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平凡的老人，平凡得就像路边散步的老者。平时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从不呵斥，用行动教育我们应该将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的事永远要服从工作需要。父亲淡泊名利，推先揽责，尽管一生换了许多岗位，每次从一个驾轻就熟的岗位换到一个需要从零开始的新岗位时，他从来不畏惧困难，总是愉快地在新的岗位上开辟新的天地。在他逝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几乎没有什么优秀先进的证书，但是他用一生的平凡书写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一)
父亲原名苏则仁，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时改名陈明。听父亲说，我们家祖上福建省晋江县(即泉州)。从曾祖父那一辈。全家移居台湾新竹落户。那时台湾已被日寇侵占。
曾祖父共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爷爷排行第三，名叫苏维松，字霜庵，他14岁时考入台北师范学校，18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竹县女子小学当了三年多小学教员。在此期间他自学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函授讲义，后来到日本东京编入早稻田大学专科二年级，后半期学习政治经济学。联系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切身经历，他对侵略者产生了无限愤恨，遂于1921年携妻离开台湾，投奔了此前因不满日寇在台湾的统治来天津做开业医生的二哥苏子和(又名苏维石，参加革命后改名舒柏年)，同年父亲就在天津出生了。
当时，天津有许多外国租借地，我家所在的河南路96号属于日租界，日寇在它与各国租界地之间设上哨卡，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每天往返于租界之间，都要向日寇的哨兵鞠躬行礼，还要被搜身。不堪忍受这种每天的搜身侮辱的父亲，在高中三年级时被迫住校。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祖国疆土的霸占和对中国人民的欺侮凌辱，父亲少年时代的心灵深处就种下了对侵略者的深刻仇恨。高中三年级时，学校被迫开设日语课，父亲和同学一起抵制学习日语，并期待着脱离沦陷区。
1940年暑假，父亲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大学期间，父亲结识了彭瑞骢、万玉娴、李勤麟、金英爱、毛学敏、朱学昆、金宝培、田德全等进步同学，当时他并不知道他们中间有地下党员，也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革命，只是觉得这些同学和自己有一样的爱恨情仇，大家志趣相投，很谈得来，渐渐和他们成了挚友。读大学期间，父亲和母亲李勤麟建立了恋爱关系。1 944年年底，党组织安排母亲到解放区参观，临行前她告诉父亲说“我要到那边去”。从解放区回来后，母亲将边区的情况向父亲做了介绍，使父亲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了更多的了解。由于进步同学的影响，使父亲奠定了到解放区参加抗日，投身革命的思想。
(二)
1945年初，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决定让母亲和父亲及几位北医同学一起投奔抗日根据地。父亲先被介绍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由那里分配他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又分配他到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任内科医师兼教员。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要求父亲和母亲到医院工作前先结婚。1 946年12月21日，组织上为他们举行了一个俭朴又隆重的结婚典礼，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厮守，两人从未吵过架。
父亲到医院工作不久。受组织委派一边工作一边和在我军工作的日本著名的病理学教授、医学专家稗田宪太郎先生学习病理。在此期间。父亲配合稗田先生为病逝患者实施人体解剖，做病理诊断。当时的父亲是一个刚刚毕业不到两年的青年大夫，但是他虚心学习，勤恳工作，做事尽心尽责。稗田先生在回忆给白校学生讲课时，夸奖中国学生“直至理解、掌握了当天所讲的内容为止，否则，他们决不罢休，理所当然，他们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用功的学生”。
一次，父亲负责的一个病人需要输血，但是医院尚无输血条件。爸爸和妈妈都毫不犹豫地准备给病人献血。经过配血型，父亲的血型和病人的血型一致，父亲就躺在床上让妈妈给他抽血。妈妈抽完血以后，该给病人输血了，输血的时候必须扎准了，才能往里推。要是输药的话，针头可以看到回血，可是这个注射器里是黑紫色的静脉血，看不见回血，那时妈妈在内科工作时间短，不敢扎，父亲就起来，拿起针管，换了针头给病人输血。输完后，看到病人平静地休息了，他就接着上班去了。那时候献血没有营养餐，但他觉得这是应该做的。
在白校，父亲从病人、学生以及同事的身上学到了不少新东西，诸如新的医患关系、师生关系、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大家互敬互爱、互信、互助，和旧社会的人际关系迥然不同，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这些新东西在他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终生自觉地保持着这种良好的传统作风。
(三)
1947年12月中旬的一天。组织上找父亲谈话。决定派他到石家庄市医院任医务主任。父亲到石家庄以后按照组织安排，接收并进驻石家庄市立医院(即现在的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院长和党支部书记由卫生局领导兼任，他任医务主任。负责院部和医务组织工作，1 948年后半年提升他为副院长，在人民医院工作了将近三年。刚解放的石家庄市依然充满战争气氛。因为经常有空袭，医院门诊白天防空。难以应诊，只好改为夜间门诊。白天只留下少数医护人员值班。防空警报一响，就组织病人往防空壕跑。当时医院不用说救护车，连自行车都没有。空袭过后，父亲就带领值班的医护人员抬上担架，哪里被轰炸，就跑步到哪里去抢救伤员。解放初。药品奇缺。为了解决医院药品、器械的不足，父亲和医院的同志一起。克服交通困难，到平、津进行采购。那时候，母亲在北京。父亲上北京天津买药。顺便也到家里看看，还将我的二爷爷当年开更生医院时剩留在家里的部分医疗器械带到石家庄，交给医院使用。面对众多的病人相落后的医疗条件，父亲每天和医护人员一起工作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病人需要，父亲就会出现在病人面前，参加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对危重病人的抢救。
1950年9月，组织上调父亲到卫生局医政科任科长。对于离开医院和自己喜欢的医疗工作，他心里还是很舍不得的，但是和上次一样，他没向组织上提任何条件，就到卫生局医政科上任了。医政科主要是负责医院、妇幼卫生、中医、药政、私人开业医生和私人联合诊所等的管理工作。正当父亲年富力强，全身心为党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所谓“严重政治问题”被送到邢台市宁晋县大曹庄农场五七干校原省直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专案审查。1 971年冬，父亲的党组织生活得到了恢复，使他的内心得到了解放，心情十分高兴。
(四)
1972年10月，父亲被安排到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工作。当时有人说。“你原来在省卫生厅工作，落实政策了， 应该恢复原工作。受了这么多年委屈，现在反而由省降到地区了，不行”。还有的说无论怎样也得要求回天津来工作。父亲说，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历次调动工作他从来没跟组织讲过价钱，到哪里都是革命工作，经过这么多年“文化革命”，各方面的工作都停滞不前，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应该赶紧工作，补上这几年的损失才对。他和当时的许多老同志一样。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但对党毫无怨言，仍然是一片忠诚。
就这样，他来到了石家庄地区卫生学校。先是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来任校长。学校的各项工作几乎是白手起家：他们从打井、铺路开始，逐步解决了学校的自来水供应、路面硬化等问题：还将学校后面的大坑一点一点的垫起来。建成了操场：解剖教学没有尸体，解剖老师就带领学生到野外寻找无主坟墓，挖来尸骨经过蒸煮处理，自己制成教学用的人体标本。就这样，他们逐步健全了教学楼、学生宿舍、实验室、图书馆等设施，因陋就简地开始了教学工作。
那时父亲吃住都在学校，他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下班。每天工作之余，他经常到教师和学生中间去，和他们谈天说地，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因此他不仅能叫上来全校教职员工的姓名，还能叫上许多学生的名字。彼此之间很熟悉，真正和师生们打成了一片。在卫校工作期间，父亲的人品在学校的教师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和父亲一起工作、生活、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的伟大人格和高尚情操所感动、感染。
1 982年7月，组织上调父亲担任石家庄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兼石家庄地区医院院长。刚到医院时，他利用两个月时间深入院内各个科室，熟悉情况、调查研究，找医护人员谈话，多方听取意见。了解情况，然后和医院其他领导一起，整顿、健全医院各项规章制度，从改善医疗服务入手。使医院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五)
1973年9月，为选举四届人大台湾省代表团代表的协商大会召开，父亲有幸作为河北省的台湾籍代表到北京参加大会。父亲任会议的小组长，能来开会，父亲已经感到无上光荣了，没想到又让父亲当小组长，父亲感到了莫大的信任。
1 981年1 2月，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河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父亲和省内一些知名老台胞一起反复酝酿商议河北省台联会成立的事宜。经过一系列的准备，1 982年8月。召开了河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委会第一次碰头会。定居河北省内的老台胞们都把成立台联和为台联工作看作是自己能够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家乡做一点事，因而感到责任重大和义不容辞。经过认真研究和领导批准，此时已年届六十的父亲离开工作了37年的医疗岗位。承担起了省台联会驻会干部的工作。在父亲的工作笔记上。还详细记载着他刚到台联会时写的当前急办的几件事：“刻正式公章和会计财务用章，驻会专职负责人章，省台联会牌子、计划办公用品、办公桌、文件框、斗桌、书柜、方凳等的数量及费用”。1 983年1月14日河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正式成立，赖俊铭同志任第一任会长，父亲做了第一任的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北台胞有了自己的家，父亲开始了为台胞服务的工作。
台联会成立初期，台胞中存有大量落实政策的工作。比如有的台胞早年在日本加入共产党，回国后组织关系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无辜被下放，工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刑满释放希望改换工作；有的因种种原因转干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退休后得不到应该享受的退休待遇；有的因为生活水平较低而无法与生活在海外的妻子团聚……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人的问题年深日久得不到解决，父亲就反复去向有关部门讲，反复谈，相关部门答应解决之后，还要不断去催办，直至彻底解决。通过这样的不断努力，逐步帮助老台胞们解决了许多多年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老台胞们的好评。直到他去世之后，许多老台胞仍然对他心存感激之心。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离开台联工作第一线以后，仍然关心台联工作，尽自己的能力在接待台商、看望台胞、建言献策上作自己的奉献。
2002年1月5日，有着57年党龄的父亲与世长辞。不论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发展的建设时期；不论是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还是在“文革”中受到压制，父亲用他平凡的一生教育着作为子女的我们。根据父亲的遗愿，遗体进行病理解剖。就这样。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是他的心又回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石家庄卫生学校。回到了老师和同学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