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 1995年3月1日，台湾全民健康保险正式实施。 随着台湾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台当局“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于1988年首先成立专责规划小组。1990年7月，由台“行政院卫生署”正式接手规划，于1993年12月29日成立“中央健康保险局筹备处”，积极进行全民健康保险的前置准备工作。1994年7月19日，台“立法院”三读通过《全民健康保险法》并于8月9日正式公布。同年12月30目，台“中央健康保险局组织条例”正式公布，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健康保险局”，负责筹办全民健康保险业务。同年3月1日，全民健康保险正式开办。目前台湾“健保”规定雇主每月为员工负担健保费为60％，员工与眷属自付30％，当局负担10％。据台“中央健康保险局”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7月底，参加全民健保的总人数逾2000万人，投保单位有67万余家，共特约医事服务机构18888家，特约率达到92.3％。
三月二日
1970年3月2日，台湾电视公司播出黄俊雄制作的布袋戏《云州大儒侠》。
《云州大儒侠》是“台视”风靡一时的布袋戏剧，也是台湾布袋戏首次在电视荧屏的演出。台湾布袋戏大师黄俊雄根据其父黄海岱的作品《忠孝节义传》改编而成的《云州大儒侠》，内容以云州大儒侠史艳文带领中原群侠对抗“藏镜人”等反派人物的故事为主线。黄俊雄将《云州大儒侠》中传统布袋戏人偶尺寸加大，强调限部的神气，并以流行音乐取代传统锣鼓，自播出后造成“万人空巷”的奇特现象，创下当年高达97％的台湾电视节目收视率。
1974年6月，台当局以“妨害农工正常作息”为由禁播《云州大儒侠》。2009年黄俊雄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回忆以闽南话为对白的《云州大儒侠》与当时全台推动的国语运动相冲突，最后被迫停播。《云州大儒侠》自1970年开播造成轰动之后，历经停演、重演，共有4种版本：先是1970年首播的583集，第二个版本则包括1983年8月由黄俊郎在“中视”重拍、11月由黄文择接手的《苦海女神龙》和1984年2月同样由黄文择演出的《忠勇小金刚》，第三个版本则是在1988年由黄俊雄重演，包括《新云州大儒侠》和《史艳文与女神龙》两部作品。最后一个版本是1994年后黄俊雄所推出的新作“金光系列”。尽管内容并非早年轰动全台的《云州大儒侠》，但却可当做是史艳文后传或外传，算是延续《云州大儒侠》的一个新故事。在新系列中，剧情张力十足，毫不拖泥带水，新的特效让人耳目一新，但传统布袋戏的说唱艺术依然存在着。
1988年3月2日，民进党“立委”许荣淑表示，民进党将全面展开“返乡省亲运动”。
至上世纪50年代初，随蒋介石去台的军政人员约200万人，而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征兵、或因谋生或因逃避国民党政治迫害而来大陆的台胞约3万人。他们长期遭受骨肉分离的痛苦，失去了正常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1985年以后，岛内学术界、舆论界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强烈要求解除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1986年4月，高旋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国民党当局准许外省籍人士与大陆亲人通信“以慰亲情”，该提案在台湾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从1986年底开始，台湾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要求返乡探亲的热潮。1986年刚成立的民进党在其建党初期，也以逼迫国民党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为其政策的着力点。于1987年初在“人权至上，不分党派，人道为先，亲情第一”的原则下，率先发动“返乡省亲运动”，对国民党当局的大陆政策形成巨大；中击。民进党籍“立委”许荣淑带领15名“非执政党籍省议员”(大多数为民进党人)联署提案，建议当局普查外省籍民众返乡省亲意愿和台湾省籍流落大陆的人数及名单，以协助离散同胞返乡省亲。1987年3月2日，许荣淑于台“立法院”提出书面质询，表示禁止在台大陆籍人士前往大陆探亲，禁止与大陆亲人通讯，这种做法固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却不合乎人性。同年3月20日，民进党中常会决议发起“返乡省亲运动”，争取滞留大陆及海外乡亲回台省亲权利，亦尊重在台大陆籍同胞返乡。
三月五日
1952年3月5日，台湾省童子军理事会成立。
1912年2月25日，华裔牧师严家麟参考英美童子军的教育形式在武昌文华书院成立了“中国童子军”。1927年3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决议成立国民党童子军委员会主持其事，从此“中国童子军”进入有统一组织与中心训练的新阶段。1928年，“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设立于南京，由中央训练部张忠仁为司令，并召集全国童子军干部举办教练员训练学校，同时订颁各种组训规章。隔年，训练部为扩大与普及童子军教育，将“中国国民党童子军”改为“中国童子军”，由何应钦任“中国童子军”司令。1934年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正式成立，由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会长，戴季陶、何应钦两人则担任副会长。1949年，“中国童子军总会”随国民政府迁至台湾，于1950年首次举行“中国童子军”第一次检阅大露营及第～届冬令营，于1952年3月5日成立台湾省童子军理事会。台湾省童子军理事会规定，参加童子军的儿童只要年满11岁，经过家长同意，自愿参加童子军运动，且履行三项登记的义务接受初级童子军训练两个月以上，能符合各项标准者，即可宣誓为中国童子军初级童子军晋级标准。2008年6月1日，“中国童子军”第22届第2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将“童子军”修正为“童军”，“中国童子军”修正为“中国童军”：2009年“中国童子军”第22届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将“中国童子军歌”修改成“中华民国童军歌”。目前，全台童子军成员近7万人，实践着童子军“准备、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铭言。
1965年3月5日，陈诚逝世。
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黄埔军校成立时，他被延揽担任炮科教官。蒋介石北伐之后，陈诚担任第一集团军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升任为第18军军长。解放战争期间，陈诚在东北战场惨败，1948年蒋介石派他前往台湾担任省主席。去台后，陈诚主张“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实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等政策。1949年5月19日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的陈诚颁布《戒严令》，使得此后数十年台湾社会进入白色恐怖时期。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去世，其遗嘱只字未提“反共”及“反攻大陆”等政治字眼，蒋介石虽对此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决定公开原文。
三月七日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
雷震出生于浙江湖州长兴，青年时代赴日留学，并于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3年毕业于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此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法政学科就读，主 修宪法。1949年10月，雷震赴台与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讨论办刊事务，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在美国的胡适挂名为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职。在蒋介石为宣示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亦显得重要，1950年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在获得“美援”后，自由派人士重要性减弱，雷震与蒋介石关系也渐行渐远，1953年雷震即遭免除“国策顾问”等职。1954年底。由于《自由中国》刊登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从而引发国民党不满，雷震因此被注销国民党籍。1960年，雷震与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5月4日更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鼓吹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5月18日非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当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雷震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同年9月4日雷震被捕，并被军事法庭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入狱10年。1970年9月雷震期满出狱。1971年12月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十大政治建议，希望当局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却未获回应。1979年雷震因病在台北荣民医院去世。享年83岁。
三月九日
1954年3月9日，《幼狮文艺》创刊。
创刊于1954年3月9日的《幼狮文艺》是“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的文艺刊物。刊名“狮”为百兽之王，“幼狮”代表现代中国青年的英姿勃发，而幼狮的音译“youth”正是“青年”的意涵。1965年1月，朱桥担任主编后，开始企画性编辑，各期预先设计专题，再配合座谈会的举办，使得杂志内容更专业化与多样化。从而开始受到文坛关注，得以开启《幼狮文艺》的黄金时代。由于朱桥经常贴钱来帮助贫困的作家，在他热情邀约下，《幼狮文艺》网罗了朱西甯、司马中原、陈映真、锺肇政、郑清文、李乔、史惟亮、许常惠等上世纪50年代台湾文化艺术界的菁英。1969年痖弦接续主编工作，重点在加强《幼狮文艺》对全球华文创作的影响方面，把刊物的格局放大，广邀海外作家的稿件，一时使台湾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1982年8月开始，《幼狮文艺》的市场区隔移转到工厂青年群众，杂志地位从60年代的文学主流媒体转化为综合性杂志。90年代初期《幼狮文艺》重新透过“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策划“90年代新星专栏”，推动新世代文学风潮。上世纪末，《幼狮文艺》进入文学与市场之间的折；中期，首创由基金会认养版面，寻求企业、文化团体赞助，并在春秋两季开设幼狮文艺写作班、举办“华文成长小说文学奖”等活动，持续推动台湾新世代文学发展。
2008年3月9日，台湾第二条捷运系统高雄捷运红线通车。
1979年3月15日，高雄市改制为直辖市，不久后即出现以高雄市为中心兴建大众捷运系统的提议。当时由高雄市工务局都市计划科(今都市发展局)负责，初期委托“交通部”运输计划委员会(今运输研究所)研拟《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长期发展建议路网》方案，不过由于预算经费有限，加上当时多数意见认为有道路系统已足够负担交通流量，对捷运的需求不高，因此规划案未能进入具体执行阶段。1987年1月，高雄捷运发展计划首次送交台“行政院”备查。1988年，高雄市发出公告，公开征求《高雄都会区大众运输系统调查、分析、改善及捷运系统可行性研究规划》服务建议书，经评选后决定由美国路易士伯格国际工程顾问公司承办。其中红线(桥头临海工业区)与橘线(中山大学一凤山黄埔公园)于1991年1月25日经台“行政院”核定为第一期第一阶段办理项目。1994年，高雄市捷运工程局成立，除了准备进行捷运兴建工作外，亦逐步修正路线。2008年3月9日，高雄捷运红线正式通车，成为南台湾第一条捷运路线，也是台湾第一条机场捷运，但是起点的南冈山站及转乘站美丽岛站则因尚在兴建而未通车。同年9月14日，东西向的橘线与美丽岛站通车。
三月十二日
1968年3月12日，“国父纪念馆”正式开工。
位于台北市仁爱路四段，介于忠孝东路、仁爱路、光复南路与逸仙路之间的“国父纪念馆”，有着“台湾第一座中国现代建筑”之誉。196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当年11月12日台北“国父纪念馆”奠基，于1968年3月12日正式开工，于1972年5月16日正式落成。台北“国父纪念馆”高304米，四边各为100米长，巍峨宏伟，庄严大气。设计师王大闳是国民政府时期第一任外交部长王宠惠之子，1936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机械系，后转人建筑系，1941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学习。当时，台湾岛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起，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受到重视，但是赢得设计权的王大闳所设计的“国父纪念馆”的屋顶却迥异于此，不像中国宫殿。倒像唐宋时代的乌纱帽，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要求王大闳将其改成清代典型的“歇山式”屋顶。王大闳据理力争，他认为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者，为人朴素刚毅，中山先生的纪念建筑不能像皇宫般华丽俗气，而且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更不宜用清代的建筑式样来纪念他。经过多次折中，现在人们看到的“国父纪念馆”，屋顶乍看像“歇山式”，屋檐尾端向上飞起，尤其是正门入口处翘起的非常夸张的巨顶，完全打破中国传统建筑的稳定感。台北“国父纪念馆”开馆之初主要作为陈列中山先生的革命史迹之用，并有部分展演活动。如今这里早已是岛内知名的社教文化中心。
1985年3月12日，作家杨逵去世。
杨逵，原名杨贵，又有笔名杨建人。台南县新化人，1905年10月18日出生于家境清寒的工人家庭。青年时代的杨逵亲眼目睹了日军为镇压西来庵抗日事件的炮车从家门前经过，感受到殖民统治者的强悍及强权。此后他读过由日人所编写的《台湾匪志》，看到日人丑化台湾历史的做法，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1924年，杨逵赴日求学。留日期间，他进入日本大学专门部文学艺能科夜间部就读。由于家境贫困，杨逵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学业。在这期间，杨逵做过许多工作，而这些实际的工作经历正是他小说创作的来源，他的首部小说《送报夫》正是根据他本人的经历所创作。1927年，杨逵加入了台湾在日留学生政治组织“社会科学研究部”，并在同年因参加朝鲜人反日的演说会首次入狱。出狱后，为响应台湾农民组活动，杨逵束装返台。返台之后的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更加快步伐来推展台湾的社会运动。1929年，杨逵与赖和的相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经由赖和的介绍他阅读了大量台湾 本土文学的作品，更为深刻地领悟到文学运动对民族解放的重要。在赖和的鼓励之下，杨逵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35年11月，杨逵拿出一生的积蓄，联合赖和、杨守愚、吴新荣、赖明弘、郭水潭、叶荣钟、陈瑞荣、王诗琅等人创办了《台湾新文学》杂志。创刊号发行3000本，至1937年底共发行了15期及《台湾新文学报》两期。台湾光复后杨逵仍不灭其斗志，对于国民党来台后所产生的乱象总是大胆抨击。正因如此，1949年他撰写千字不到的《和平宣言》登载于上海《大公报》上，触怒了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被判绿岛服刑12年。对于此事，杨逵曾说：“我领过世上最高的稿费，我只写了一篇数百字的文章，就可吃10余年免费的饭。”1961年出狱后的杨逵在东海大学附近买了一块荒地，并开拓成“东海花园”于此隐居。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丽岛事件”的前后期间，作为《美丽岛》杂志顾问的杨逵曾被朋友劝告要小心自己的安危。然而他仍不改坚持抗拒强权的精神，回答说：“我已经很老了!要关我也关不了几年了!”1985年3月12日，杨逵在台中去世，享年80岁。
1990年3月12日，王永庆发表《我们为何前往大陆考察投资环境》一文。
1989年11月，王永庆首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提出在大陆投资建立一个大型的、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石化工业特区，而这个曾被简称为“901”的工程即是“海沧计划”。1990年1月，王永庆再次飞抵北京，拉开台塑投资大陆的序幕。然而王永庆密访祖国大陆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引起台湾舆论一片哗然。有人以调侃的口吻比喻说，“王永庆在大陆打的这个喷嚏，使整个台湾都感冒了!”为了避开媒体追踪，王永庆结束大陆考察后没有返回台湾，而是留在美国。但岛内的媒体不肯就此罢手，纷纷前往美国进行采访。此时，王永庆虽人在美国，但“六轻计划”一刻也没有停止。此时，又有人将此与“海沧计划”联系在一起，不少人因此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指出，王永庆的大陆之行实则是在寻求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的筹码，以便于“六轻计划”能在岛内顺利实施。1990年3月12日，王永庆在沉默了～个多月之后，在台湾的主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何前往大陆考察投资环境》的万言书，在岛内政商两界再次掀起波澜。同日，台“行政院大陆工作会报”通过台湾地区厂商赴大陆考察办法，并于同年8月颁布《台湾地区厂商派员赴大陆地区考察及参展作业要点》。
三月十三日
1984年3月13日，台当局宣布实施“自由经济政策”。
台湾于1953年实施第一期经济建设四年计划，开始有系统的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结束之前，台湾被视为世界发展中经济体的楷模。而台湾经济的自由化也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即1958年外汇贸易改革、使台湾经济发展从进口代替转向出口扩张，从而带动快速的经济成长，但也助长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物价膨胀。第二阶段为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台湾对外面临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对内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重大工业，需要不同市场条件的配合。1981年12月，台“行政院”通过经建会所提出的1982～1985年“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虽仍宣布“计划性自由经济”的体制，但却提出健全法治、减少干预、促进价格与市场机制的发展策略。第三阶段是1984年3月13日，台“经济部”部长赵耀东在“立法院会”上宣布实施“局部、计划性自由经济政策”。整个政策预定在5年内逐步免除退税制，改为实行自由竞争，其总倾向是“开放市场，活跃经济”，根本意图是引进竞争，刺激内部经济，以达到产品升级换代的目的。实施这一政策，对某些“启蒙工业”仍加适当保护，并非“放任自由”，因而又称“加限制的自由经济政策”。
三月十七日
1954年3月17日，台湾发生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年轻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其后出任过湖北省税务局长、湖北省财政厅长、蒋介石英文秘书、汉口市市长、重庆市市长、上海市市长等重要职务，深得蒋介石信任。1949年5月，他离开上海前往台湾，翌年接替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向来崇尚美国式自由民主，因而有着“民主先生”的称号，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之所以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是美国政府在背后推动，而蒋介石为了获得美国支持，任命他掌管台湾省府。1953年1月，吴国桢因与蒋氏父子在政策和权力分配上矛盾加深，被迫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省主席职务，悄然离台赴美。同年11月18日，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免去与吴国桢关系密切的王世杰“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并指责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吴获悉后，在美国发出辟谣启事，斥责蒋介石利用职权任意陷害他人。1954年2月7日，吴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表明他辞职离台去美的真正原因，乃是由于与蒋氏父子“政见分歧”，为蒋所不容。并刊出《上总统书》，点名批评蒋氏父子，引起美国舆论巨大反响。蒋介石指使“立法院长”张道藩，于当月26日在“立法院”大骂吴“反动狂妄”，“阴谋组织‘第四势力’”、自立门派等。吴于次日公开进行反驳，并致函“国民大会”，揭露蒋介石搞家长制、一党专政、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等，并要求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撤销军队中的党组织与政治部，以及蒋经国主管的“反共救国团”等。对此，蒋介石恼羞成怒，于3月17日发布“总统令”，撤免吴国桢“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并要对吴依法起诉，要求美国引渡吴国桢。隔日，宣布开除吴国桢国民党党籍。
三月十八日
1980年3月18日，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开始公开审判“高雄事件”(后称“美丽岛事件”)中涉嫌叛乱的被告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张俊宏、陈菊、姚嘉文、林弘宣7人。
1979年12月10目的国际人权日在台湾高雄市发生的一场重大官民冲突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诉求民主与自由。期间发生一些小冲突，但在民众长期积怨及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姿态下却越演越烈，竟演变成官民暴力相对，最后以国民党当局派遣军警全面镇压收场，此为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宫民；中突。“美丽岛”事件发生后，许多重要党外人士遭到逮捕，1980年3月18日起展开为期9天的“美丽岛大审”。4月18日，“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判决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有期徒刑：吕秀莲、张俊宏、陈菊、姚嘉文、林弘宣、林义雄等人各12年有期徒刑。此次大审使得台湾党外运动一度停顿，但受难者家属却纷纷打出如“替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如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纷纷高票当选“立委”或“国大代表”。而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 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为张俊宏辩护的尤清获“省议员”5票支持当选的“监察委员”及为姚嘉文辩护的苏贞昌、谢长延分别当选“省议员”、“台北市议员”，而为黄信介辩护的陈水扁则当选“台北市议员”。“美丽岛大审”也成为日后台湾政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国民党不得不逐渐放弃迁台以来一党专政的路线以应时势，逐渐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另一方面，虽然“美丽岛事件”时民进党尚未成立，但民进党内有许多人都曾参与过此次政治事件。因而“美丽岛事件”也成为民进党的政治资本，以此突显自己在争取民主、推动改革方面的功绩。
三月十九日
2004年3月19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的前一天，作为候选人的陈水扁、吕秀莲在台南进行选举造势活动时遭受枪击，震惊台湾社会。
2004年3月19日1时45分，争取台湾地区领导人连任的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在台南进行选举造势扫街拜票时发生枪击事件。由于当时道路两旁群众正在放鞭炮造势，巨大的噪声掩盖了枪声。也没人看见嫌犯。枪击案发生后陈水扁、吕秀莲被送往附近的奇美医院治疗。事发后台南市警察局立即展开侦察，根据事后警方调查，凶手共开了2枪，其中一颗子弹穿过汽车挡风玻璃后击中吕秀莲膝盖，另一颗则擦过陈水扁腹部。在事件发生一周后公布的一卷监视录影带中拍摄到两名嫌疑男子，但当地民众普遍反应没有看到过这两个人，认为不是本地人。泛蓝人士对于当地警方的侦察表示怀疑，认为有政治力介入的可能性，因此提出由国际专家对案件进行调查，对此泛绿阵营也表示同意。3月29日，由享誉国际的刑侦鉴识技术专家李昌钰博士推荐的3名美国刑事和弹道专家抵达台湾，开始调查工作，他们取得了事件发生时所有有关的证物，并到现场勘察，将采样到的资料带回美国，与李昌钰共同讨论。30日，3名美国专家结束调查工作，在离台前的记者会上，他们表示得到台湾方面的充分配合，并且还会见了陈水扁本人，还亲自检查了他的伤口。4月9日，李昌钰抵达台湾，他在机场首先表示，自己只是进行鉴识工作，后续的调查还需要台湾方面自行负责，他表示事件可能成为一宗悬案。8月28日，李昌钰在美国召开记者会，宣布已经完成其133页的调查报告。他表示自己的报告不设政治立场，不作任何推断，也不受台湾蓝绿和美国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影响。但是他也表示“如果仔细读(报告)，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思”。2005年3月7日。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及“刑事警察局”召开联合记者会，指出“三‘一九”枪击事件开枪的嫌犯为已溺毙的陈义雄。8月17日，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吴英昭宣布正式结案，由于涉案的陈义雄已死，全案予以不起诉处分。2006年3月12日，陈义雄家属翻供，并指责检警逼供，案情再度产生新疑点。2007年3月，台“立法院”组成的“真调会”，其召集人王清峰在“三・一九”枪击事件3周年前夕指出，释宪后的“真调会”为合法的“立院调查权行使机构”，但行政部门3年来皆拒为配合。
三月二十一日
1996年3月21日，台北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
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前身为介寿路，原为庆祝蒋介石寿辰而命名的道路。这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中正区的一条道路，全线位于“总统府”厅舍与台北府城东门之间，长约400米，路宽约40米，双向共有10线车道。1947年，位于介寿路上的原台湾总督府亦更名为介寿馆。1949年，台当局以介寿馆作为“总统府”办公场所，直到2006年3月25日，介寿馆入口衔牌才正式复名为“总统府”。1996年3月21日，陈水扁任台北市市长时，将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旁边的广场改名为凯达格兰广场，以象征对台湾少数民族历史及文化的尊重。此后凯达格兰大道就一直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更成为民众集会游行抗议的圣地。但两侧的派出所与公园仍沿用介寿的名称。2007年5月22日，台北市政府宣布把凯达格兰大道加注改名为“反贪腐大道”，意取2006年“倒扁”运动口号。同时，大道东侧的公园路至景福门间广场加注“反贪腐民主广场”也于当日生效。此举造成部分台湾少数民族激烈反对，媒体解读此举是台北市长郝龙斌反制当局将中正纪念堂改称台湾民主纪念堂的举动。同年12月6日，市政府在上述大道东侧的路灯柱悬挂“反贪腐民主广场”的路标，“反贪腐大道”则未见任何标识。
三月二十二日
1990年3月22日，“野百合学运”和平结束。
1990年是第8届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8届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候选人。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的副手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的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挺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近40年来从来未曾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特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牟利的行为，开始感到厌恶，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进党党主席及“国代”请愿时遭抬离殴辱，1990年3月16日，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700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此次“学运”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南北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抗议，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4大诉求。这不但是自台湾光复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此次“学运”之后，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一方面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不久后召开“国是会议”，另一方面也在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结束所谓“万年国会”的运作，台湾民主化进程由此进入另一崭新纪元。2008年1月6日，曾经参加“三月学运”的16位学者带领数目不明的年轻学生重返中正纪念堂广场，召开“野百合同学会”，发起“向民进党讨回党产，把历史还给人民”行动，宣称要寻回“三月学运”的精神。他们公开批评民进党不仅强烈扭曲与筛选台湾民主化历程，更意图把台湾民主化历史变成该党的“党产”(即意图让民众误以为“台湾民主化完全是民进党的功劳”)。所以他们要向该党“讨回党产”：这个“党产”是台湾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也是被政党剥削的财产。
三月二十三日
1976年3月23日，郑丰喜遗著《汪洋中的一条船》正式发行。
郑丰喜出生时即有残疾，右脚自膝盖以下左右弯曲， 左脚自膝盖以下萎缩，足板向上突起。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要抚养一个肢体有缺陷的孩子，并不容易。郑丰喜出生时，他的母亲原本想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但在嫂子和祖父的阻止和保护下得以成长。在郑丰喜所在的年代，台湾的中学并非义务教育。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台湾北港高级中学(今北港高级中学)，后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法律学系(今台北大学法律学系)。1974年，郑丰喜获选台湾第12届十大杰出青年。1975年，因肝癌逝世，终年31岁。郑丰喜的遗著《汪洋中的破船》，内容是描述自己成长和奋斗的过程，此书受到当时台“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的赞誉，并建议将书名改为《汪洋中的一条船》。此书曾获得1986年台北市图书周好书第一名，还获得《中国时报》“40年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籍”之一。由李行执导，秦汉、林凤娇主演的同名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也于1977年上映。1977年郑丰喜文化教育基金会成立，成为台湾最早从事身心障碍公益的基金会。1989年，郑丰喜遗孀吴继钊女士为了纪念丈夫，在云林县口湖乡创办郑丰喜图书馆，馆中除了藏书之外，尚有郑丰喜使用过的书籍、义肢等遗物供人参观。
三月二十六日
1971年3月26日，澎湖跨海大桥通车。
澎湖跨海大桥建桥地点的吼门，水流速度高达每秒3米，东北季风盛行时更是怒涛万丈、漩涡急流，船只皆不敢轻易前往。为了解决马公、白沙、西屿3岛之间往来交通的困境，在经过多年研究勘查后，于1966年10月开工兴建。澎湖跨海大桥全长2478米，其中路堤长319米，桥长2159米，桥面宽5，1米，共有7处8米宽的避车道，大小桥孔76孔。可通行载重20吨的车辆，桥面为单行道，桥上各种车辆均可畅行，桥下则可通行200吨位级的船只。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澎湖跨海大桥确实是台湾工程技术上的一大成就。1971年3月26日，澎湖跨海大桥正式通车，总共费时5年5个月，建造经费高达新台币104亿元。工程完工后，蒋介石亲题“澎湖跨海大桥”篆额。澎湖跨海大桥建有半圆拱门两座，分立于通梁、西屿大桥两端入口处，成为一处既美丽又具有历史意义的澎湖精神标志。不过，这座东亚第一长桥完工通车20多年后，由于桥址所在处海流湍急、潮汐变化迅速，加上长年东北季风吹袭、腐蚀严重，而且交通量快速增长，原有单车道已不敷使用，并有数处断裂。当局遂从1984年7月起，分年分段编列经费改建为双车道桥梁，于1996年1月竣工通车。改建后，跨海大桥全长2494米，其中路堤1519米，桥梁975米，桥面全宽13米，总工程耗费新台币12，28亿元。新桥以筑堤方式兴建，仅中央部分留3个桥孔，桥上道路平直，虽提供较以往更安全便捷的交通，两旁并设有人行道，供民众驻足游览，但如今新桥早已没有旧桥的优美身影，不免让人有些怅然。
1976年3月26日，“幽默大师”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遗体运回台湾安葬。
国民党政权迁台初期，林语堂对赴台湾定居缺乏兴趣，而是在纽约兴办了《天风》杂志并自任社长。但却因销路不佳，发行数期即停刊。1954年8月，林语堂应华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邀赴新加坡，就任兴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1955年4月，因办学思路发生争执，林语堂和教授集体辞职。直到1958年10月，林语堂伉俪才应《中央日报》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距离他上次返回中国土地已14年。但这一次，林语堂只能在台湾与故乡闽南隔海相望。1966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敦促各文学大家、学界大师来台定居，凝聚台湾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终于进一步促成72岁高龄的林语堂下定决心离美来台。同年6月赴台定居后的林语堂，重拾年轻时的理想，投入英语辞典编纂和改良中文字检索拼音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应聘于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编纂《当代汉英辞典》，以“上下形检字法”和“简化国语罗马字”为检索和拼音，重编《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并应邀担任《国语日报》董事。1971年，77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因为长年躁郁症而自杀，晚年丧女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1972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发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状况逐渐恶化。1975年底，林语堂开始坐上轮椅，体力虽衰，真性情仍在。他有次听到陈家亲戚说，初恋情人陈锦瑞还住在厦门，高兴地直说要去厦门看她。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于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82岁，墓碑由挚友、国学大师钱穆题字。林语堂过世后，其《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著的手稿，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后，这些著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
三月二十九日
1979年3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3月28日至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署后生效。《与台湾关系法》得以出台，其背景是当时的卡特政府同意大陆的正当要求，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进而自1979年1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此举遭到了美国国内“反共亲蒋”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之适逢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利用此事猛烈攻击卡特。在台湾当局的背后运作下，美国这一立法史上的“怪胎”得以出笼。《与台湾关系法》包含着一系列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给中美建交加上限制条件：“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第二，增加所谓台湾安全条款，使美国协防台湾法律化：该法第二条(乙)称，美国严重关切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承诺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第三，在美国国内法体系上给予台湾类似“国家”的地位，称美国法律中提及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也适用于台湾”：台湾的地位不受“断交”影响。第四，台湾驻美机构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该法生效后，美国历届政府和台当局一直把它作为对台军售的借口。也正是受《与台湾关系法》的影响，岛内“台独”分子才有恃无恐，认定美国会帮助台湾。基于这个判断，一再在两岸关系上进行挑衅，妄图谋求“独立”地位。2009年3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议员不顾中方的明确反对，执意提出所谓纪念《与台湾关系法》30年决议案，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
三月三十一日
1976年3月31日，台南县左镇菜寮溪出土的人类头骨化石正式命名为“左镇人”。
左镇人的第一片化石发现于1971年初冬，由古生物化石业余收藏家郭德铃在菜寮溪的臭屈河谷地层发现。1972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宋文薰偕同台湾博物馆考古人员，一同前往菜寮溪发掘古生物化石，偶然发现郭德铃的藏品中有一块疑为人类头骨的化石。该片化石后由日本学者鹿间时夫带回日本经过氟和锰计量的测定后，推测在距今2万至3万年以前，台湾岛上就已经开始有人类居住。台湾最早的史前文化长滨文化，可能就是左镇人的文化。1974年，日本学者鹿间时夫则在另外一位业余化石采集家潘常武的收藏品中，找到另一片采自菜寮溪的人类左顶骨化石。也是在这期间，业余化石采集家陈春木，又在冈仔林发现了4件头骨化石。1976年3月31日，关于这些头骨化石的报告正式在《日本人类学会期刊》上发表。由于该批化石都是在左镇附近发掘出土，学界人士将这些化石的主人定名为“左镇人”。此后又陆陆续续在臭屈发现两颗臼齿，在菜寮溪河谷地层发现另一片头顶骨的残片。截至目前为止，在菜寮溪河床出土的左镇人化石总共有9片，其中有7块是头骨残片，另外2块则是大臼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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