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周尚珏的整个交谈过程中，他反反复复对笔者说的话就是：“我在周总理身边的时候，他还年富力强，没什么病症，所以我并没有做多少工作。倒是在我之后的卞志强、张佐良大夫，他们到总理身边的时候，总理年纪逐渐大了，特别是后来又逢我们的党和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总理的处境异常艰难，一些病痛也开始折磨他，他们确实在医疗、保健方面为总理做了有益的工作，值得记述一笔。而我的故事，放在医疗保健工作者群体中一笔带过即可。”
他越是这么说，笔者倒越是渴望与之交谈。当仁不让、滔滔不绝的人，你倒没有必要去穷追不舍，因为他所说的一切说不定已经对多少人说过了。而怀有这等情操的人，你却一定要为他留下一些记载，因为你不刨根问底，一段历史或某个重要细节将永远不为人知。
傅连�到医院挑人，结果选中了周尚珏
周尚珏老家在吉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沦丧，周尚珏全家流亡到了北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又都处在了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周家人感到无处可逃了。那时，周尚珏初中刚毕业，他已经懂得了痛恨。“国民党政府把那么辽阔的国土都让给了日本人，把那么多的老百姓都丢弃了。”周尚珏如是叙说自己的革命缘起。
特别是到了1945年，日本刚投降，国民党就来抢着接收，又弄得怨声载道。最让学生们愤怒的，是国民党当局对日寇占领区学生进行的甄别审查。
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学生的心愿，组织了反甄别运动。接着，国民党政府又违逆民心，挑起了内战。进步学生们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的主流。在学生运动中，周尚珏接触了共产党，认识了共产党，并渐渐地向共产党靠拢，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尚珏说他刚入党时，谈不上什么觉悟，就是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抵御外侮不满。
1948年8月，周尚珏的名字被列入国民党报纸上刊登的通缉令上，当局要所有被通缉的人到特刑厅报到。实际上一报到，就将被投入监狱。那是内战发动后当局公开通缉的第一批学生。
周尚珏在北京待不下去了，组织上就安排这些被通缉的学生们去了解放区。周尚珏先到了临近山东的泊镇。后来，为了解放北平，有些从北平撤到解放区的同学又被派回北平。但周尚珏是被公开通缉的，他的身份已暴露，无法回去，就又被分配到驻扎在建屏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医务室当医生。在当医生的同时，他还担负一些保健工作。他的第一个保健对象，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那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以建立新生的国家政权。许多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知名人士，都经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从中国各地来到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他们到来以后，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因此，他们也成为周尚珏的医疗和保健对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及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关，从河北建屏向北平进发，周尚珏跟着中共中央统战部进了北平。在进驻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中，中共中央统战部是最早的机关，先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办公厅部分机关好几个月。作为统战部医务室的医生，周尚珏也进了中南海。
开国大典过后，工作的忙碌有所减轻，周尚珏向领导提出到医院临床实习一段儿。因为他是遭国民党当局通缉离开北平的，当初未能完成实习。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安排他到人民医院外科实习，因为他学的专业就是外科。
1950年实习结束时，按他自己的意愿，是想留在医院当外科大夫。但恰逢当时中央保健委员会要加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为中共中央的几位书记配备专职保健大夫，主管这项工作的傅连�到医院挑人，结果选中了周尚珏。
周尚珏说他并不愿意当保健大夫，但自己是党员，得服从组织分配，于是就到了中央保健委员会工作。刚一去，组织上安排他负责董必武的保健，半年后，即到了1950年年底，周尚珏就开始担任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大夫。
说到进中南海，周尚珏记起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中央保健委员会还有一块牌子，即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在这里工作的大夫都是部队的编制，级别都套用部队的级别。周尚珏到中央保健委员会时，组织部门给他定的级别是营级。
周尚珏调去做周恩来的保健大夫时，人事关系随之转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为他填了一份新的履历表，结果填表人在填级别一栏时由于疏忽，把“营级”写成了“管级”。“从那以后，我就成了‘管级’干部。”讲到这里，周尚珏也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我每天都要在总理临睡前，去给他做一次治疗
第一次去见周恩来总理，是傅连�带着周尚珏去的。他们一起进了中南海，到了周恩来办公兼住宿的西花厅。关于那次见面，周尚珏还能留下的印象就是周恩来的工作特别忙。傅连�把周尚珏简单地介绍了一番后，周恩来与他随便聊了几句家庭情况什么的，接着就忙他的工作去了。
周尚珏对他的“第一次”的追述，让人感到有些轻描淡写。他说他当时还很年轻，内心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因此即使是见地位很高的首长，心理上也没有什么顾忌。
然而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周尚珏对一个国家总理之忙碌有了真切的感受。他去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刚刚组建，一切还没有走上正轨，国民经济的恢复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总理国内事务之外，周恩来还身兼外交部部长，许多涉外事务都要由他亲理。
特别是1950年仲秋以后，抗美援朝战事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虽说有关入朝和战役部署等大决策都由毛泽东决断，但许多具体指挥部署和准备工作，毛泽东均委托周恩来处理。
周尚珏告诉笔者，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4点，一定要等到朝鲜前线的战报来了以后，他批完了才去休息。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在北京工作期间，一般情况下，保健大夫并不需要时时跟在他身边。周尚珏说：“总理忙碌得白天我经常见不到他的身影，但为什么我能准确地知道他睡眠的时间呢？那是因为总理患有慢性咽喉炎，我每天都要在总理临睡前，去给他做一次治疗。”
每天凌晨4点左右，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或者张树迎，就会给已经睡下的周尚珏打电话，叫他起来为总理做治疗。因此每天的这个时候，他都要和周恩来见一次面。除了由周尚珏给周恩来治疗咽炎外，多数情况下还要由护士为周恩来做做头部按摩，这主要是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尽快地进入睡眠。
周恩来还有一项锻炼的项目，那就是跳舞
周尚珏刚到周恩来身边时，周恩来刚五十出头，他的身体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战线许多重大事务，都要周恩来直接领导、部署，这使得他长期处于疲劳极限状态。终于，他顶不住了。先是不断感冒发烧，后来转为低热不退。但他从没有放弃工作。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批示，要周恩来休息，这样，周恩来才去了辽宁省大连市做短期的疗养。周尚珏陪同周恩来去了大连，住在海边上一个白颜色的建筑物中。那时已经是夏季，可以游泳了。
当时对周恩来的治疗，并没有组成专门的医疗组，就是临时请几位专家来会诊。当时主管此事的是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由他牵头带一些专家，包括在华的几位苏联专家参加治疗。
周尚珏陪周恩来去大连的时候，周恩来的病已经治好了，主要是休养。当时正赶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进驻大连的苏军开始撤回，所以，周尚珏说他清晰地记得在街上走的时候，常看到苏联军人在摆摊卖东西。
周恩来在大连疗养期间，有自己独特的锻炼方式，他和朱德一样，自编自创了一套比较简单的操，每天早晨自己做做操。另外就是打打乒乓球，因为他的右手有残疾，所以打得不太好，每次打球的时间也不太长。还有就是打台球。
此外，周恩来还有一项锻炼的项目，那就是跳舞。他常常是在星期六晚上，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春藕斋跳舞。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央部分机关搬进中南海以后，每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就在春藕斋举办，有时有关部门还会在北京饭店举办舞会。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公务要处理，周恩来还是会抽点儿时间，去跳跳舞放松一下。
当周恩来去跳舞的时候，周尚珏都跟随而去。后来，国务院这边的紫光阁也举办舞会了，周恩来就不大去春藕斋了，而且几乎每次跳舞之后，他都还回办公室接着工作。
周尚珏说周恩来跳舞的时候特别注意礼貌，他的舞姿十分正规。国务院这边组织举办舞会，都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张罗。周尚珏记得有一次，周恩来到北京饭店跳舞，发现舞厅里摆放了许多比较高级的夜宵，便露出了不悦之色，说：“准备这么多这么高级的东西，都得由国家花钱，我不吃。”
笔者曾听邓颖超秘书的孩子说，周恩来特别尊重参加跳舞的女同志，在小规模的舞会上，尽可能地同所有到场的女同志都跳一段儿。如果他要退场了，还有好几位女同志没和他跳过舞，他就会在一首乐曲中同这几位女同志都跳一下。
周恩来说：“周医生，你的卫生是怎么检查的？”
周尚珏说，他并没有专门学过如何做保健工作，即使是从董必武身边调到周恩来身边，他还是不太熟悉怎么做保健工作，都是摸索着做。
当时中国还从苏联请来一些专家，除了一些医术高明的大夫外，还有一些安全保健方面的专家。在周尚珏进中南海时，中南海里就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他把苏联的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
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地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要查看空气里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中国的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翻土，看里面有没有炸弹。这些，实际上都不应该是保健医生该干的事。
另外，苏联安全保健专家还比较注意保健对象们的饮食营养，要求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个化验主要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这使保健大夫们增长了一些知识，知道如何注意营养均衡。他们还要跟厨师们商量如何保证饮食营养的问题，协助制订菜谱，搞好调剂搭配，注意保持食品卫生等。这些按说也都不属于临床医疗的范畴。
保健工作要求对各方面的事务都十分细致周密，但作为一位未婚的男同志，尽管他对医务方面的事情很专注，但在生活琐事上还是会有些小小的纰漏。
周恩来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而且心又特别细，因此他也要求其他人同样严格细致，不论大事小事，都要一丝不苟。有一次，周恩来在刷牙的时候，发现刷牙缸子底下沉淀了一层牙膏印儿，就叫人把周尚珏叫了去。
他见到周尚珏，指着刷牙缸子里的沉淀物说：“周医生，你的卫生是怎么检查的？我们小时候，大人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相关的事情都会加以注意。你怎么这么不注意？”
周尚珏那时还很年轻，周恩来对他就像长辈对孩子一样。听了周恩来的批评，周尚珏好长一段时间内心都忐忑不安。
几十年过后，周尚珏在追忆自己的那段保健工作经历时说：“对从事保健工作的人来说，预防的观念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当年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都是许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比如老年病，并不是到了老年以后才患上的，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少年的时候不注意预防，就可能埋下了病根。我是在脱离了保健工作之后，接触了老年病的临床诊断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我觉得在总理那儿工作时，我只做了一件比较
有意义的事情”
周尚珏回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往事时，反反复复说的就是：从1950年到1955年，他虽然做了六年周恩来的保健大夫，但那时周恩来正年富力强，也没得过什么大病，因此，他也没显现出多大的作用，不值得一写。
经不住笔者一再刨根问底，周尚珏才说道：“我觉得在总理那儿工作时，我只做了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发生于1955年3月中旬，在万隆亚非会议前夕紧张准备过程中的一件事情。”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洲和非洲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它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对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中国一直抱积极的支持态度。早在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就曾向尼赫鲁总理表示中国赞同酝酿中的亚非会议。同年12月，毛泽东向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表示，中国将参加亚非会议。1955年年初，中国政府接到正式邀请后，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
为了力促会议的成功，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进入3月以后，周恩来除了日常的国务工作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出席亚非会议的相关问题。
在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找到周尚珏，对他说：“我的肚子痛，请你给我开一点儿药。”周恩来当时根本没有把肚子痛当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周尚珏却态度认真地说：“肚子痛？那我可得仔细做一下检查。”
周恩来一口就回绝了：“不行。我现在要开会，正忙着呢！检查的事以后再说。”有的保健大夫听首长这么一说，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周尚珏那时正年轻，他认为对于病症，医生认为应该怎么做，就一定要表达出来，而不应该因首长的意志而放弃自己的职责。
而且跟随周恩来的时间长了，周尚珏和周恩来的关系也比较随便了。周恩来总把周尚珏当做晚辈，在私下里常常以“中学生”称呼周尚珏。这种融洽的关系，也使得周尚珏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一定要给周恩来做检查。
经周尚珏一检查，他感觉周恩来有阑尾炎的症状。周尚珏说：“你有可能患了阑尾炎，我必须向领导汇报。”他立即向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报告了情况。周泽昭立刻带着苏联专家和北京医院的外科主任一起来到周恩来这里。在做了一番认真的检查后，他们确诊周恩来患了急性阑尾炎，并决定让周恩来马上住院动手术。
手术是在3月12日晚上由北京医院的外科主任王励耕大夫做的。因为发现病症及时，并及时做了手术，所以周恩来恢复得很快，3月28日就出院了，没有耽误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周尚珏说他及时发现了周恩来患阑尾炎，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如何高明，而纯粹是因为他的专业是外科。在外科看来，肚子痛是急腹症，很多病都能够引起肚子痛，例如肠梗阻、阑尾炎、胆囊炎、急性胰腺炎都属于急腹症，这些病症都不能轻视，一旦耽误了就容易出大问题。所以周恩来一说肚子痛，就引起了周尚珏的高度重视。
“及时发现周恩来的阑尾炎，实际上是一次学以致用，而并非明察秋毫。”周尚珏说。但这也说明做一名称职的保健大夫，打下扎实的医学基础也是很重要的。
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饮用水放在专门的水缸里，并养了一条鱼
周恩来此次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谓险象环生。就在周恩来动身前往缅甸，再由缅甸赴印度尼西亚的前夕，中国的公安部门就侦知相关情报：美蒋特务机关已获悉新中国代表团的行踪，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一号”。代表团如果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为确保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还增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参与周恩来的安全保卫工作。
意料不到的情况果然发生了，当周恩来和陈毅等代表团主要成员到达云南昆明，等待前往缅甸首都仰光之际，传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在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的瞬间破裂，机上除三名机组人员从断裂空隙处被抛出，其余十五人皆遇难的消息。
然而“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并不意味着美蒋特务谋害周恩来行动的终结，相关的新情报还在不断传来：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美国，派往印度尼西亚一个由七十多人组成的“记者团”。而这个“记者团”中有很多以前活跃在朝鲜板门店和日内瓦谈判期间的间谍，以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特务……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表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为刺杀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成员，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因此，代表团对在万隆会议期间的任何行动和生活的细节，都必须从防范的角度加以考虑，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的警惕。
为了预防特务在代表团的食品和饮水中投毒，周尚珏他们把代表团的饮用水，放在一个专门的水缸里，在水里养了一条鱼。只要看到小鱼在水中游动，就说明水是安全的，可以饮用和做饭。
“每一餐的饭菜做好以后，由医生先尝，也就是由我先尝。我吃了以后没有问题，总理他们再吃。要是那次只有我一个大夫去的话，一旦我死了，总理出什么问题，也麻烦，因为没医生救他了。好在那次因为总理行前做了阑尾炎手术，所以又加派了中央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也去给总理保驾，多了一个大夫。”周尚珏说。
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警卫和医务工作者们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确保代表团成员的生命安全。周尚珏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带化验的设备，就只好用这种最简便、最原始的办法。当然，这种办法还是非常有效的。
此外，周尚珏出国时带了足够的急救药品和急救器材，随时准备着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
万隆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中间也包括中国代表团成功而且有效地遏止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在会议期间刺杀新中国领导人的阴谋。
毛泽东说：“他们要是反党小集团的话，我就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总后台”
周尚珏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时候，他所归属的单位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保健科。这个科的干部和医务人员办公居住的地方，都在中海和南海交汇处的西六所。在中南海里直接管理这一摊子工作的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
1954年，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处和行政处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科改称为保健处，也就是警卫局的四处。中南海里涉及保健的事务，也就转由局长汪东兴主抓了。
也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保健科的这段日子里，周尚珏和他后来的妻子王力相识了。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中国内地的政治运动逐渐多了起来，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们也受到了运动的波及。
这个时候，周尚珏还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时多数在中南海保健处的保健大夫，也都和他年纪差不多。他们思想上没有什么禁忌，有些什么看法往往直接表达出来。例如他们在一些场合，经常提出保健大夫担负着那么大的责任，业务上应该保证一定的水准，否则，难免出纰漏。特别是他们认为做保健大夫应该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才行。然而，就是因为这些议论，再加上那期间发生了一两桩医疗小事故，其中一桩是一位保健大夫在为林伯渠拔火罐时，发生了烫伤林老皮肤的情况。于是，除了刘锦奎外，其他几位年轻的保健大夫，都被打成了“反党小集团”成员。所有“小集团”的成员，都挨了一通批判。批判之后，“小集团”的成员们都搬出了集体宿舍，被分散安排住到各自的保健对象家里去了，据说是以此防止他们再在一起“活动”。周尚珏说：“后来我们想起此事，都觉得这样的安排有些滑稽。因为如果我们真是反党小集团成员的话，把我们弄到首长身边去住，岂不是对革命的威胁更大吗？”
此事的终了也很有意思：有一天，毛泽东的护士吴旭君突然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大概不能再在您这儿工作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她回答说：“我爱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成员了。”
吴旭君的丈夫徐涛，也是北大医学院的毕业生，比周尚珏低一年级。他曾于1953年被傅连�安排担任江青的保健大夫。
毛泽东听了吴旭君的话哈哈大笑，说：“他们要是反党小集团的话，我就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总后台。”毛泽东的这句话被传了出去，批判“反党小集团”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后来，最初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们，还是陆续被调离了中南海。
天天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给保健对象做治疗和探视
周尚珏离开周恩来身边后，去了北京的协和医院学习内科。这一学就是四年。到1959年学完之后，傅连�依然惦记着周尚珏，还是把他拉回到保健系统，跟着傅连�工作。
不久，中央保健局撤销了，由傅连�带领的这一批人，都转到了北京医院，成立了保健办公室。当时北京医院内有两个保健办公室，第一保健办公室，就是原先跟着傅连�工作的中央保健局的那一批人，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周尚珏、赵夷年、何惠德。第二保健办公室，是由为中南海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的医务人员组成的，他们实际上并不在北京医院上班。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马苏高，副主任有李志绥、卞志强、钱贻简。主管这两个保健办公室的，是傅连�离开中央保健系统后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史书翰、副局长黄树则。
从协和医院学习出来后，周尚珏就从事内科医疗工作了。当时有关领导几次找周尚珏，要他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但是他不太愿意，坚决要求从事医务工作，他的人事关系后来就落在了北京医院的内科部。
第一保健办公室，负责的是除了中南海以外的所有“四副两高”领导以及军队元帅、大将的保健工作。那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还没有接受保健任务，所以连部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在北京医院进行治疗，周尚珏在这里干了八年。
当时由周尚珏直接负责的保健对象，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程潜、何香凝；有军队的领导刘伯承元帅、徐海东大将；另外还有一些部长，像王鹤寿等。负责多位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很辛苦，天天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给保健对象做治疗和探视。除特殊情况外，每个礼拜都要做好计划，安排得满满的，星期一看某某、某某，星期二看某某、某某，星期三看某某、某某……
“如果有来世再做选择的话，我还会欣然地以此为职业”
在“文革”中，周尚珏利用自己手中尚未被剥夺的一点点权限，尽可能地为以往的保健对象做一些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或病症诊治的工作。
当时北京医院内科的十位主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有些大夫被剥夺了诊治的权利，治疗的任务就落到少数解放了的大夫身上，工作相当繁重。
但是这种情况，恰恰给周尚珏提供了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他的医术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后来北京医院新的北高干楼建成，医疗事务还是归内科管，周尚珏仍在这里，基本上没有脱离为领导做保健的工作。
哪怕社会上打倒那些老首长的声浪再高，只要他们来到北京医院，周尚珏就会按照以往的态度和以往的规格，为他们诊治。“因为我觉得上级并没有通知我们取消他们的医疗待遇，他们还是在我们这里进行医疗，所以我对他们一切照旧，该使用进口药品的时候就仍然给他们使用进口药品。”周尚珏说道。
此外，在“文革”中，周尚珏在北京医院工作期间，还遇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例如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也交由北京医院的大夫担当过。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的首相朗诺、副首相施里玛达，发动了推翻西哈努克国王的政变。西哈努克到中国后，依然受到了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早在朗诺、施里玛达发动政变后，哥沙曼王后就一直遭到软禁，政变政府企图以此迫使西哈努克放弃与之抗争。但王后宁愿做人质被软禁，也不屈服于政变政府的要挟。
年近七十岁的哥沙曼王后一直患有疾病，她一到中国，中国政府就为她安排了体检、治疗和休养。1974年王后到北京后，中央指示北京医院组织了一个医疗组，担负王后的医疗保健工作，由陶桓乐、周尚珏负责，直至1975年4月27日王后辞世。
此外，1972年2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在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访问过程中，周尚珏也担任了他这期间的保健工作。
再有，就是从1973年1月周恩来出现尿血症状后，直至他于1976年1月去世，曾几次组织各地医疗专家为之会诊，进行手术和治疗，这期间先后组成过几个医疗小组。当为周恩来治疗的第一个医疗小组组成时，周尚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第一位保健大夫，随之成为小组的一员。
几十年的保健卫生工作过去了，已经离休多年的周尚珏和夫人王力并没有安享清闲，而是依然为医疗方面的事情忙碌着。
回首自己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周尚珏有一种曾经沧海后的平静。他最后对笔者说：“虽然我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但我们无怨无悔。如果有来世再做选择的话，我还会欣然地以此为职业。”■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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