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宇宙为庙宇_庙宇

  我们突入新的现实,它超越了我们自己文化和信条的狭隘束缚。宇宙成了我们的庙宇,地球成了我们的祭坛,世界的精神图书馆成了我们的圣经,整个人类成了我们的圣会。   我们的社会正悄悄地进行一场精神革命。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脱离了传统的宗教,去追求精神发展的别样道路。他们正体认到,他们可以不必是教徒而拥有精神生活,可以不去教堂或寺庙而培育其灵魂。这种精神性与宗教的分离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的社会学变化,居于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核心。
  成功的艺术家琼是个典型的例子。她在中西部的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长大,但在上大学期间就不去教堂了。可是她仍然对精神性很感兴趣,并在这些年里借助艺术、音乐、诗歌和文学而滋养自己的灵魂。现在已经37岁的琼仍然是一位深沉的精神中人,而且处于精神革命的前沿。琼的精神是充实的,却不是教徒;她已经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围墙之外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把对于精神生活的兴趣日益增强列为当前美国社会的十大趋势之一。他指出,虽然到主流的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在减少,但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兴趣却在提升。这在今天已届中年、于战后出生高峰期来到人世、受过教育的一代人中特别明显,他们中的一半人说,自己在过去几年里变得在精神上更充实。按照奈斯比特的说法,教会已经不能满足许多美国人的精神需要,“大学毕业的人们对这种精神滋养的缺乏特别持批评态度”。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宗教与社会学教授鲁夫最近完成了对1600名于战后出生高峰期诞生的人的调查。他所定义的这代人是指1946年至1962年间出生的,他们在60年代和70年代大量脱离有组织的宗教。在那些拥有宗教背景的人中,有84%的犹太人、69%的主流新教徒、61%的保守派新教徒、67%的天主教徒,脱离了宗教活动。鲁夫在自己的调查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第一类被称为“虔信者”,是坚守传统宗教的人,在堕胎等问题上属于保守派,也许永远不会脱离教会。第二类被称为“回归者”,思想倾向比较自由,经常从一个教会转到另一个教会,是所谓的“教会自由采购者”。他们经常发觉自己与比较保守的虔信者相冲突。第三类是人数最多的“脱离者”,这一人群显示不出回到教会或寺庙的迹象。他们并不排斥上帝的观念,但对有组织的宗教也不感兴趣。在这一代人中,受过大学教育或自己未生养孩子的,最可能属于这一类别。
  ……
  在中世纪,教会不仅是宗教事务的最终权威,也是艺术和科学的最终权威。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科学从教会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在此后350年里,科学逐步确立了自己在西方文化中的最终权威,我们开始用一种类似中世纪人们看待教会的方式来看待科学。在现时代,科学拓展了我们的知识,对于宇宙和人类自身的起源和性质,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非宗教的解释。
  宗教中心主义的这种衰落,以及我们自己向其他传统的开放,是我们精神革命的第一步。把我们与其他视角隔绝的心灵,在后现代的、多元主义的世界是没有生命力的。当我们认识到宗教不再垄断精神的真理,从而能够评价它时,我们就能够尊重其他传统,把我们的胸怀向这些传统提供的领域开放。
  然而,把我们自己向其他视角开放,并非易事。我们中的许多人接受的教育是:质疑我们自己的宗教或考察其他人的别样宗教是错误的,甚至是对上帝的亵渎,对我们传统的背叛。这样的宗教禁忌通常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心灵中,超越它们要有很大的勇气。但是,无论多么困难,我仍看到了使自己向其他视角开放的可能,以此作为导向精神成熟的第一步。
  第二步也许是更大的一步,即认识到精神生活与宗教并不是同义词,培育灵魂还存在许多其他方式,它们与宗教并无关系。上述第一步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藩篱,让我们向生活本身开放。当迈出第二步时,我们看到生活的全部都是神圣的,整个宇宙就是我们培育自己灵魂的大花园。
  在我们精神发展的这一阶段,我们不再寻求教士、牧师、拉比或印度教导师来教导我们,我们开始把灵魂诊疗和关照当作个人责任。尽管我们可以把宗教看作是精神发展的途径之一,但我们不再把它看作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对于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任何宗教领袖或精神教义也持谨慎态度。
  个人的精神性,在其最激进的形式上意味着为我们自己的精神发展负责任,并且知道如何培育我们自己的灵魂。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它意味着超越宗教,在教堂的围墙之外构建我们的精神生活。
  我们突入新的现实,它超越了我们自己文化和信条的狭隘束缚。随着我们认识到自己心灵的精神渴望是人类的普世之歌,我们的认同也超出了我们自己之一隅,达到整个人类。宇宙成了我们的庙宇,地球成了我们的祭坛,日常生活成了我们的圣餐。口头传说、智慧的和世界的精神图书馆成了我们的圣经:整个人类,不分国家、种族、肤色或信仰,成了我们的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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