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曲艺界,他一个人创立并支撑着一个曲种――“北京琴书”,并把“北京琴书”推到了极致。世人热情地尊之为“琴书泰斗”。 在电影《有话好好说》中,他的那段“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谁也没惹谁,总想要点儿强……”让大众领略了北京琴书的韵味和旋律。对此,导演张艺谋大加赞赏:“这段琴书为我的电影添了不少彩儿!”
在演艺生涯里,他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两万场,即便年迈了也依旧为琴书鼓与呼。中国曲艺家协会曾授予其“新中国曲艺五十年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并为其颁发“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
在创作段子时,他强调只有“演新唱新”才能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群众,因而既注重整理、改编优秀的传统曲目,又精心研究、丰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式段子。对此,相声演员李金斗说:“他是曲艺界最与时俱进的人。”
他就是著名北京琴书表演艺术家关学曾先生。
年少家贫,十二岁拜师学琴书
1922年8月1日,关学曾出生于北京。
关家是一个没落的瓜尔佳氏(翻译成汉语就是“关”)旗人后裔,关学曾的父亲推着租来的独轮车走街串巷卖菜,母亲带着包袱皮和针线蹲在崇文门外的一家五金店门旁给人做点缝补,姐姐留在家里看火、烧饭。一年到头,四口人只盖两床被子,屋里除了一个破旧的小炉子再也没有别的带腿的家具了。
幼年时的关学曾,特别喜欢听故事。那时,只要听说有人在哪儿摆摊开讲《济公传》、《封神榜》,他会立刻寻过去听上半天。有好多次,讲故事的人散场了,还不过瘾的关学曾就跑回来缠着父母要继续听“下一回”。离关家不远处住着一位叫“麻叔”的街坊,是一个讲故事的行家里手,《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太平天国》,都能信手拈来绘声绘色地讲上半天,常常把关学曾吸引得忘记了回家吃饭。关学曾记下了故事内容,慢慢地也能有鼻子有眼地讲给别人听了。
转眼之间,就到了读书的年龄。关学曾的父亲想方设法凑了一点儿钱把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关学曾很快学会了识文断字,并显露出了过人的才华和聪颖。然而,仅仅读了一个学期关家就交不起学费了,关学曾只好搬起小板凳回家。第二年,父亲说了一大堆好话并交纳了部分学费之后,关学曾来到离家很远的五虎庙上学,但也只念了三个月就再度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轰”了出来。值得庆幸的是,关学曾的记性特别好,因此“辍学”之后还能自己摸索着读书,这样也就多多少少地学到了一些东西。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眼看着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年少懂事的关学曾做起了小买卖――把山里红果穿成串串,挂在脖子上和胳膊上沿街叫卖,也能赚点儿钱。除此之外,他还卖过冰核儿、臭豆腐,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挨家挨户地敲开人家的门,一边搓着冻得冰凉的手,一边甜甜地推介着:“大叔,大婶,给咱家买一个‘财神爷’吧,保佑来年财源滚滚……”
十一岁的时候,关学曾的父亲寻思着让儿子学习一门手艺,就把他送进了前门外湿井胡同专营洋货批发的宝成堂当童工,学做拉锁,一个月一块现大洋。这个时候的关学曾,日子过得很清苦,但也会自己找乐子――听书:在距离宝成堂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名叫“忆盛鑫”的茶馆,一天到晚有人开场说书。关学曾付不起钱,就变着法儿地听“蹭儿”,一来二去就和茶馆的老板混熟了。也就是在这里,关学曾记下了许多艺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唱段,尤其对翟青山先生和他唱的单琴大鼓崇拜有加,常常暗想:要是有一天能跟着翟青山先生唱单琴大鼓那该多好啊……
巧的是有一天关学曾下班回家,无意间听到街坊李大妈说翟青山是她家的亲戚,他顿时高兴得跳了起来,缠着问道:“李大妈,我想跟着翟先生学唱单琴大鼓,麻烦您老给引荐一下,好吗?”李大妈点头同意了。过了些日子,李大妈兴冲冲地找到了关家,对关学曾说:“孩子,翟先生来不了了,但我请来了常德山先生。常先生和我是老乡,也是唱单琴大鼓的,一点儿也不比青山唱得差,你看拜常先生为师行不行?”关学曾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说:“行!行!行!”
就这么着,十二岁的关学曾拜在了常德山的门下,拜师大礼是一把花了五块大洋买来的扬琴。
不料,学了半年多,一个凄冷的早晨,在唱了一段单琴大鼓之后,常德山歉意地对关学曾说:“孩子呀,我眼下穷得无法,要奔钱,就没工夫教你了。你还小,赶明儿我请唱乐亭大鼓的石金荣先生当你的师傅吧,别误了你的前程。”关学曾有所不知,此时的常德山已因抽“白面儿”搞垮了身体……
在常德山的引荐下,关学曾改拜在石金荣先生门下学唱了。
亦唱亦研,五十年耕耘不止步
眨眼,一年多过去了。在石金荣的精心调教下,关学曾愈来愈“入道”了。
这一天,学唱结束之后,石金荣把关学曾叫到了一边儿,开门见山地说:“明天是隆福寺庙会,你先上,给我垫个唱。”关学曾立刻就蒙了,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怯怯地问:“师傅,我唱常师傅教的《小姐俩拾棉花》咋样?”石金荣爽朗地笑开了:“成啊。”
在隆福寺庙会上,十四岁的关学曾携一曲《小姐俩拾棉花》登台了,字正腔圆的唱腔、娴熟老练的动作征服了台下的一干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忘情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炮打响,关学曾即开始在石金荣的指点下频频地出场了:先是在天桥“练场”。在这里,关学曾天天和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虽然没有抠出什么酒肉来但也没有饿着肚子,更重要的是大大地见了世面、开了眼界。
再就是到商场“站摊”。旧时的北平,西单商场是一个“中产阶层”消遣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每逢关学曾演唱的时候,旁边紧挨着听相声和看摔跤的人都一窝蜂地往这边跑,最后还把卖药的广告商也“吸”了过来。
再后来是上电台“公演”。旧时的北平,拥有“话匣子”(收音机)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和富贾之类的“上层人士”,在收听电台节目的时候少不了会“鸡蛋里挑骨头”。但即便是这样,关学曾还是凭着扎实老到的演唱功夫使他们欲罢不能,为之倾倒。因此,在艰苦的磨炼和演唱中,关学曾的书艺渐进,形成了“说似唱、唱似说”的自然质朴的风格,从而在各个地方都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书迷。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和爱戴,三十多位各个行业的热心观众合伙凑钱做了一块很大的匾额送了过来,上面刻着四个斗大的字:琴书泰斗!
关学曾成了“大腕”之后,来找他做广告的商家就多了起来,以至于在电台说书的“�节儿”上得多次停顿下来插念广告,最多的时候演唱一段三十五分钟的琴书竟然要插念十二次广告。这还不算,关学曾还靠着琴书“说”来了一个漂亮媳妇。那时,有一位姓刘的老太太常来听他说书,有一天,刘老太太悄悄地对关学曾说:“小关呀,今儿个散场后来家里坐坐吧。”进门后,他这才知道,原来刘老太太是要给他说门亲事。正吃惊着哩,只见刘老太太从里屋拽出了一个姑娘来。关学曾顿时愣住了:咦,这不是在鼓楼说书的时候时常挤坐在前边听书的那位姑娘吗?他一张脸“刷”地红了。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关学曾加入了北京曲艺团,从此开始满腔热情地当起了“党的宣传员”:编歌词,歌颂新中国;排节目,传唱人民英雄……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关学曾前往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演出。在战场上,他编写、演唱了许多新段子,深受志愿军官兵的欢迎与好评。此行也让关学曾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曲艺形式,尤其是琴书,如山东琴书、四川琴书、徐州琴书、冀州琴书等,各具地方特色。他琢磨开了:我的节目是北京的土特产,我又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而且也是用地道的北京话唱的,能不能把它叫做“北京琴书”呢?回来之后,在北京前门箭楼的一场演出中,关学曾小心翼翼地打出了“北京琴书”的招牌,不想竟然得到了同行和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于是乎,“北京琴书”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
1976年,周总理逝世。在王存立先生创作出《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唱段之后,关学曾大刀阔斧地改造唱腔,提出“在乐队中要出现《国际歌》”,于是就在伴奏中加上了《国际歌》的曲调。结果,节目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众纷纷落泪……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已是花甲之年的关学曾焕发了青春,继续登台演唱琴书。在舞台实践中,针对生活节奏加快且很少有观众能耐住性子听完一个四十分钟的唱段的情况,他摸索着进行改革,在加强了对小段的研究之后提出了“五分钟艺术”的概念,随后创作出一系列短小但五脏俱全的小段琴书,比如《长寿村》、《礼尚往来》、《怕婆村》等,同样受到观众的好评,尤其是《长寿村》还被选入了中学课本。
1984年,关学曾从北京曲艺团退休了。关学曾没有在家“赋闲”,而是“开馆育人”,免费收徒不说,中午还管一顿炸酱面。
2006年4月,已经销声匿迹了四十多年的天桥茶社重新开张,关学曾担任名誉顾问。在出席开业庆典时,他亲笔题写了“天桥曲艺茶社”的牌匾,末了还即兴演唱了四句“北京琴书”,引得与会者一片喝彩:“关老即兴编词演唱之功不减当年!”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就在2006年9月27日,关学曾溘然长逝了,实在是一件憾事!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谁也没惹谁,总想要点儿强……”七十年来,关学曾与北京琴书融为一体,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两万场,男女老少书迷不知道有多少。现在,关老已经走三年多了,但他的北京琴书依然在广大观众的心头萦绕。■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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