下乡插队。很久以后他回忆道：几万名初中生3月注销户口，4月被塞满一列列专程火车奔赴各地――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喧哗哭闹，月台上是握紧又被掰开的手，泪光送他们离开上海这座城。对于大城市长大的少年而言，赣南的农村有怎样的生活差异是难以体察的。但正是这个急转弯打开了画家陈丹青的人生。
如果没有1970年，陈丹青也许会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普通的职员。历史没法假设。
陈丹青回忆这段日子的心情也是复杂的。赣南的山沟里留给他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饿，不知道是因为年轻吃得多，还是根本不够吃，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低头觅食，感觉自己回到了食物链的下层，仿佛猪狗。记忆里有一只邻居家的猫，被狗咬烂了一只耳朵，第二天死了，横陈墙脚。他们把它剥了皮，安排由陈丹青提到小溪边冲洗。那一天，陈丹青的头上顶着正午的阳光，脚下溪流清澈湍急，水中沙石历历可数。他手里提着这只剥了皮、脑袋爪子已经被斩去的猫。一刹那，陈丹青仿佛被击倒一样，他忽然放开手，那只血肉模糊的猫尸身随着水流不由自主地沉浮，随即被飞速奔来的土狗叼上岸。迟来的狗，一拥而上……这种苍凉的画面，只是那段生活里的一帧。哪是猫尸，哪又是那分食尸身的群狗，有时即使回头看，也很难在回忆中辨清影子。
1971年，上海青年陈丹青已经开始屈服他的生活，他在毛主席曾率领红军经过的深山里学会了砍柴做饭。他认为自己注定要留在这个地方，永远地留下。而大山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潜伏”骨灰盒厂，终迎来
“西藏组画”诞生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悄无声息地开始。当时陈丹青正在深山里种空心菜。赣南贫瘠的农村，每个人的配菜都是粗盐辣子，为了改善生活，他们便在边边角角的空地上种些蔬菜。陈丹青始终没有将农事做到熟稔，一直到离开那里，他也仍然只会种空心菜，因为空心菜不需要特殊照料，只要种下去，泼上人粪，它自己就会向上生长、开枝散叶。当然，陈丹青不只种菜，他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艺术创作。
翌年，陈丹青以赣南共同生活的农民为原型创作的油画《在长征路上》等展出。在江西省美术工作者黄兆荣的竭力推荐下，陈丹青被借调到江西出版社绘制连环画。他终于走出了赣南的大山。他始终记得一位和他一起下乡的赣州知青，要靠双腿走出大山，临行前这位知青和他挥手告别：“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当时他泪流满面。面对如画山水，还有每每分食当地村民口粮时，那些双手颤抖、局促尴尬的人们，陈丹青只能用沉默来作答。
这份差事并没有延续很久。后来一位外宾来访，看到陈丹青的作品后大为赞赏，并请陈丹青为他画像。经过上级领导审慎考虑并允诺后，陈丹青完成了这张已经变味成任务的人像作品。对于外宾而言，他只是在第三世界与一个有绘画天赋的小伙子有过一次人类间展示相互友善的小插曲；对于陈丹青而言则又是一次转折，之后他就被无缘由地重新发配回赣南山区。
尼克松来访的当年，在江青的授意下，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恢复。1974年，陈丹青一路混票来到北京。初到北京的陈丹青感觉和后来第一次到巴黎、到纽约一样。走进中国美术馆，他来到了属于自己的海洋，也许就在这个时候，陈丹青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陈丹青没有放弃用自己的努力修正时代冲击下的辗转不定的人生。因为回到上海已经基本无望，陈丹青将希望寄予临近上海的大城市南京。1975年，陈丹青带着青年油画家陈逸飞等人的推荐信，来到南京艺术学院拜见陈德曦老师，希望得到陈德曦老师的引荐，在南京谋求一份工作，将户口从赣南的山区调出，落户到南京。陈德曦老师将陈丹青带到教室做了一次示范绘画，希望在座的学生能帮忙推荐。那时陈丹青已经有过几次参展经验，在社会的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远比象牙塔里的学生得到的更多。他的作品和令人同情的经历打动了在座的一位军区干部的女儿，她在很久之后成了陈丹青的妻子，她的名字叫黄素宁。
黄素宁带陈丹青回去见自己的父亲，还带陈丹青去见江苏省美协主席亚明。最终，陈丹青以黄素宁远方亲戚的身份落户在南京远郊的队办企业――骨灰盒厂。这之后，他在这家骨灰盒厂里前前后后画过几百个骨灰盒。
骨灰盒厂的日子平淡而乏味，但生活总是在疑问中会给你一个又一个充满冒险的选择。1976年，曾经帮助过陈丹青的南京姑娘黄素宁再次给陈丹青提供了一个机会，邀他前去西藏帮助自治区筹备美术学习班。陈丹青欣然接受了。西藏的风光和赣南一样美好，西藏的穷人和赣南的农民穿得一样破烂污浊。但西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藏民有着自成系统的信仰寄托。此时的陈丹青不再是一个吃不饱的干瘦知青了，他已成为一名有收入的艺术工作者，这样他可以更加心无挂碍地去吸取西藏的灵气。他在拉萨，游览了布达拉宫，又去郊外的寺院、草原、帐篷、森林探秘。他用西藏之行所取得的资料，先后创作了《泪水洒满幸福田》和《进军西藏》等油画，这些作品两次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美术作品展览，都被评为优秀作品。
两年后，恢复高考，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美术工作者，陈丹青以同等学力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他的专业考试和论文，受到中央美术学院老师的高度赏识。他被录取了。当他接到通知书的时候，想起自己在人生旅途上历经的磨难，他不禁失声痛哭。
陈丹青的毕业成果，是奠定他在油画界地位的名作“西藏组画”。所谓“西藏组画”，是陈丹青的七件毕业创作，在1980年展出后，外界给它起了个这样的名称。陈丹青1976年在西藏时就已经开始“西藏组画”的创作，但当时，他并没有预设自己将会完成一组系列作品，形成这样的“组画”。
在1980年左右的中国美术界，类似的尝试尚属初见。此前长期形成的创作观，是作者提呈一幅巨大的创作，然后给出意义明确的解释。这是苏联油画多年来对中国油画的影响遗留下的教条主义的延续。而“西藏组画”打破樊篱，为了背离巨型的、单幅的、叙事的、主题性的“文革”创作模式，他选择了小尺寸的、多幅的、非叙事的、无主题的做法，一幅接一幅画，每幅画题也务求简单。这样的画作甫一露面，便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认为其开拓了“生活流”和“乡土情”之先河，是中国写实油画自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西藏组画”被油画界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油画在造型艺术上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最成功的作品。
谈及“西藏组画”的创作，陈丹青充满激情：“我当年最为迷恋的印象，便是藏人进城互拽衣袖以防走失的淳朴相：《进城》之一画的是三位彼此牵衣行走的女孩；《进城》之二画的是怀抱乳儿的妻子拽着丈夫的长袖，也即后来被发表次数最多的那幅；《进城》之三，是根据许多草图中夫妻进城的不同变体画之一作成油画的。图中夫妻的行走方向及装束，与上一幅相异。后来去纽约，我根据别的变体草图，画出《进城》之四、之五、之六……但毕竟失却真切的感受，远不如人在国内时画的这几幅了。”
“西藏组画”成为陈丹青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高峰和标志。多年后再谈起，陈丹青说：“一件作品之所以著名，并不全在作品本身，而在这件作品被人一再提及的次数。有幸而不幸，我的七件‘西藏组画’至今被一再提及，有如重复戳盖的印记。此次回看《进城》之三，我惊异于自己尚未出国前作画的专注与朴实，后来虽然眼界大开，单是米勒的原作就见到不止百幅，然而再也不能寻回初创作时的纯真。现在我瞧着画中那位女子朝我看来的眼神，不知作何感想：她是我一笔笔画出来的，然而如今我也成了她目中的陌生人。”
十八载纽约生涯，戏称自己是
“风雪之中的风尘女子”
从中央美院毕业后，陈丹青留校当了老师，但是他天生似乎就是不断打破牢笼的人。
1982年，陈丹青以自由画家的身份拿到赴美签证。拿到签证对他而言似乎是又一次上山下乡，所以拖了三个月才走。“纽约不是话题，它不是学术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在这“不是话题”的话题中，陈丹青讲述特殊时代的留洋艺术家真实的生活状态。“到了纽约，发现问题很具体，那就是生存。”陈丹青觉得，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人，他们是寻梦者，也是探路者。美国与中国有太多的不同，那里既没有宣传部也没有文化部，“没有人会给艺术家发工资，没有人会理睬一个刚来纽约又不会说美国话的中国人”。
当然美国还有另外一种东西，陈丹青说：“每个年轻人都有一张没被欺负过的脸。”这也许就是美国梦对所有人最大的吸引力。
到达纽约的第一天，陈丹青就被上了一课。一位留美前辈对他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说教，要他放下架子，做好在美国吃苦的准备。“感觉很不好”，让他有了当初去赣南山沟插队的感觉。
在美国，陈丹青逛了无数个美术馆，看了无数的原作，看到了众多的大事。可是精神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最后他还是要想办法糊口，和他当初去赣南山区时一个道理，但是他现在不再是群体影像里籍籍无名的一个像素点了。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潮当中，他仍然也是无数人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已经有了很多新的标签――“西藏组画”、中央美院、陈丹青。
瓦里森德利画廊位于纽约的五十七街，是一个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字号，老板到过中国，看过中国美术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画作“西藏组画”，对陈丹青非常欣赏。别人告诉老板，这个陈丹青，现在就在纽约。所以，当陈丹青还不明白画廊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想到要找画廊卖画的时候，画廊已经找到他了。如此，陈丹青成为第一个和美国画廊签约的中国画家。
老板允诺第二年给陈丹青办个人画展，要求陈丹青画出二十张画，不限定题材。西藏在陈丹青的大脑里还有存货，于是他很自然地延续了类似“西藏组画”的创作，第一次交出了八张小幅的西藏人头像和风景画，很快卖掉了。1983年6月，陈丹青在美国举办个人画展，这是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他从不揣摩买家的喜好，也不会做任何迎合市场的改变，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整天待在公寓里，像老鼠躲在窝里，不出门，不应酬，整日作画，作品比在国内时多得多。
这段完全依靠画画谋生的生存方式，被陈丹青称之为“盲流作家”。20世纪80年代末，陈丹青不再画西藏了，素材和对西藏的“激情”已经耗尽枯竭。他也不再与任何画廊签约，他知道如何可以在市场里活下去，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成为一个画手，他不想一味迎合别人的口味。他想要创作符合自己心灵与追求的作品，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那段时间是陈丹青在美国比较拮据的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同是画家的黄素宁不得不放弃绘画去搞设计补贴家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渐渐地，陈丹青发现自己找到了一种平衡，可以创作不让自己为难，又具有商业价值的作品。他这个时候开始懂了，他无法对抗市场体制，他原来对抗的是他自己。
于是陈丹青戏称自己是“风雪之中的风尘女子”，意即角色没有改变，只是过于孤芳自赏。他不反对自己鬻画为生，但是也希望未来能遇到知音和懂弦的恩主，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画，不只是拿来挂在餐厅的墙上填补空白。“这正如风尘中的女子，不能摆脱自己的身份，至少盼望能有一个彼此知心的人”。
陈丹青在美国逐渐过得游刃有余。他有逛不完的美术馆，看不完的展览，见不完的朋友，找不完的自我。“我们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理想，”福克纳说，“我评价作家，是看他明知做不到而去做，以至光荣失败的程度。”在“西藏组画”之后，陈丹青鲜有能达到如此高度的作品，如同他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画友奥尔一样，从十八岁选择作为一名“搞艺术的”开始，一直坚持到三十二岁，没有成功的作品，卖不出画作，家庭之累、默默无闻，都不曾使奥尔放弃画画，他竭尽全力抚养妻小，而他自己，则活在他十八岁那年所作的选择之中。
类似的美国价值提供给陈丹青另一种思考人生的通道。
作为一名画家，画画始终是陈丹青生活的重中之重，他难掩在纽约第一次拥有自己的画室时那种由衷的兴奋。1991年，奥尔告诉他在纽约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间画室租金仅三五百美元。他独用一间，因为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画室一直空置，于是希望能和陈丹青分享。“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二三三号五○一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回归十年，成就一个不只有
油画的陈丹青
2000年，陈丹青在清华美院的邀请下回国发展，从自由画家变身大学教授。这是陈丹青又一次跳出自己原有的生活。2000年，陈丹青的妻女老小都已经赴美生活了，女儿直到现在还保持和陈丹青说英语的习惯，一大摊子事儿在美国铺展开，回国对于陈丹青而言，几乎等同于再次“出国”。
当初选择做大学教授，陈丹青是怀抱着理想而来的，他希望将自己在西方所看所得传递给国内喜欢艺术的青年，这与他一直以来的经历有关。陈丹青进入中央美院之前，曾经长达七八年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而无法考入美术高校。但是当时的文艺界人士都在力所能及地给予他艺术上、生活上的指点和帮助。乐于助人是一种可以传递的习惯，他有幸继承并保持了这种习惯。
不过这个教书育人的理想却并不容易实现。2000年，陈丹青到清华美院招了五个博士研究生，这五个研究生因为外语考试不过关等原因最终无一能顺利毕业，以至于陈丹青在清华美院任教的四年里，几乎招不到一名合适的硕士研究生。这与陈丹青的认知是相悖的。二十年前他考入中央美院的时候，外语零分，他是凭着优异的专业课成绩顺利入学的。但是现在，他却需要用和艺术无关的外语作为一道关卡应对他的学生，这让他难以接受。
无奈，2004年年末，陈丹青辞去清华美院的教职工作。这是陈丹青前半生中，再一次引起公众关注、造成轰动效应的大事。陈丹青坦言：“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
2004年，陈丹青已过知天命之年。想当年他为了南京的城镇户口，为了一纸中央美院的文凭也曾奔走多年，现在他忽然打破执念了。他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场辞职风波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他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之名。他又重新回到自由画家的身份，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画自己想画的画，办自己想办的画展。他对艺术的感悟也有了新的认识，面对“有关写实油画前景有何期待”这样的问题，陈丹青一如既往率真地给予最直接的回答：没有所谓写实不写实的画派，只有画得好画不好的画家。
2010年11月5日，集合陈丹青十年新作的个展《归国十年》在中国油画院开幕。陈丹青在中央美院时期的同学、此次“归国十年”的策展人、中国油画馆的馆长杨飞云撰文写道：“我担心他的才能和精力被众家分食，终会影响他的最后成就，可他似乎习惯了这种被移来移去的生活。现今，他已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自己的根，移来移去，以他的才学与品性，本应成为中国油画界的栋梁之材，栋梁之材不作栋梁之用，是令人遗憾的事。我相信他在画外的一切涉足与积累，日后终会在油画上更加显露出来。2010年初春，我们请他来油画院画画，那份独有的才情被再度唤起而一发不可收拾，学生老师都为之兴奋。他从油画起家，以油画成名，最终应在油画上持续发扬精进。这个时代造就了他，他的才能属于这个时代，我相信唯有油画能真正成全并证实他的全部才情，我们需要一个油画的陈丹青。”
有趣的是，陈丹青的作家、“公共知识分子”等身份让人们对他有了新的期待，人们不仅仅是欣赏他的画作，也对他的言论有了某种近乎戏谑的追捧。陈丹青2000年出版《纽约琐记》，2005年出版《退步集》，2009年出版《荒废集》，玩弄文字是他的一个强项，和公众插科打诨，对答如流也是他的鲜明特色之一，对此他理解得很明白，“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是一句在中国流传许久难觅出处的俗语。他知道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要传递的是什么，中国的当代艺术起步时间不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陈丹青能做的不多，他用画作、用文字、用语言去努力创造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有很多个陈丹青，估计情况会好得多。■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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