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多次遭遇政治高压,但她从不妥协、从不动摇,被誉为“压不碎的政治原子”、“中国的良心”。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绝大多数人对此都感到措手不及。初起阶段的“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等闹剧,似乎漫无目的,让人摸不清这场运动的真实意图与指向。
到了8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局势逐渐明朗。刘少奇在中共中央的排位从第二位一下子降到了第八位。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11月初,“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天安门前。12月25日,清华大学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和“誓师大会”。“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幅标语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贴上了天安门城楼。
政治形势已经不难看清。许多平日里同刘少奇关系亲密的人,由于担心受到株连都已躲得远远的。
然而,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刘少奇的家里却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宋庆龄的秘书。原来,是宋庆龄派他来,专程送上刚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信皮上是宋庆龄亲笔的墨迹――“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写着:“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宋庆龄”。同时,她还给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送来了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总之,一切都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几个月来,王光美整日与刘少奇四目相对、困坐愁城。接过宋庆龄派人送来的《选集》,坚强的她禁不住泪水长流。她边擦眼泪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宋庆龄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她并非不了解大的形势走向,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但是她一贯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政治品质,无法去做违逆良知之举。她与刘少奇共事多年,深深地了解刘少奇的为人,根本无法相信强加在刘少奇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她仍然称刘少奇为“敬爱的刘少奇主席”,这样的话语明确表达了她对残酷迫害国家主席的强烈抗议。
王光美曾经几次向我讲起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这本书她已经捐给了湖南刘少奇纪念馆。前几年,我曾经在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看到了这本有着传奇色彩的《宋庆龄选集》。它已经被定为一级文物,成为“镇馆之宝”。2009年,在筹备新的宋庆龄生平展时,我们复制了这本书。
在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住宅的大客厅的墙上,曾经悬挂着八幅油画像。靠南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靠北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会见客人时,宋庆龄就坐在这八张画像的前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其他人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排斥。于是领袖像统统被摘下来,换上了大幅的毛主席语录或诗词。时隔30多年,当我们清理宋庆龄的遗物时,发现了其中的一幅画像。出乎意料的是,这“侥幸”留下的画像竟然是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彻底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一次,我到王光美同志家,说起这幅画像。王光美同志很感兴趣。我答应为她复制一张,她也预先为此致谢。遗憾的是,不久她的病情就恶化了,最终也没有见到这张画的复制件。这是我欠王光美同志的一笔账。
今天,这张画像出现在宋庆龄生平展中。它寄托着特定年代里宋庆龄对刘少奇的深厚情感,清楚地表明了宋庆龄对 “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张画像,显示出宋庆龄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不妥协”,在大风大浪中的从容淡定。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宋庆龄多次遭遇政治高压,但她从不妥协、从不动摇,被誉为“压不碎的政治原子”、“中国的良心”。海伦・斯诺曾经这样评价宋庆龄:“在中国历史上,宋庆龄曾像是孤独挺立于海岸边的自由女神。”
附:宋庆龄吃螃蟹
和多数上海人一样,宋庆龄酷爱吃蟹。她有皮肤过敏的顽症,每次吃完螃蟹都会发作。即便如此,她依旧无法抵抗美味的诱惑,常常先吃抗过敏药,再品尝蟹味,很有“冒死吃河豚”的气概。
宋庆龄也常常将蟹送给朋友。她常请厨师到东华门的特供点去买螃蟹,然后分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熟悉的领导人和好朋友。王光美同志曾经告诉我:当时刘少奇家人口多,所以很是精打细算。因此,“缺嘴”的孩子们总是悄悄地盼望着宋妈妈的馈赠。
孙中山先生似乎也很爱吃螃蟹。因为在宋庆龄保存的物件中,有一套吃蟹工具,据说就是孙先生使用过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轰然倒台。这个金秋时节,全国人民纷纷抢购螃蟹,吃“三公一母”成了时尚。与螃蟹一起畅销甚至脱销的是白酒。
得到打倒“四人帮”的喜讯,宋庆龄更是兴奋不已。她立刻告诉工作人员自己要吃螃蟹,而且一定要吃“一母三公”。在她身边的隋永清(宋庆龄收养的原警卫秘书的女儿)知道宋庆龄特别喜欢蟹黄满满的母蟹,便建议说:“还是母的好吃。”宋庆龄却毫不犹豫地说:“先吃‘一母三公’,再吃母的!”她把这次吃蟹,几乎当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
1976年11月3日,宋庆龄写信给老朋友爱泼斯坦,说:“快活起来,艾培!现在是吃那些‘横行夫人’的最好时节。如果你和邱茉莉这个时候能来,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南方的特别风味。放松一下吧!” 宋庆龄调侃地用“横行夫人”来指代江青,这样的譬喻多么传神!
次年2月,宋庆龄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又提到“螃蟹”:“那个‘一母三公’对中国福利会也造成了不少破坏。明年是中国福利会四十周年,我明天将同这里的新领导班子谈一谈这件事情。”社会上流行的提法是“三公一母”,宋庆龄却一直讲“一母三公”。从这种改动中,我们可以见出她对江青别样的厌恶。
也是在1976年,宋庆龄接待来访的老朋友、《纽约时报》总编辑索尔兹伯里。宴席上她兴奋地讲起“四人帮”的倒台、北京螃蟹和白酒脱销的趣事。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报道中着意记述了这件事。
2009年3月,我在香港见到宋庆龄的老朋友邓广殷先生。邓先生提供了宋庆龄写给他的近百封书信。在1977年6月26日的信中,宋庆龄抄录了几首流传在老百姓中的诗,其中一首是《卖螃蟹》:
西单卖蟹众称奇,
一母三公搭配齐。
道是一锅烹四害,
横行看彼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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