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时尚漂亮，曾登上过上海滩《良友》画报的封面：她叱咤风云，曾被宋庆龄、鲁迅挽救出纳粹德国的女牢：她写出过影响世界的报告文学，曾被斯大林亲定为高尔基的灵柩执绋人：她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却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她婚姻生活曲折不幸，却与陈毅有过一段“互等三年”的恋情……
她叫胡兰畦，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
茅盾小说人物的原型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生于四川成都。远祖是明代开国功臣胡大海，其父参加过袍哥组织，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其母也颇有文化，胡兰畦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传统名篇，使胡兰畦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五四时期，胡兰畦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1920年冬，她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此时，胡兰畦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少女，许多男人都追求她。十六岁时，母亲病重，便把女儿许配给时常关照胡家的一个小商人杨固元，但胡兰畦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爱上了表兄魏宣猷。
1920年10月。魏鼓动胡兰畦一起去重庆：当时为了能出走，胡只好与杨固元成婚。婚后不久，胡说服丈夫，去川南巴县女学教书，实际上是去寻表兄。1923年，胡兰畦和杨固元结束了短暂的婚姻，恢复了自由身。不料，魏在重庆病重，被送往成都，而胡则正往重庆赶。结果，阴差阳错，胡兰畦与相爱的表兄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后她脱离家庭，先后在巴县女校、川南师范附小做教员。又在四川军阀杨森家里做家庭教师。杨森想娶她做小老婆，被胡兰畦拒绝。
不久，胡兰畦考入以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恽代英为教务长的川南师范学校。1922年5月4日，胡兰畦加入恽代英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到马、恩著作的最早中译本，并发起组织了四川妇女联合会，参加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反封建斗争的一员猛将。1924年，胡兰畦作为四川女界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结识了陈望道、茅盾、吴庶五、孔德�等革命者。
1925年3月，经人介绍，胡兰畦和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胡兰畦和陈梦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与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准备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梦云对胡兰畦考军校尽管竭力阻拦，但见她心意已决，也无可奈何。胡兰畦顺利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人女生队。
中央军校招募了来自各地的一千多名学员，并首次招收了二百名女学员，开创了中国女兵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先河。1927年年初，二十六岁的四川女子胡兰畦成为军校女生队中的一员，她人生中最传奇、最精彩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此时，代校长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邓演达，教育长为名将张治中。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分管女生队：施存统任女生队政治部主任：陈毅任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公开身份是政治部“准尉文书”：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政治教官还有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多系中共党员。
当时女学员一律留短发，着深灰色军装。紧束腰带。跟男学员不同的是，她们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红色字母“W”标记，并佩带短枪。
胡兰畦在广州时就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对共产党有了逐步认识，她向军校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然而由于当时形势严峻，审查妇运组织者的家庭成分时比国民党更为严格，胡兰畦即因家庭背景而被拒之门外。党组织负责人李淑宁(即赵一曼)对她说：“根据你进校以来的表现，党认为你可以加入组织。但是你的经济背景不好。这可以使你不能革命。”胡兰畦感到很是失落和委屈。
在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的三十四天里，胡兰畦等被编入救护队、宣传队，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她们全副武装，持枪杀敌，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1927年7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胡兰畦等第一批女兵颁发了结业证书。
与胡兰畦一起人校的，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赫赫名人。如谢冰莹(少将，以著作《女兵十年》、《从军日记》闻名于世)、曾宪植(邓颖超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赵一曼(东北抗日义勇军联军司令员)、黄杰(中共松滋县县委书记、徐向前夫人)、危拱之(中共赤峰市市委书记、叶剑英夫人)、胡筠(红十六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张瑞华(陕北公学党总支书记、聂荣臻夫人)……后来，徐向前为第一批女兵题词：“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是中国民主革命中一支坚强队伍，妇女解放运动的模范。”
茅盾在上海时就认识了胡兰畦，她走出家庭，参加革命的传奇故事，都是由茅盾的女友也是胡的同学秦德君在日本转述的。于是，茅盾从1929年4月到7月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角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然而她始愿何尝及此，又何尝乐于如此，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
高尔基的座上宾
胡兰畦军校毕业后，代理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但由于胡兰畦在江西参加反蒋运动，1929年8月被蒋介石点名驱逐出江西省。在国内难以存身，胡于12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德文班，并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1930年10月，经廖承志(汉堡国际海员总工会俱乐部书记)、成仿吾(中共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主编)介绍，胡兰畦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与胡兰畦相识。当宋庆龄知道胡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餐来犒劳她，这让胡兰畦非常感动。
1931年7月，宋庆龄要料理母亲的丧事，让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胡兰畦把情况告诉了党组织。经党组织批准，胡兰畦随宋庆龄回到上海。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学习。
然而，胡兰畦重返柏林时，却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竟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曾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 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
此间，胡兰畦与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家安娜，西格斯过从甚密。二人多有合作。她们共同创作的短篇小说《五月一日：杨树浦》，作为头条发表在德国共产党1932年5月1日出版的《红旗》上。两人合作的通讯《来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报告》，报道上海纺织工人罢工，发表在德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左翼阵线》上。这些作品是中德左翼文学互动的产物。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会后，胡兰畦被德国警察拘捕，次日被宣布“驱逐出境”。因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才使胡暂留德国。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工作人员合作，印发传单，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因而又被希特勒政府逮捕，关人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得以获释。但德国政府限她五日内离境。
胡兰畦流亡到了巴黎。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只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也无能为力。
而法国政府也不许她居住，她就隐藏在巴黎近郊的一个犹太人办的工农学校里近十个月。
胡兰畦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文稿。这部长达十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以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记述了自己的狱中生活，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录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及她们机智顽强的斗争。这部作品陆续在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连载，并被译成俄、英、德、西班牙等国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国内，先是在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连载，后作为“妇女生活丛书之四”，由生活书店于1936年4月在上海出版，半年内重印四次。《在德国女牢中》是我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
《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世界。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俄文版《在德国女牢中》出版后，被当做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本，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当时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文的几乎只有鲁迅一人，在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动向的情况下，这部纪实性作品起到巨大的宣传和揭露作用，
法国政府注意到这些情况后，限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境。在警察的监视下，胡兰畦当夜取道伦敦，准备回国。但她又没路费。走投无路之时，她想起了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胡兰畦曾回忆：“我这样打定主意后，便给在莫斯科的中国诗人萧三写了一封信，详细告诉了他我当时的处境。并托他们给我买张车票到东北去。”
不久，萧三给胡兰畦回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将邀请她出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1934年8月17日，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受邀在大会上作了即席演说，讲述了她遭受希特勒残酷迫害的经历。主持大会的高尔基深为感动。晚宴时，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座位上，而左边位置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高尔基指着胡兰畦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讲了胡兰畦最近的遭遇，然后写了一张纸条给莫洛托夫：“现在她不能回去，照顾她住一些时候。”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安排了一套住宅，挽留胡兰畦在苏联写作。
8月26日，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胡兰畦在和高尔基握手时说：“高尔基同志，我算不上什么作家，能参加到这些文学家、艺术家的行列中来，有机会到您的这个盛大的宴会中来，我感到既荣幸又惶恐。最近，我们中国的五位进步作家、诗人(指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笔者注)遭蒋介石活埋了!我请求您为他们的遭遇，向中国反动派提出严重抗议。”说着，胡兰畦已是泣不成声，高尔基的儿媳赶忙把她扶到高尔基的书房休息。
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派遣，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苏共政治局选人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并被斯大林亲自圈定为执绋人(即牵引棺木的绳索而行的人)之一。“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少数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高尔基的亲属，一起将高尔基的遗体送到红场。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我和高尔基的子、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他执绋送葬。”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
1936年7月，中国两广发生事变，陈铭枢要离开苏联回国，让胡兰畦随行。临行前。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没有给胡兰畦具体的工作安排，也没有开组织介绍信。因此回到香港后，胡兰畦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李济深听说后，要她到广西梧州来。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派胡兰畦到上海，负责送去他给宋庆龄、何香凝的信。此后，胡兰畦在上海留了下来。
蒋介石委任的女将军
抗战爆发后，革命元老何香凝担任全国妇女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作为何香凝的秘书，胡兰畦目睹了日寇的烧杀淫掠，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十个女青年(其中一个是地下党员，其余均是共青团员)，组成“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得到何香凝的支持。1937年10月5日，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上海革命妇女领袖史良、沈兹九、李秋君等都到蜀腴川菜馆为她们饯行，热情鼓励。团员们脱下旗袍，换上整齐的服装，一起照了相。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
第二天清晨，战地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带领团员们到达十八军军部(后改为十八集团军)。军长罗卓英热情地说：“古时候有个花木兰代父从军，你们是成群的花木兰为国从军，我热烈欢迎你们!”战地服务团开始做群众工作，热情地给患病的群众看病、送药、送饭，人们非常感动。胡兰畦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代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把支前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对于部队中违反军队风纪，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胡兰畦写成报告，转呈军长罗卓英，处理。一时间出现了军不扰民、人民拥军的可喜场面。为此，罗卓英又和胡兰畦商量，能否再招募一些女兵，扩大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范围。于是，胡兰畦到 上海又招募了八名新团员。
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中国军人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最后敌人冲进庙里。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当即倒地。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鬼子。就这样，他们又打退了敌人的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胡兰畦将这些英勇杀敌的事迹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她还撰文报道，上海保卫战实况，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前线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产生重要影响。当时有文章介绍她：“著名女记者胡兰畦身材不高，长得很丰满，虎虎有生气，身穿军服，头戴钢盔……”
为及时反映女界的抗战斗争，胡兰畦等六人创办了《战时妇女》杂志，撰稿人有郭沫若、史良、胡子婴、许广平等。主要报道上海和各地妇女抗日团体的活动，介绍世界各国妇女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反映侵略者铁蹄下的妇女们的悲惨生活。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战地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胡兰畦率领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足迹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各个战场，行程两万多公里，为伤兵医院服务。演出抗日节目，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指出：“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1939年8月，胡兰畦来到陪都重庆。由于胡兰畦在抗战中影响甚大，深得蒋介石赏识，不久，蒋给胡兰畦发了一个委任状，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巡视指导。胡兰畦由此成为近代中国为数极少的女将军。胡兰畦利用这个特殊身份，为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陈毅苦恋的凄凉女友
1923年春，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家乡的陈毅，担任了重庆《新蜀报》文艺副刊的主笔。他以“曲秋”为笔名写出大量思想激进的诗文，指点江山，抨击时政，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具有五四思潮的胡兰畦读了“曲秋”发表的一篇篇优美而激扬的文章，立刻从心底产生了共鸣，于是直接到报馆寻找作者。两人见面交谈之后，她才知道这个“曲秋”的真名叫陈毅，从此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1927年年初，胡兰畦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再次见到了好友陈毅。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回答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现在，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陈梦云属于川军旧军官，当时对凡与旧军阀有联系的人，党组织的接纳是很谨慎的。对此，陈毅表示理解。他后来曾为胡兰畦的入党问题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但也没能解决，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解散。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军校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教导团。7月中旬，在第二方面军及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九江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还特意做了陈毅爱吃的回锅肉，为他饯行。
胡兰畦后来一直记着当时陈毅说的话：“以前清朝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1938年年初，胡兰畦率领战地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项英、陈毅等正在南昌组建新四军。自汉口一别，胡兰畦与陈毅已经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胡兰畦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也提到与陈梦云离婚的情况。
陈毅在南昌与胡兰畦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找陈毅谈话，并亲自找到胡兰畦，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团长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作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能说什么呢?陈毅和胡兰畦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为了解决胡兰畦的党籍问题，陈毅给邓颖超和蔡畅写了一封信。到达武汉后，邓颖超把陈毅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王明很快召见了胡兰畦，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你的党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这让胡兰畦很高兴。但是后来随着王明受到批判，胡兰畦的党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失去了与陈毅结合的机会。
1940年2月，陈毅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干事张茜在溧阳县水西村结婚。对于陈毅这段恋情，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直属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很是了解，曾写过一首诗赠陈毅，其中有两句是：“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陈毅在“两难”的感情波涛中挣扎，对最初恋人的思念始终折磨着他，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可胡兰畦却一杯苦酒喝了终生。她牺牲个人幸福，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
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1946年，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7年6月，国民党的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的消息，还详细描述“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看后十分悲痛。她又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便决心赡养二老，拿出自己在成都东门外的果园、田地、房屋等财产，全部给二老做养老之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当了首任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接待她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潘对胡兰畦说：“陈毅都儿女成群了，你不要再来干扰他了。”胡兰畦顿感一阵凄凉，只是一个劲儿地哭。但陈毅还是给她写了封介绍信，介绍她到北京工学院工作。由于胡兰畦的复杂经历，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在北京工学院，她开始做总务处副处长，负责抓学生伙食，不料“三反”、“五反”时，她被指责“贪污”，遭批斗。后来调到图书馆任副主任，又遇“反胡风运动”，她被打成“胡风分子”，停职反省。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文革”中更是雪上加霜，受尽凌辱和折磨。
一代声名赫赫、叱咤风云的女杰，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倏而从天幕上消失了。
她再没有成家，为解寂寞，收养了妹妹的女儿。
1975年，退休后的胡兰畦主动要求回成都养老。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为老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晚年生活得比较充实，还发表和出版了《和高尔基相见的那些日子》、《胡兰畦回忆录》等著作。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胡兰畦的一生毁誉交加。沉浮无定，几多辉煌与苦涩。正如她自己在回忆录里所说：“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