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九十三年的生命中,有六十八年与航空工业相伴随;他创下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多项“第一”,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立下了卓越功勋,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开拓者。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是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就是吴大观――“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2009年3月18日, 九十三岁的吴大观那颗为中国航空事业热烈跳动的心,停止了跳动。而此时,装着“中国心”的我国第三代战机正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我要转学到航空系,学航空”
吴大观,原名吴蔚升,1916年11月13日出生于江苏镇江(今镇江市)农村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家境困难,经常靠借债度日。上中学时,由于凑不够学费,他险些辍学,幸好有舅舅帮助,才得以完成学业。江苏扬州中学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学校,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人才,其中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江泽民、朱自清、胡乔木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还出了三十余位两院院士。吴大观就是在此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基础。
那时,有几个故事对他影响很大:1927年,美国的飞行员查尔斯.A.林白驾驶一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驾机飞越了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英雄;1929年,我国发大水,林白驾驶他的飞机,到中国来救灾;还是1929年,美国的一位名字叫伯德的海军中校,乘飞机飞越了南极,轰动世界。从那时起,吴大观就有了“飞机” 、“英雄”这样的概念。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空前的灾难,同时也打破了吴大观的清华梦。后来,他报名上了长沙临时大学。不久由于日军进攻长沙,他又随学校辗转至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就读。那时,他读的是机械系。
求学期间,他目睹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侵略行径,加上中学时期对“航空”的兴趣,他下决心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航空救国”之路。在读完机械系三年级之后,他毅然由机械系改读航空系。他对航空系系主任王德荣先生说:“我要转学到航空系,学航空。”
聂荣臻说 :“你将来大有作为”
1942年,吴大观大学毕业后,和同学华允娥(后改名为华国)结婚。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他们置办了一些小点心和茶水,举办了一个简朴的结婚仪式。证婚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婚人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和生物学教授陈桢。
婚后,吴大观和妻子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同学那样,去跑滇缅路做买卖,发国难财,而是立志“航空报国”,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报国之路。他携新婚妻子一起到大定的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工厂,去搞航空发动机的研制。1944年10月,吴大观被工厂选派到美国培训,主要是学习发动机的制造。在美国学习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和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还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发动机,另外还专修了当时的一项新技术――齿轮加工技术。
1947年,吴大观如期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毅然选择回国。回国时,他没有带回任何贵重物品,仅带回了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两个箱子。他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
然而,腐败的南京政府使他十分失望。1948年冬,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带着家人投奔了共产党。在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他受到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招待。吴大观真正感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激动地对聂荣臻司令员说:“我原来是干航空发动机的,但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搞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当聂荣臻得知吴大观是从美国学习归来的航空发动机专业人才时,高兴地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那天,聂荣臻还特意招待吴大观一家吃了一顿羊肉火锅。
1949年,吴大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从此走上了航空报国之路,与中国航空相依相伴六十八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
航空技术是集世界各种先进技术为一体的尖端技术,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航空发动机是整个航空技术的核心,因而航空发动机被喻为飞机的“心脏”。当今,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国家有二十多个,但是能够独立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只有美、俄、英、法、中五个国家。中国跨入这一先进行列,走的是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的总结中,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在苏联的帮助下,作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的一一二厂,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厂由修理到制造的转变。1956年7月19日,我国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一跃跨进了喷气时代。
这时,身为第二生产处处长的吴大观想得最多的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仿制成功,而应该着手自己设计飞机和发动机。于是,他与第一生产处处长徐舜寿(徐后来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商量,飞机和发动机都仿制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自己设计飞机和发动机了。两人一拍即合,便给航空工业局打报告,建议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路子,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局很快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56年9月,吴大观受命在沈阳四一○厂筹备组建新中国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当年11月2日,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在四一○厂正式成立,吴大观任设计室主任。
1958年5月,第一台喷发-1A发动机试制成功并通过了二十个小时的长期试车,6月末送到一一二厂装到“歼教-1”型飞机上。7月26日,飞机在一一二厂的机场上首次上天试飞成功。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型喷气发动机就此诞生,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从此飞上蓝天。
1959年9月,吴大观负责设计、试制的红旗二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向国庆十周年献了一份厚礼。然后,吴大观把目标定向世界最先进的涡扇发动机。由于当时缺乏发动机高空台试验设备,再加上“文革”期间的干扰破坏,迫使涡扇5发动机研制项目停止,从而导致我国自行研制的涡扇发动机首飞时间由此整整推迟了三十年。在这期间,吴大观又相继组织改进涡喷-7甲发动机,为我国后续第二代战机歼-7、歼-8飞机提供了动力。
1964年,当世界上第一台加力式涡扇发动机刚刚开始研制的时候,吴大观带领科研人员追踪这项世界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他下定决心,要干就要干最先进的。在吴大观的主持下,我国也开始进行方案论证和设计研制。由于十年动乱,这项工作曾四次上马、三次下马、五次转移研制地点,飞机五次更改设计指标,从而使涡扇-6发动机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但这种涡扇-6发动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大推力级双转子内外涵混合加力式涡轮风扇发动机,是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的一项重要技术成果,也是我国自行设计发动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吴大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发动机的事业上。他多次说:“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
航空发动机是航空工业的核心技术,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军事装备水平、科技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据日本业界的一项分析,在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比这一数值上,船舶为1,轿车为9,计算机为300,支线飞机是 800,而航空发动机则高达1400,因而它被称为世界工业产品中的皇冠。
然而,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为此,党中央作出了成立航空研究院(时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的重大决定。
1961年8月6日,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诞生了。时年四十五岁的吴大观,和从军队调来的身经百战的所长刘苏、政委张显(党委书记)等领导同志,肩负起创建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的重任。吴大观作为航空发动机专家、副所长,挑起了研究所科研生产技术工作的大梁。他默默地在心底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国家组建发动机研究所的根本目的就是研制发动机。吴大观依据前期研制发动机的经验,综合分析国外发动机设计机构的情况,结合当时的实际,提出了按发动机总体和部件设置设计研究室及相应的部件试验、整机装配试车研究室的方案。实践证明,这一方案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和国力,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超前意识。
为探索出中国人自行设计航空发动机的道路,他带领年轻的科技队伍在航空发动机研制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气冷空心叶片在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尖端技术,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王冠上的明珠”。美国一位著名的发动机专家说,谁掌握了这项先进的冷却技术,就等于拿到了研制现代先进航空发动机的一把“金钥匙”。吴大观把攻下气冷空心涡轮叶片这项尖端技术作为突破口,终于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摘取了这把“金钥匙”。
这一重要成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五个掌握这一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后被国家评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它的成功,使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不仅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了我国这一阶段军用发动机的急需。
“‘文革’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吴大观患上了严重的眼疾: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脱落……组织上安排大夫为其进行手术治疗。然而,此时“文革”席卷全国,还未等后续手术做完,吴大观就被押回沈阳直接送到批斗会会场进行批斗,随后就被关进了“牛棚”。
在“牛棚”关押期间,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白天批斗他是“走资派”,晚上让他交代“特务”问题。在审讯的时候,一会儿强迫他下跪,一会儿按着他低头,白天黑夜连轴转,连续三天不让他休息,直到折磨得他胃出血才暂罢手。
后来造反派实在找不到“罪证”了,就让他去劳动改造,在冬天让他去打扫公共厕所。北方的冬天,厕所里到处是冰,用镐刨的时候,粪便结成的冰碴经常喷溅到他的脸上。但做事一向认真的吴大观,即便是扫厕所也从不含糊,总是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吴大观的夫人华国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我们经常被打得晕死过去,但是我们既不怀疑,也不去寻死,我们知道,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尽管九个月的“牛棚”生活严重损害了吴大观的健康,并导致他的左眼永远失去了光明,但他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当有人问他对“文革”有没有抱怨时,他说:这对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文革” 十年给国家建设特别是给航空工业造成的破坏损失,我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这十年,世界工业化和高新技术发展非常快,而我国在这期间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
后来他在回首这段经历时说:“‘文革’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就想,比起关在‘牛棚’的时候,这点坎坷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为战机研制出一颗‘中国心’”
1972年,吴大观开始逐步恢复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并把航空发动机事业搞上去。
1977年底,吴大观被调到西安发动机制造厂,全面负责英国罗・罗公司斯贝发动机专利技术的引进和试制。这次技术引进对加速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具有战略意义,吴大观为此付出了全部精力。
1980年5月,引进的第一台斯贝发动机制造成功。后来又制造出三台合格的发动机,选出两台到英国去做试验、考核。在英国完成了高空模拟试车,零下四十摄氏度条件下起动试车,以及六大部件的强度试验、寿命试验,六千个循环的疲劳强度实验,实验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最后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制造的涡扇-9发动机考核成功文件。
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深感钦佩。对此,罗・罗公司的一位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说:“你们中国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儿。”言外之意,核心技术他们是不会卖给我们的。尽管如此,我国在20世纪有了这种推力适中的加力涡扇发动机,不仅填补了国家技术空白,而且与世界先进水平大约缩短了十年差距。
经过多次引进外国技术的尝试,吴大观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是永远也买不来的,因此他始终致力于走独立自主的研发道路。
1983年,国家在论证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三代作战飞机时,不少人极力主张引进国外成熟的发动机,只有少数人坚持自行研制。在决定“太行”发动机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吴大观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中国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道路。否则,我们在这方面就会永远受制于人,战机就会永远没有中国心!”于是他和我国九位专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同志,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最后经邓小平批示,“太行”发动机项目才得以立项。
十八年后,“太行”终于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从第二代发动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而当年下马的“斯贝”发动机也“变身”为“秦岭 ”,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飞豹”歼击轰炸机装上了一颗“中国心”。吴大观的远见卓识,为新型航空发动机确定了研制的发展方向。
尽管历经磨难,但吴大观致力于加速发展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信念和决心矢志不移。在投身于航空事业的六十多年里,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发动机专业研究队伍;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领导建设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第一个试验基地;他主持研制的发动机,把新中国第一架国产歼教-1飞机送上了蓝天;他主持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家军用标准……创造了我国航空工业的数十个第一。
1992年,吴大观被人事部批准为航空工业系统五位七十高龄以上暂不离退休的专家教授之一。九十岁时,他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还想到沈阳设计所,再去当一个设计员,当一个老兵,那我非常高兴。”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仍然牵挂中国的航空工业。当领导去看望他时,他没有谈自己个人的任何事情,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断断续续地说:“航空发动机太难了!过去认识不够。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发动机搞上去!”
2009年3月18日8时10分,在中国航空工业中心医院,吴大观,这位九十三岁的老人,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那颗为中国航空事业热烈跳动的心,停止了跳动。而此时,装着“中国心”的我国第三代战机正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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