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欲来的1966年，宋庆龄和邓小平一起参加过几次大型活动，如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会，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五一节庆祝会。7月22日，他们起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援越抗美集会示威。这以后，局势开始失去控制。
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集中批判。刘、邓就此退出中央的领导工作，处境十分艰难。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从此“天下大乱”。
对这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宋庆龄很不适应。21日，她写信给爱泼斯坦说：“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宋庆龄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这时已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南京的红卫兵要毁坏矗立在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上海和北京的红卫兵也准备冲击宋庆龄在这两地的住宅。是周恩来全力保护了宋庆龄。
尽管如此，11月12日下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首都万人集会仍然如期举行。宋庆龄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讲话，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周恩来主持大会。主席台上的邓小平，与刘少奇、朱德等自顾不暇的领导人一起，对这个精彩演说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此后，宋庆龄开始沉默了。
1967年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作为已经死去的“牛鬼蛇神”。宋庆龄的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被毁墓弃尸；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被彻底打倒并失去了自由。
邓小平复出
1973年，邓小平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刚刚恢复工作，他就迫切地希望和宋庆龄见面。7月21日下午，邓小平夫妇和女儿来到位于北京后海北沿46号的宋庆龄住宅。宋庆龄的秘书杜述周同志曾经向我讲述过，那一天宋庆龄和邓小平谈得很开心。宋庆龄平时说话声音是很小的，但那一天他们会见时，说说笑笑声音很大。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都能听得到。这次拜访进行了45分钟。
邓小平复出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整顿”。到1975年上半年，整顿已初见成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四人帮”与周恩来、邓小平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到了下半年，“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在全国掀起“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与邓小平。10月，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邓小平组织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试图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这个举动戳到了错误路线的要害，使“四人帮”一伙暴跳如雷。“反对毛主席”、“否定文化大革命”、“右倾翻案风”等大帽子铺天盖地地压向邓小平。邓小平被迫就“三项指示为纲”的问题不断在各种会议上作检讨。宋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宋庆龄十分悲痛。“批邓”的不断升级，更令她忧心如焚。她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十分失望。24日，她写信给廖梦醒说：“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27日，宋庆龄83岁生日当天，她登上专机返回上海，并私下表示不再回北京，以表示对“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又一次被停止了工作。但作为极有经验的政治家，宋庆龄已经在暗夜里看到了曙光。3月9日，她写信给廖梦醒，说：“每个人都在分担她(邓颖超)的损失(指周恩来去世)，除了‘可怕的四人帮’以外。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4月5日，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日，邓小平被说成“中国的纳吉”，再次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宋庆龄一向是很守纪律的。但是这段时间，她却一反常态，拒绝参加一切活动，拒绝出席一切会议，拒绝回北京。在上海，她在小楼里闭门不出。
7月7日，朱德同志逝世。8日宋庆龄飞回北京，但不回自己的住宅，而在北京饭店暂住。当天下午，她到北京医院向朱德遗体告别，11日参加朱德追悼会，14日从北京饭店直接赴机场回上海。邓小平则完全被排斥在朱德的治丧活动之外。
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日下午，宋庆龄回京，仍住在北京饭店。11日上午，她到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18日下午，宋庆龄在天安门广场与首都百万群众一起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而邓小平只能带领家人在家里设立的灵堂中，向毛泽东遗像默哀。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宋厌龄在饭店几乎闭门不出。10月8日，她再次直接从饭店赴南苑机场，飞回上海。宋庆龄没有想到，她所盼望的历史转折的“时机”已经来到。正在这时，“四人帮”全军覆没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
经历了许多坎坷后，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宋庆龄立即做出了反应。24日，她在写给拉维那(林琰)的信中说：“昨天晚上全城欢腾，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再度担任要职，因为江青和她的三个黑帮头子已经永久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是叛徒，造成了人民的无尽痛苦。”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仍然希望能尽快见到宋庆龄。8月24日，宋庆龄在致廖梦醒的信中说：“我刚安排你来见林达光夫妇，就又接到邓同志的紧急请求，说他要在星期三之前见我。这样我们的计划需要改变了。我非常抱歉，但是事情往往不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
宋庆龄是个重然诺的人，而且林达光是孙中山孙女婿的弟弟，侨居加拿大。宋庆龄为了与“邓同志”的会面，改变已经安排好的事情，可见她把“邓同志”看得何等重要。
邓小平复出后一直在为改革开放做准备。在对外开放方面，他关注的重点一个是中美建交，另一个是充分联系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这两方面，宋庆龄都是极具优势的。在1977年8月的这次紧急会见中，宋庆龄与邓小平探讨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此后，宋庆龄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与邓小平配合得十分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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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邓小平戏剧性的初次会面
上海刚解放，邓小平就想去拜访宋庆龄。但当时宋庆龄身体欠佳，把见面日期推后了三天。恰在这三天里，一排解放军战士奉命到一所宽敞的房子去住宿。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就是宋庆龄的住所。门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排长说：“连长命令我们住这里，为什么不能住?”并表示：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双方相持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对战士们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毅)司令打电话给我。”陈毅和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邓小平闻讯后赶紧到宋庆龄寓所拜访并当面致歉。还按照中央指示，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并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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