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前数十年,中国学术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颇有些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近几十年,世事纷扰,云山阻隔,虽然心向往之,但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看着已经有些模糊了。岳南君近年于此则颇为用力,他从历史陈迹中披沙拣金,提要钩玄,所获甚多,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问世,近日又推出《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使我辈读者因此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学术精英的音容笑貌和学养德行。
不久前,曾有所谓“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说,钱学森先生辞世之前曾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由此感叹: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读着岳南笔下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总是想起钱学森的这一问。说起来确实让人感到困惑不已,就是那样一个时局动荡不安,国家贫弱不堪,军阀刀兵不息,外寇侵略不止的时代,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矗立起一座座高峰,至今仍然是不可逾越的。
尽管岳南写作此书并没有要给“钱学森之问”一个答案的意思,但他的讲述还是给读者带来很多联想和启发,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推动这些山峰崛起的内在力量;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而全面地描述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作者要写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不能不从他们的前辈学人写起。这倒并非因为蔡元培和胡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只有从前辈学人的身上,我们才能找到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的精神血脉,才能了解山峰所以为山峰,星辰所以为星辰的原因。所以,他不仅要从蔡元培写到胡适之,而且,一定要写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定要写李济、陶孟和、叶企孙、傅斯年。
在这里,作者更多地写了梁思永、吴金鼎、夏鼐、董作宾这些年轻的中坚力量,写了他们的成长、成熟和凋零。我这里也只能以一个人,即梁思永为例,发一点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小小感慨。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比长子梁思成小四岁。1915年他与梁思成一同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夏天,从清华学校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梁思永选择此一专业作为终生的学术方向,首先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梁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不过,梁启超并不是个“自私”的父亲,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梁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一有机会,就积极地为儿子努力争取。梁思永学成归来,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就得益于梁启超向李济的推荐。
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梁思永之所以为梁思永,他之所以作为一位学术巨人、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而不是郭沫若题在先生墓碑上的那一行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而被人尊敬,是和梁启超的家教分不开的。而梁启超的家教绝不同于当今早已泛滥成灾的,所谓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教,他没有这么功利和短视,而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教育求道树人的更加高远和宏阔的追求。所以,他绝不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学业上的成功。他说:“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 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却大大地超过了前者,而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 他更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做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的例子来比较,问道: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以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先不必探求更远的、我们力所不及的高等教育或教育体制,仅以我们自身而言,应当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尽管我们每一个人又绝非独立的个人,而始终生活在体制之中。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