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需要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概念。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对，不仅指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还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它在国际关系方面实质上体现了国家在国际社会化、制度化与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在外交方面往往与国际主义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主义曾经为20世纪中国的大国成长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今后的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仍然是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外交战略 新国际主义 软实力 大国成长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4352
一、软实力的特性及其与国际主义的联系
软实力与国际社会化有一定的联系。把国家力量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从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在工具理性层面上的体现，这种体现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显性化的。在社会交往并不发达的时代，两种理念在国家力量体现方面是不平衡的，软实力往往从属于硬实力。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政治斗争中基本上是硬实力决定斗争结果。西方学术界有时把这种时代称之为霍布斯时代。到了欧洲国际社会日趋形成并不断发展之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有了一定的规范与制度，也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事务领域。这样，一种叫做主权原则的国际政治文化出现了。当不同的国家仍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外交行为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主义，即以彰显国际共同利益的为口号或目标的国际行为，西方学界又把这个时代称为洛克时代。我们当前仍处于洛克时代或洛克时代向更高层面时代转换的时代。在洛克时代，那些能够依靠自身非物质力量的优势获得其他国家认同与尊重的国家被认为是软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
1.软实力与国际社会化的发展
软实力研究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政治社会化大发展的产物。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政治研究之所以形成软实力研究的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因为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赖的拓展要求各主权民族国家既要国家物质利益出发推进本国的成长，又要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对付一些国际公共领域的共同危机，体现出一些国际责任与合作精神，而后者所展示的主要不是物质力量，而是精神力量、文化力量与制度力量。
二是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又一轮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对于国际社会的依赖性以及国际社会对于国家行为的规范约束，也就增强了国家形象、国际认同以及制度创新等新指标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
三是核武器的扩散困境、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环境污染与可持久发展的冲突以及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开发瓶颈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物质性增长（主要指经济增长）规模与空间是有限度的，而软实力自然就成为国际竞争的突出领域。
四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国际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进一步刺激各国政治家与国际政治学者反思以往的外交理论与模式的缺陷，特别是对一些所谓的“领袖国家”的对外交往模式进行检讨，单边主义、军国主义、强权政治、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不得人心，有损于大国实力，而增强软实力自然映入战略视野。
五是美国一些政治学者从美国的霸权利益出发，希望找到维护美国新霸权的力量源泉，遂把眼光从经济军事科技转向了制度与文化，一方面希望另辟蹊径，扩大美国的软实力领域；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软实力领域展开一轮“软实力竞赛”，依靠美国在软实力方面上的某些优势把其他对己威胁的国家拖垮、斗倒。
六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也为国际关系学界研究软实力提供了直接近便的理论支持。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为本位，而社会建构主义又把文化奉为圭臬，制度与文化的力量自然成就了软实力的研究空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是当前语境下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15年前，他就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出版了《美国一定能领导世界：美国力量属性的变迁》。时隔15年，他又进一步丰富了以前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写出了《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制胜之道》，全面地界定了软实力的内涵，即“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身意欲达致的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说，软实力是一种“塑造与影响他者偏好的能力”，其力量来源是“对他者的文化吸引力、国内奉行的政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其实现的方式是吸引他者以及互相选择。[2]
2.软实力较硬实力更多地与国际主义相联系
在国际政治中，实力虽然都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获得实在内容，但是，实力生成的向度是不同的：硬实力主要依靠绝对添加与自我满足为标准，而软实力主要依靠社会认同与他人尊重为标准；硬实力属于物质文明，软实力属于政治文明或精神文明；硬实力主要源于内在建设，而软实力源于国际互动；硬实力思维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软实力思维追求国际共同利益，或在追求这种共同利益中实现相对的国家利益；硬实力的增长路线是现实主义，而软实力的增长路线是建构主义或自由主义；硬实力发展的隐含的前提是绝对的安全观，软实力发展隐含的是前提是共同安全观；硬实力更多的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软实力更多地与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联系在一起。
一定的学术研究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表1中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较，并不是将两者截然区别开来，只是把它们之间的侧重点加以突出而已。其实，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的交叉特质。我们在研究软实力的时候，既要强调软实力日益显要的地位又要注意硬实力对于软实力的基础性作用，既要认识到软实力的国际主义色彩又不能忘记它的民族建设的根基，既要抓住它的国际社会建构的特点又不能抛开它对硬实力的依附性。综合起来讲，软实力有以下10个方面的特性。
3.软实力的10个特性
第一，软实力不仅指制度力量与文化力量，还应包括国际认同、话语实践以及外交艺术。我们认为，推动国家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发动合法性战争的能力、将世界文明内化的能力以及大国塑造自身国际形象的能力都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我们关于软实力的界定就与约瑟夫・奈有了较大的不同。
第二，软实力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一定的依附性，它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并往往借助硬实力发挥作用，但它又能独立直接地发挥力量，并且对硬实力产生巨大的推进或者阻碍作用。
第三，软实力既具有普世性也具有特殊性，但最终要体现为普世性。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与方式与国际社会的认同进行对接，因此那种认为软实力一定要具有普世性的观点是有理由的，但我们也要重视这种软实力在展现普世性之前，特别是国际制度化与国际社会化之前的民族独特性的一面。
第四，软实力是任何国际关系行动体都具备的力量源泉。不仅大国存在一个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问题，小国也有这个问题。一个小国虽然硬实力可能很小，其软实力可能很大。比如，梵蒂冈虽然没有多少GDP与军事力量，却对全世界的亿万人口和众多社会产生了较大的精神影响。
第五，由于硬实力的客观物质性较强，软实力的社会建构性较强，因此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在硬实力上体现出较强的因果性，而在软实力上体现出较强的构成性，从而也表现出硬实力易于量化的特点以及软实力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非量化性的特点。
第六，软实力的增长模式是可持续性的，一个国家即使在形象工程方面有良好的绩效，一旦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产生了恶劣的国际影响，其软实力会陡然下降，且很难在短时期恢复过来，这与硬实力的下落与提高有较大的差距。
第七，软实力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相辅相成、相互转化；内生性是基础，但外生性往往具有决定作用，因为从本质上讲，软实力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由国际社会建构而成的。
第八，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在大国国际地位中的影响随着世界政治文明与国际政治文化的进步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越来越强的缘故。
第九，软实力与硬实力要同时建设，不能以硬实力为先而软实力为后，也不能以软实力为先而硬实力为后，更不能理解为软实力是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共时性的特点。
第十，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不可分割性，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力量往往被认为是硬实力，但是运用军事力量的战略意志与合法技巧方面却是软实力。“神六”上天体现了中国的硬实力，但是发展“神六”的意志以及“神六”精神却是软实力。软实力通过某种机制可以转化为硬实力，比如，理论形成了新的工艺、出现了新的新产品、新的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先进的军事思想通过培训体制提高了战斗力等。
综合上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8项对比与软实力本身的10项特性，我们认为，软实力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个：第一，软实力是在国际交往与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日益表现出来且份量不断增加的一种国际政治力量；第二，它多数情况下是依托于特定民族的精神文明而彰显出来的世界性的制度或者文化力量；第三，在现阶段，它还不能彻底摆脱硬实力的物质依附以及民族国家利益的目的性限制，但是它在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中不断削弱或淡化这种依附和限制，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理念主义与国际主义取向。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软实力与国际主义是有内在的联系的。一个国家具有强劲的民族文化力量或者制度创新力量原本为本土的，然而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往往要上升为国际政治文化或者世界文明现实的或潜在的组成部分，才能使之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3]中国的国际主义外交需要以增强软实力为重点，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需要推进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
二、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中不能抛弃的强大软实力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现时代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缺一不可的精神财富。关于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大国成长的重要作用，作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讨论。中国目前的崛起既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过程又是一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既是一个国家认同重建的过程又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国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化、现代向后现代转化的两重历史进程之中，不免需要借重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资源，但是，从其根本性而言，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要将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置于关键的地位。况且，借重民族主义也需要在国际主义的大的框架内实现。
1.国际主义的概念界定
任何一个与周边国家有着持久互动关系的大国，都摆脱不掉国际主义的诱惑。由于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获得承认的政治倾向，又天生是社会动物，因此，一旦国家强大起来，它也会滋生出国际主义甚至世界主义、天下主义的冲动来。即使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小伙伴，它为了维持对己有利的一份国际利益，也需要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做出贡献。特别当这个国家处于一种负担一定护持责任的国际秩序中时，这种国际主义的“负担”更是挥之不去的。而正是那些在几百年的硬实力拼撞中“磨练”出来的国家，目前成为世界政治中提倡国际主义最积极的先锋。
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个容易界定的概念。国际主义的一个哲学前提是，自我意志的全面或彻底实现，必须以非我意志的实现为条件；当自我是个人时，这种逻辑就是人权平等、反对奴隶制度的逻辑；当自我是民族时，这种逻辑就是民族自决、反对民族压迫的逻辑；当自我是民族国家时，这种逻辑就是国家主权平等而且解放全人类的逻辑。国际主义的最初来源就是第三种逻辑。一个国家要实现自身的最终利益，必须建立在支援其他国家实现其合理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政治中，国际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支援其他国家实现合理的国家利益进而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以至全世界的人类利益的过程。而对于已经或者正在冲破国家行为体实践框架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来说，他们的国际主义过程往往体现为直接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公益事业，或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在本文中，我们把国际主义作为一种把国际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而有限度地让渡国家利益，以维护国际利益或周边利益甚至天下利益的借口而实现国家利益而体现出的一种对外积极合作的政策思想与政策；另一类是将自身的利益与世界利益以及人类的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观念与政策。第一类主要体现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国际主义观念，第二类主要体现为价值理性的国际主义观念。这两种观念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存在的，而且也可能存在于不同国家的某些政策的一些侧面。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在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也有着国际主义的政策与观念，但为了研究方便，我们仍然把世界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于国际共同利益的世界主义观念称之为国际主义。这样，中国古代为了维持朝贡体系而进行的类似含义的许多对外行动以及希腊、罗马以及欧洲封建社会的一些宗教取向的国际行动都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因为从根本上讲，国际公共利益的形成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界生产力的扩张的产物，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反映。
2.20世纪中国的大国成长曾经凝结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的成果
自中国爆发民主革命、采取现代的政治体制并加入到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为了国际社会的福祉而做出的国际贡献均带有国际主义的成份。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的谴责，中国政府积极参与或筹建国际联盟、联合国，中国政府倡议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向缅甸等地派出远征军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国际主义行为。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本身的政治腐败，当时的中国又处于十分软弱的地步，中国外交的最主要任务是救亡图存、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不是直接、积极地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因此，新中国建国之前的中国国际主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尽管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富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几年里（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国崛起的步伐陡然加快，这一方面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土地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初具规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空前强大等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中国的硬实力增强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政府在国际主义贡献方面的成绩。这一个时期，由于中国积极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参加亚非会议，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斗争（以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最为代表），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赢得了较为具有战略意志、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国际形象。这既是中国硬国力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国际主义较为适当发展的时期。
关于这一段历史，就联系到一个理论争鸣，即中国的国际主义究竟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还是迟缓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首先，“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利益与国际主义高度结合的产物；第二，在40―5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民族独立与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题，中国政府从这个时代主题出发，支援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无疑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三，中国的国际主义也获得世界人民与友好国家的经济援助与精神鼓舞，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国民士气与民族自信心，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
新中国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再三强调国际主义并不是一种策略的需要，而是中国巩固政治独立与提高国际地位的逻辑使然。关于国际主义，刘少奇同志曾经多次著书立说，申明国际主义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获得解放的国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从完全的意义上巩固自身地位进而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必须贯彻一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当然，这种国际主义是一种与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从本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也是从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群众――即全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阶级剥削制度的一种产物，无产阶级不剥削任何人，而且为追求一个不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它就必须反对一个民族去压迫另一个民族。无产阶级不能在人类社会上保存任何人类压迫人的制度，否则，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无产阶级坚决反对任何的民族压迫。它既反对任何异民族压迫自己的民族，同时，又坚决地反对自己的民族去压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张一切民族在国际和国内的完全平等与自由联合及自由分立。并经过这种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压迫和束缚）与自由联合（即在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由各民族实行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的联合）的不同具体道路，逐步走到世界的大同。”[4]如果说刘少奇的国际主义充满了使命感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国际主义就是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了。他在1952年就指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要有七条指导思想：第一条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5]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到5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国际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较为适宜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战略目标，巩固了中国的政治独立，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国际承认，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也为新中国树立公正、和平、正义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60年代至70年代的国际主义对软实力有挫折也有成绩
国际主义必须与民族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历史规律。如果超出时代的要求、超出民族利益的承受能力去推行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曲折。50年代以后，特别60―70年代，国际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政治的主题也在发生变化，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由此，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不应当在中国外交路线中占据过去时代的地位。但是，出于中苏冲突、国内政治斗争以及中国硬实力片面发展的种种困难和不平衡状况等因素的考虑，新中国把国际主义置于了不恰当的位置，奉行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援第三世界地区人民的外交路线，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波折。中苏论战中，中共把国际主义置于爱国主义之上，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基本路线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6]这条路线显然结合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成份是十分突出的。
这种国际主义路线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负面作用是使中国未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失去了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国民福利的大好时光，反而增强了国内阶级斗争的烈度，使中国濒于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在国际上与主流国际社会处于某种对立或者疏远状态，周边安全环境进入历史上最恶劣的境地。这条路线所直接或者间接的积极作用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指导下，控制了“革命外交”的影响范围，维持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与较为强大的战略意志，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多数亚非拉国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尊重与支持；[7]实现了中法、中美关系正常化，倡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原则，促成了中国重返联合国。中法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都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强大的软实力。
�三、新的时代要求新型的国际主义
1.国际主义的三次嬗变
我们在上文提到，国际主义分两类：一类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推行的国际主义，一类是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而推行的国际主义。这两类是不可分的。任何为了工具理性而奉行的国际主义，其实也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在马克思时代，巴黎公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一些行动有着第二类国际主义的较多色彩；而在列宁时代之后，特别是斯大林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第一类的国际主义的色彩就更多了。实际上，第一类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国际主义，也就是刘少奇所谓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迄今为止，国际主义发生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到列宁的国际主义。列宁认为，国际主义要高于民族主义，任何沙文主义都不利于国际主义，但是国际主义不是不要考虑民族的因素，世界革命不可能在全世界或者欧洲主要发达国家一下子实现，一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从列宁的国际主义到斯大林毛泽东的国际主义，这是国际主义的第二次转变。由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现实，加上国际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威胁，民族主义放到了高于国际主义的地位。到了80年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改革开放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至上的观念。中共第十二报告关于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这样的说法：“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常常懂得中国民族的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8]第二次转变后国际主义的原则未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恢复昔日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赖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国际主义正在发生第三次嬗变。这与民族主义的相对失落有一定的关系。[9]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对此起彼伏的矛盾统一体。由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与社会相互依赖的形成与深化，国际合作领域的大幅度增长，民族主义处于守势，国际主义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地区性大国维护国际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保证世界和谐、解决全球性危机、培育全球社会、贡献公共物品、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时代要求。这种时代要求预示着新一轮的国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准备着世界政治文明的价值基础，凝聚着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为新兴大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国际责任分担、世界文明内化、国际共识建构、国际制度创新等等软实力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新时期国际主义的含义
关于国际主义的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有学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提出观点认为，国际主义必须是与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实现了本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也就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本国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之后才更有可能去援助别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发展，离开了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势必是狭隘的。”[10]这种观点基本上继承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段时期我党对于国际主义的基本界定。一种新观点认为，新时期的国际主义是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是指新的时代主题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不再是以过去时代主题下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宗旨，而是以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为基本的理念。[11]第二种观点更贴近新世纪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与趋势，也更贴近国际社会关于国际合作的一般理念。可以看出，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并不是马恩时代或者列宁时代的国际主义了，而必须结合新的时代要求。
国际主义在与新时代的结合上，至少有两点是清晰的。一是要密切结合爱国主义，进一步将爱国主义置于国际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衡量国际主义的尺度，这是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思想进一步向爱国主义方向的过渡与转变。二是将国际社会的共同需求作为国际主义的另外一个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正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全面深入的转变，中国也由“革命国家”向“现状国家”的转变，即向国际体系的全面深入的转变，后一种转变的标尺就是中国到底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融入了国际体系的国家，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了的主要大国。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和平发展进而和平崛起的过程，也是大国奉行新国际主义的过程。从上述两种这种意义上讲，新型的国际主义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入，新型的国际主义有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有力的动量；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的国际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不断调整与充实的新时期。
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看，国际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支持有关国家的反对核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文化殖民主义的活动。中国筹划组织“六方会谈”、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对于俄罗斯的危害，都是新时期国际主义的体现。第二，经济上，对国际社会的弱势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与债务减免。据统计，截至2006年，中国已向160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各种经济援助，项目达2000多个，减免了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对华债务，其总额逾160亿元人民币。[12]中国政府还决定向与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的零关税待遇，并在3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货款。第三，在全球治理上，积极参与国际危机与灾害管理。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危机爆发点增多，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在恶化，全球性危机不断增多。中国的国际主义体现在两类危机管理上，第一类是国际社会的危机管理，包括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战争危机、核危机，中国政府在平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大国的责任。第二类，是自然灾害与传染性疾病的应对。例如，2005年，中国组织了3次大规模的国际灾害经济援助活动，包括初春期间向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提供的5亿元人民币及2000万美元多边捐助，仲夏期间向美国提供的500万美元救灾援款，以及深秋向巴基斯坦地震灾区提供了2000吨救灾物资。第四，在军事外交上，踊跃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政府在过去的16年里，向世界各地派出了13项、3362人次的维持和平部队，赢得了“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国际形象。第五，在文化教育上，向世界特别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实施免费或者低费的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计划。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近2万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并计划在未来3年里再培训3万名各类技术人员。第六，在世界道义上，对于一些坚持国际主义取向的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要给予适当的同情与支持。
历史表明，新时期的国际主义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且推动了国际稳定与世界和平，为世界秩序与国际体系的护持也做出了贡献。这有利于各大国的关系正常发展，也同时有助于优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化解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的战略企图，对于帮助中国政府反对“台独”与创新良好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四、结束语：积极探索“新国际主义”，加强中国软实力
软实力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只有国际主义化了的、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软实力才能真正地发挥国际影响力，确保中国的大国成长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才能尽可能化解成长进程中的国际恐惧与国际敌意，才能借助多边国际合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根据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结合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规律，[13]我们认为，发展软实力，需要在加大中国的合秩序性发展、世界文明内化与大国形象塑造方面再下功夫。
――继续推动以融入现有基本国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社会化行动。新国际主义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结合起来，而结合起来的制度化保证就是推动国际制度的融入与创新。中国只有进一步加入一些国际制度才能被国际社会认可为国际社会化的国家，才能产生一些国际集体认同，从而为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奠定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加既是一种硬实力的体现，更是一种多边框架下的国际主义行动，对于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讲，国际主义就是多边主义。
――加大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速度与力度。百年以来，中国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过程，经历了被迫接受、主动接受以至于自觉内化等三个阶段。中国被迫接受了主权原则、现代外交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也主动接受了集体安全原则、非战原则、反法西斯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法治原则等。中国对于和平主义、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等原则已经达到了内化的程度。中国接受世界政治文明的水平，也体现了中国新国际主义的水平，反映了中国软实力的层次。中国下一步的内化世界政治文明的重点将是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的某些公约。
――重点塑造大国形象。塑造和平发展时代的中国大国形象，已经成为新国际主义以及软实力建设的紧迫课题了。大国形象不仅包括政府外交形象还包括民间外交形象；不仅涉及政治合作领域（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而且涉及经济交往（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社会沟通与文化交流（志愿者的国际教育活动、政府教育援助、免费或低费的孔子学院）等诸多领域；不仅包括世界贡献、特殊国际责任、现代身份建设还包括区域治理，重点是全球特别是区域内的危机管理（经济危机、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应对、艾滋病防治等）。
――加强有利于软实力建设的全国性外交应急等级协调机制与非等级协调机制。由于外交工作已经不再是外交部一家的工作了，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灾害外交、民间外交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与政治外交共同前进的地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已经是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的过程了，国际交往中的软实力建设必须纳入统一的管理协调机制之中，才能取得较大的成果。目前，国内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即全国精神文明办来加以指导，那么，鉴于软实力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至关重要作用，似乎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统筹进行软实力与中国国际形象建设的全国性等级协调机制或者职能部门。等级协调机制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一盘棋，形成中央对于地方的领导与监督；非等级协调机构主要是指在中央各个部门，如外交部、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各部门的对外援助工作中要切实协调起来，更加有效和细致地完成援助与合作工作。
和平发展时代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需要政府与民间社会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发挥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资源，既要注重国际主义又要重视爱国主义，做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真正的结合。我们希望，我国政府通过弘扬适度的国际主义、增强国际责任感和国际治理能力、美化国际形象、化解可能因国力迅速增长和狭隘民族主义再兴引起的国际误解与恐惧来提高国家成长的国际合法性，从而达到硬实力增长与软实力增长的和谐统一。
注释：
［1］ 这篇文章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大国社会性成长规律与中国软实力战略》（2006BGJ003）的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受到外交学院秦亚青、朱立群教授《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一文的启发，并有幸作为讨论论文参加了胡鞍钢教授、门洪华教授主持的“软实力”战略内部座谈会。在此，对上述教授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程表示感谢。
［2］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31, pp.511， 转引自陈向阳：“论软实力与中国外交”，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2005年第11月，第343页至344页。
［3］ 并不是所有的软实力都是国际取向的，有的完全是民族精神或民族素质的一部分，这种精神也难以国际化。比如以色列民族的忧患意识，德意志民族的纪律观念等等。这一类软实力往往属于长期历史演化而成的单一民族的种族特质。更多现代国家的软实力，如人权意识、宪政精神、外交水平、政府质量、宽容社会等都具有国际社会化的特点，其已或正在成为世界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了。
［4］ 刘少奇：《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东北书店，1948年印行，第5、6页。
［5］ 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载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卷，第324页。
［6］ 黄安森、严宜生、杜康传主编：《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人民大学，1991年版，第595页。
［7］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60年代至70年代末，是中国对外援助最为积极的年代。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在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的指导下，先是重点加强了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后在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迅速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范围，从原先的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总额与规模、内容也有大的变化。总之，“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四：对外经济与合作成绩喜人》，1999年。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9］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在出现新的发展，甚至在一些社会或经济转型国家出现了新的抬头。从辩证法的角度讲，这都是正常的发展，而且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国际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来看，民族主义的这次兴起并不能表现出一种兴盛的态势，更不可能与全球化的大势相提并论，因此，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相对衰落”。
［10］ 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
［11］ 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12］ http://news.省略/2006-07-17/000N/84003780.html
［13］ 参见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上海，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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