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人有一次人生高峰就可以了，但作为一个文人，张贤亮的人生有两个高峰。 离开生养他五十年的银川，离开既荒芜又富庶的塞上鱼米之乡，张贤亮不过是一个江苏南京破败的资产阶级遗少。张贤亮并不完全认同那块土地给予他的一切，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那块土地让他的天才禀赋多了坚硬的风骨，多了刚毅的豪情，多了古道的热肠。也许他的生命连同他的作品都将和这块荒原一起，作古于贺兰山下。
1956年，这个破败资产阶级遗少，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和他的母亲、妹妹被流放到了黄河边上的宁夏银川。此后的五十多年中，他经历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劳教生涯，十五年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生涯，以及十五年的贩卖西部荒凉品牌的经营之路。现在，他的西部影视城和他本人都成了宁夏的宝贝。
如今，这个往日的右派，七十三岁的宁夏第一名人坐拥亿万家产，在贺兰山脚下的那块方圆九百亩的领地上，不仅仅盖起了属于自己名下的西部影视城，更有黄土坡下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四季如春的暖房，昏暗的窑洞里停放着崭新明亮的宝马，身边有年轻的娇妻，身后有七十多条凶狠的藏獒。可以说，他现在真是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他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达到了一种肆意的状态。
“70后”、“80后”的年轻人可能不懂肆意这两个字，尤其在右派身上用这两个字。我有幸在宁夏生活了十八年，真正见过右派破败的尊容。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担任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他的工作就是专门给右派摘帽子，恢复他们的身份。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右派的形象，因为到我们家来的全是要求平反的右派。他们从很远的农村来，骑着二八红旗加重自行车，后面焊着两个很大的铁后架和铁筐，筐里一般都装着他的生活必备品或是农具。每个右派基本上都穿黄胶鞋，没有袜子，裤腿一边挽起来，一边耷拉着。
当年作为右派的张贤亮话语不多，但从他的眼神里还能读得出来做一个正常人的渴望和哀怜。因此，我看到张贤亮以后，无法和我脑子里的右派形象作对比。
2008年3月20日，冥冥之中，张贤亮有点心神不宁，四肢不适，整夜难眠，在他装饰古雅的四合院里，他开了灯，启动电脑，他以几十年的亲身体验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这篇文章的大胆和独树一帜，可以让人领略到，作为近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中在精神和实践两方面都硕果累累的文化人，张贤亮确有一番不一样的见地。
他在时代的高速运转中宣泄自己，使自己通悟和嬗变。在三十年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中，张贤亮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历史上既是文人又是富豪的大有人在，但是在两方面都撑满了帆，鼓足了劲，与时代同起伏的文化人并不多。
他一次次触摸中国现行制度的禁区，却没有一次被烫伤。这恰恰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宽容和进步。如今的张贤亮是一个坐拥亿万家产的共产党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协主席。看待这样一个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分裂为两部分的人，人们很平静，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分裂感。
张贤亮之所以能达到这样一个位置，是有许多预期和准备的。在那个什么都不能读的年代里，他熟读了马恩列斯毛的全集和选集，尤其是对《资本论》有准确深刻的理解，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经济生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他在作品里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要求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使自身和所有人都有产。”其实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所有制”，黑格尔也说过，“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人民才能普遍地享有人权和尊严”。由此可见，张贤亮的这种认识并不属于现在，早在他当右派的时候，他在羊圈里啃读《资本论》时，就期待着这一切的实现。
作家与时代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时代是相悖而行的，时代有幸，作家不幸；时代不幸，作家有幸。张贤亮恰恰违背了这样的规律。从张贤亮人生里的两个亮点看，从1957年打成右派到成为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1993年下海创办影视城，恰恰体现了时代有幸，张贤亮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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