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中国作协在其官网上发布公报，“2010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78人”，其中备受关注的是3位台湾作家朱秀娟、陈映真、莫那能正式加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表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协首次发展台湾作家入会。
陈崎嵘：今后可吸收更多台湾作家
据悉，中国作家协会2010年度会员发展工作从1月份开始，经咨询各文学门类专家和征求团体会员意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于6月7日进行审议，拟发展会员380人。为加强社会监督，从6月9日起开始在网站上公示拟发展会员名单，如有读者发现有涉嫌剽窃、抄袭他人作品者，须在公示期间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据。公示截止日期是6月15日。朱秀娟、陈永善(陈映真)、曾舜旺(莫那能)3位台湾作家的名字也在这份名单中。
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是台湾作家首次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此前，各方面的条件尚不具备。他说，发展港澳台地区的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是已经确定的方针，“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它的作家应该加入全国性作家组织，这是符合情理的事情，台湾地区的作家也有这个愿望和要求，这个工作做好了，有利于加强大陆地区文学界和台湾地区文学界的交流，有利于振兴两岸同源同文同宗的共识，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发挥一点作用。”
陈崎嵘称，近年来，中国作协与台湾地区文学界有比较多的联系和交往，整个台湾地区希望加入中国作协的人也越来越多，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中国作协发展台湾作家入会的工作已经酝酿了好几年，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了解、征求意见、互相沟通。陈崎嵘说，就像去年金庸先生加入作协一样，台湾作家加入作协的过程也很顺利。双方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几位台湾作家一直与中国作协保持联系和交往，也参加过我们一些活动，我们都比较熟悉。程序上都一样，他们本人申请，我们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再有人介绍，就可以入会。”此次3人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和台湾文学研究专家赵遐秋。今后两岸的文学活动，这几位作家应该会更多地参与。
至于是否会像金庸先生一样。陈映真先生也将担任名誉副主席，陈崎嵘表示。职务方面目前尚无考虑。对于今后是否会吸收更多台湾作家入会，陈崎嵘表示，“未来，还将陆续有更多台湾作家加入。”只要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吸收，将来一些大众比较熟悉的作家，水到渠成之时，也有望加入中国作协。除了上述3位已入会的作家外。中国作协还希望白先勇、余光中、龙应台、琼瑶等更多台湾作家加入中国作协。
最后，陈崎嵘告诉记者，台湾地区作家加入中国作协需要有三个条件：政治上拥护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地区文学上有较大的成就，又具备一定的影响：他本人也有加入中国作协的愿望。
黎湘萍：专家点评台湾优秀作家
人们注意到，继去年金庸等港澳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之后，台湾作家开始首次加入中国作协。中国作协表示，未来还将陆续有更多的台湾作家加入。那么，在台湾众多的优秀作家中，为什么是朱秀娟、陈映真和莫那能率先加入中国作协呢?他们3位的特点和风格又是怎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台湾文学专家黎湘萍给予了这样的回答：
陈映真在很多年以前，就有加入中国作协的愿望了，今年终于如愿以偿，相信他十分高兴。在台湾文学史上，陈映真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领军人物，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创作，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还创办刊物，影响非常大。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我自己把他定位还具有先知性。他的小说预言性非常强，我觉得他加入中国作家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另外，在台湾，陈映真先生还是一位十分活跃、非常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他主要从事的社会活动之一就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是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创会会长，因此，陈先生在岛内的影响是极大的。
朱秀娟，我在台湾见过她一次。她说，我是坚决主张中国统一的，毫无疑问我是坚决反对“台独”。她是1936年出生的。1960年到美国留学，学的专业是会计，1963年投身于商界，一路做过来，从秘书做到董事长，非常地不容易，有能力更有才华。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叫李国鼎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台湾的经济增长妇女的贡献非常大，她对这句话很有感触，后来写出了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叫做《女强人》。在80年代，这本书在台湾影响蛮大的。2002年，朱秀娟女士把她的手稿全部捐赠给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说明她对祖国大陆是非常向往的。
莫那能是1956年生的，16岁就离开故乡，莫那能是他本族的名字，他汉名叫曾舜旺，长期在都市打工，20岁的时候遇到一场车祸，眼睛失明了，这个对他来说是重要的转折点，他生理上的眼睛关上了。心灵上的眼睛却睁开了，从此他开始写作、写诗，他重新回到了城市的境界。他写作不是关注个人。关注他本民族的命运，他用他的笔写他台湾少数民族的故事，成为了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诗人之一。
陈映真：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
陈映真，1937年生于苗栗县竹南镇中港，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笔名“陈映真”原是陈映真早逝的孪生小哥的名字。陈于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英专(即今淡江大学)英语系，1961年毕业。在1959年，陈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说《面摊》出道。之后陈映真担任高中英语教师，后进入辉瑞大药厂工作。
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罪名”等，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10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
1975年，陈映真因蒋介石去世而被特赦提早3年出狱。出狱后仍然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反击一些人对乡土文学视为工农兵文学的攻击。上世纪80年代，陈映真继续参与“文季”、“夏潮论坛”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再度与本土派交锋。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乡土文学”的盲点》、《同一个民族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论“文学 台独”》等一系列文章在文化“台独”逐渐抬头的近30年间陆续发表，深刻揭露了‘文学台独’的荒谬性和危害性，给台湾文化界的“台独”倾向以沉重打击。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陈映真荣誉高级研究员称号：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予陈映真客座教授称号。1999年，陈映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陈映真在1977年与陈丽娜结婚，1990年后经常进出大陆并久居北京。2006年9月26日，在北京第一次中风入住朝阳医院。病情曾改善转至普通病房，至10月16日再度中风陷入重度昏迷，现被安排于该医院“重症监护室”。2009年9月18日，由全国台联和中国作协联合主办的“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陈映真夫人陈丽娜代表康复中的陈映真出席。
陈映真的创作可分三阶段。早期小说从1959到1965年，作品忧郁、伤感，充满苦闷：其后则以理性的凝视代替感性的排拒，以冷静而写实的分析代替了煽情、浪漫的发泄。代表作有《将军族》、《第一件差事》。上世纪80年代，陈映真相继发表《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重现已被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近期的陈映真，则主要探讨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的侵略，以鲜明的意象描画了第三世界民众的心灵污染、扭曲、颓废。甚或抗拒与挣扎，如《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等。
“陈映真是第一个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反对‘台独’的作家。”陈建功说：“他以理性的思辨和战斗的激情，对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展开了旗帜鲜明、思想厚重、有理有据的批判。”
作为文学理论家，陈映真最为人熟知的是“中国文学史论”。他主张，台湾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延伸和发展，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于台湾的中国人”是陈映真赋予自己的定义，“我为是一名中国作家而自豪”是他面对世人的宣告。
朱秀娟：商场文坛“女强人”
朱秀娟，1936年出生，江苏省盐城县人。日据时代在家乡读小学，1949年随家人去台湾。台北恕强高中毕业后，考取铭传商业专科学校读会计统计系。1960年前后赴美留学，1963年返台投身商业界。曾在台北、香港、美国纽约等地从事商业工作，任一鑫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小说创作。
朱秀娟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曾经讲到她弃商从文、决心从事小说创作的动机。她说：“我的创作生涯开始得很晚。学校毕业后，就在社会上做事，深感世事无常，自己所拥有的实在是太少太少。再加上我酷爱阅读，顿然希望能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留下来的话，当可足慰平生了。”她的创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文字留下自己思想的足迹。
尽管朱秀娟在创作的路上走得很晚，但她勤奋耕耘。作品颇丰。先后著有长篇小说《再春》(1969年)、《雨荷》(1969年)、《破落户的春天》(1971年)、《归雁》(1972年)、《梧桐月》(1976年)、《花墟的故事》(1981年)、《万里心航》(1983年)、《晚霜》(1984年)、《日落春不再》(1984年)、《女强人》(1984年)，短篇小说集《桥下》(1968年)，散文集《纽约见闻》(1972年)。
《女强人》是朱秀娟的代表作，也就是这部作品使她声名鹊起，奠定了她在台湾文坛的地位。曾获1979年台湾文协小说创作奖。小说女主人公林欣华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面对求学的挫折，她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决心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她从底层做起，先当一家贸易公司的打字员，经过艰苦的学习和磨练，她的聪明、才干和吃苦肯干得到上司的赏识，被推荐在另一家贸易公司任职。在工作中，她敏捷、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和魄力使她成为贸易界的女强人，被任命为总经理。在她的领导下公司迅猛发展，业务量剧增，由原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公司一跃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公司。她事业上取得这样的成绩，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也很谨慎，两次拒绝牺牲自我价值追求为代价的爱情，表现出以事业追求为重、自尊自爱、不为“情”所役的理性态度，最终她赢得了美满幸福的爱情婚姻。
朱秀娟笔下的这类女强人有一个特点，即她们既具有自立自强、开放豁达、勇于竞争的现代意识，同时又不失传统女性美德一一温柔善良、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她们虽有超过一般男性的才干，但她们并不是那种气焰高涨，令人生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铁女人，她们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但她们对爱情表现出更深层次的理解。林欣华拒绝了几个家境优裕而颇有大男人主义的追求者，而选择了能理解和支持自己事业的穷教师叶济荣。这是作家对新时代女性独立自立的现代意识的高扬和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形象而生动的诠释。朱秀娟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情节波澜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语言富于个性化等特点。
她的作品的社会作用和在读者中产生的反响，已把她推上了历史的见证人和妇女的代言人的地位。朱秀娟是一个擅长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她最擅长于在曲折但不离奇的故事中去展现女主角的生活和命运，作品反映现实，情节生动曲折，笔触细腻感人，广为畅销。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推出“朱秀娟作品系列”，出版了朱秀娟的4部小说：《花落春不在》、《女强人》、《晚霜》、《万里心航》。朱秀娟得到大陆最权威文学的出版社的青睐，绝非偶然。她勤于笔耕，佳作迭出，不久前又出版了第32本小说《第三者的空间》。其代表作《女强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十分畅销。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使她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也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莫那能：用诗唱出本民族的愤怒与希望
莫那能，1956年出生，汉名曾舜旺，台湾省台东县达仁乡人，台湾少数民族排湾族群诗人，也是一个盲人按摩师。中学毕业后。因罹患视弱而无法进入师专、军校就读，曾应邀至美国爱荷华大学及日本访问，并获1989年“关怀台湾基金会”文化奖助。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他秉持对民族的热爱，以一针一点刺成其诗作，作者于作品中写台湾少数民族集体心灵深处沉积的抑郁、怨恨、愤怒和自卑，及追寻救赎和解放的情感，并表现出他对于当前台湾少数民族诸问题的认识。《美丽的稻穗》是他唯一的作品集，被评论界认为唱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愤怒与希望。
莫那能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里，曾当过采砂工、捆扎工、搬运工等，朋友们都习惯称呼他阿能。由于先天不足，青少年时代营养不良，再加上过于沉重的体力劳动，使莫那能从1978年起罹患弱视眼疾，此后视力继续下降，终至 完全丧失，只好以按摩为生。莫那能谈到自己的苦力生涯时，不无感慨地说：“从我踏到平地都市的第一步"即为职介所的人口贩子骗走了身份证，被关在厕所里，变成任人喊价的劳力：在山地里，我们不用契约来约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契约背后的法律就像锁链、鞭子一样被掌握在压迫者的手中，套牢着弱者的命运，鞭打异族的身体。”莫那能的家庭和个人都是十分不幸的，但对他来说，更为不幸的是本民族正面临着部落解体、文化失落、种族灭绝的危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前半生就像台湾少数民族几十年来的缩影。”
从小就面临的不幸遭遇，使他早慧地对人生和社会有较清楚的认识，对真善美、假丑恶有较深刻的感悟。这激活了他的写诗天赋。他以诗为本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呐喊、抗争和讴歌，感情奔放，爱憎分明。因此有人把他的诗归入“政治诗”，誉他为“台湾少数民族解放运动第一个诗人”(陈映真《台湾内部的植民地诗人》，晨星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莫那能的诗。写个人与家庭，写友人与同事，更写整个部落、民族――从“小我”到“大我”。他以大量笔墨，叙写民族集体心灵深处沉积的抑郁、怨恨和自卑。这种感情如此强烈，即使在新婚喜庆之夜，也无法须臾冲淡。他为同胞被迫沉沦于台湾社会最底层。青年男女成为廉价劳力或肉体商品而疾声抗议：为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一一自然环境被庞大资本体系所摧残而发出怒吼。他的诗，对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可悲的生活情景作了充分的反映。他那有力的诗句，对于更新和激励民族的灵魂，唤回民族往日的尊严、光荣和骄傲。以便以新的面貌，和其他民族人民一起，共建一个平等互敬、和平相处的社会，具有启蒙和鼓舞作用。这也是莫那能诗歌的特殊意义之所在。
台湾著名学者吕正惠为莫那能今年重版的诗集《美丽的稻穗》写序，叙述了莫那能写诗的缘起：1983年端午节他与朋友相聚，喝醉了即兴唱起了歌，他的诗人朋友李疾记录下歌词，成了他最早的诗歌。
如今在台北市八德路一家电器行旁边的窄小楼梯口挂着的“阿能按摩”小牌子，沿狭长的楼梯而上，二楼大概75平方米的房间，便是盲人按摩师莫那能工作和生活的地方70在视力还没完全退化时，莫那能写作时用大字，一张A4纸只写4行字，朋友笑称他是最奢侈的作家。完全失明之后，他就用盲文写，再请朋友转录成汉字，有时也直接口述。他家的饭桌就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摆着老款的收音机，此外他也用MP3来听朋友帮他录的有声书。今年5月底，他刚刚口述完成了回忆录的上册。这部回忆录将分两册出版，大约有20万字。上册主要叙述台湾上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和生活状况，下册集中叙述他参与的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斗争。
“我还是要写小说，想描述台湾少数民族日益消逝的文化。随着经济和生活方式变化，我们族群中那些人与自然之间丰富的文化内容逐渐丢失，比较可惜。”莫那能说。在他看来，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字。“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要用汉字创作，有时候不能找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汉族的作家比起来，更有难度。而且我们的价值观念也和汉族传统有不少差异”。
1990年，莫那能曾参加台湾文化代表团访问云贵的少数民族地区，此后也陆续接触过到台湾去访问的大陆作家。他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因为打仗，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