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传统福利制度面临严峻挑战】评价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

　　2008年的冰岛债务崩溃尚未从世人的记忆中淡漠，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乃至意大利等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美国的国家债务危机更是接踵而至，一夜之间全世界突然陷入债务问题的泥淖。表面看来，政府过度举债和游资炒作似乎是危机的起因，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间近百年来形成的超前消费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债务走到危机边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应的，曾令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从摇篮到坟墓”式的高福利社会，也步履蹒跚日显疲态。
　　
　　北欧福利改革缓步推进
　　
　　虽然北欧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较好，但是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下，难以独善其身。冰岛在金融危机后最先倒下，丹麦的整体经济状况受到严重影响，瑞典和芬兰也被迫调整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福利政策。
　　北欧的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不大，以丹麦为例，大学教授税后月收入在5万丹麦克朗，出租车司机和秘书的税后月收入在3万丹麦克朗左右。这些国家中，富翁不多，穷人也不多，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为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整个社会结构呈标准的橄榄核型，十分稳定。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正式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北欧普遍通过征税实行转移支付。以丹麦为例，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最低的比例要达到其收入的36％，大公司的经理等高收入人群，几乎要交60％到70％的个人所得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资金保障。
　　大约70年前，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按照行业划分，即不同行业和群体拥有各自特权的不同养老金和福利制度。二战后，欧洲各国都开始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革。北欧国家有着小国寡民的特点，容易调整。这些国家工会的集中度较高，在政府与工会协商时容易达成一致，改革进程较为容易，由改革引发的社会运动较少，即使偶尔发生，也较为温和，并不像西欧那么激烈。这几个国家建立起统一制度，所有社保政策和法定退休年龄全国一致，不存在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互攀比。
　　近年来，北欧国家已经在逐渐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以芬兰为例，为避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滋生不劳而获者，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芬兰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条件的同时，要求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满足基本需要的；这些社会保障措施在满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时，能够激发其劳动热情和创造性等。瑞典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
　　通过这些年来的改革，北欧政治家认识到，改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福利制度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选举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视选民的选票。对于政府来说，如果大幅调整国家的福利制度，带来的将是选票的大量流失。北欧国家的政府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为争取选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削减福利政策。这为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设置了障碍。
　　
　　英国　削减开支引发不安
　　
　　英国最近的骚乱震惊全球，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危机导致其社会福利制度的断裂。长期以来，英国税收和福利政策不合理及退休金和全民医疗制度成本高、效率低等社会福利制度痼疾一直受到诟病。2008年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英国经济，使英国财政无力负担高昂的福利成本，不得不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最终导致社会问题的爆发。
　　英国税收和福利政策极不合理。英国2009年包括失业救济、就业培训、低收入家庭补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开支高达1920亿英镑，超过当年的国防、教育及医疗开支的总和。由于英国对失业救济和单亲家庭的补助过高，致使英国失业人口中有近70％的人长期以领取福利生存。在英国做单身母亲已成为比上大学更好的职业，单亲家庭能享受免费住房、日常生活补助、政府的减免税费等，英国单身母亲数量位居欧盟第二，平均每15户家庭中就有一个单亲家庭。英国政府出台的新财政预算案更不利于双亲家庭，每户家庭在未来两年平均每周要多纳税100英镑，因此导致英国有多达200万的夫妇选择分居。
　　英国退休金制度从二战后开始实行，虽然退休金的融资成本是工资水平的20％左右，但最终发放的退休金却经常高达雇员薪酬的40％。目前英国老龄人口已近1000万人，英国公共部门退休金委员会今年6月称，英国退休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以削减成本。其实早在2006年英国政府就公布了白皮书，宣布自2024年起退休年龄将逐步向上调高，到2044年民众须工作到68岁才能退休，同时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将依据个人平均薪资高低给付。
　　全民医疗制度造成严重财政负担。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已建立60多年，有收入的英国公民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按统一标准缴纳保险费和享受有关福利。NHS建立之初对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人口增加和健康质量的提高，NHS的医疗服务远不能满足民众需要，资金不足和效率低下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近10年来英国全民医疗体系预算连续翻番，自2002年起至2007年或2008年，政府计划用于NHS的资金每年递增将近10％。2002年以来，初级卫生保健基金和卫生管理局行政费用上涨了120％。但专家认为，NHS每年超过350亿英镑的预算中却只有100亿英镑得到有效利用，英国的医疗效率在欧盟国家中仅排第17位。　(王涛)
　　
　　美国　结构拖累国债改善
　　
　　美国债务危机的风浪虽暂时得以平静，但前景并不容乐观。美国国债分布情况表明，最大的债主在美国国内，占超过14万亿美元国债总额的70％上下。而国内的第一大债主又是社会安全信托基金，约2.67万亿美元，达19％。其次是美联储，为1.63万亿，占总国债的11.3％。美国家庭购买美国国债的总额约9594亿美元，占6.6％上下。美国的州等地方政府持有5601亿，其他的私人福利基金、州等地方政府的退休基金等，也都拥有数额不等的巨额美国国债。由此看来，美国国债的主要问题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尤其是涉及社会安全福利及退休基金以及医疗保险计划等。
　　从社会安全福利等相关方面的发展前景看，美国的国债状况改善难度极大。今天，美国的退休及享受福利待遇的人，与仍在工作并纳税的人之间的比例是1比3。在经济学家看来，3个纳税人承担1个享受社会安全福利的人，是比较健康和平衡的比例。然而令美国各界担忧的是，美国今天已开始进入战后新生代陆续退休需要领取退休金、享受退休医疗保险的阶段。美国人的真正退休年龄为65岁，要不了多少年，3比1的社会承载结构，就将变成2比1，人均社会负担将加重20％甚至更高。
　　美国的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险辅助两大计划的开支之巨，也已到了财政支出无力承载的地步。如果将今年二季度公布的两大计划的开支数据折合为年度总额，已经高达9992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单医疗保险一项的亏空款项，累计起来均摊到美国家庭，每户就要承受近36万美元。
　　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三分之二年度预算，都用于支付退休金、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辅助三大计划，以及偿付债务利息等。在战后新生代才开始步入退休年龄初期的今天，美国就已经入不敷出借贷了10多万亿美元。可想而知，如果社会安全福利机制不做根本性的调整，当前的债务水平只可能进一步上升，不可能下降。因为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陆续退休，同时人们寿命也不断延长，使得所需退休金总额的大幅上升，此外医疗技术的发展等因素也推动医疗保险费用的跳跃式增长。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将导致纳税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而需要政府支付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人群比例则会相应大幅上升。一边是国家税收的下降，另一边是政府硬性支出的加速上涨，后果不言而喻。
　　当然，与欧洲部分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福利程度相对要小，比如全民健康保险计划也只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才艰难地通过。与欧洲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美国人更加勤奋，更能吃苦。然而，如果现行的社会安全保险、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等福利制度不改变，不但美国的债务问题解决无望，社会安全福利和医疗保险机制本身，都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李正信)
　　
　　希腊　省吃俭用只为埋单
　　
　　随着新一轮救助方案最后敲定，希腊暂时避过债务违约风险，使世人对希腊的担忧得以舒缓。然而，希腊民众感受到的却不是风险过后的轻松，而是“紧缩政策”吹来的阵阵寒意。
　　导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很多，人们公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国的福利保障体系远远超出国力。希腊是欧盟大家庭中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发展乏力，而该国确立的福利保障体系却十分靠前。为争取选票，希腊各政党开出的“支票”不断加码，造成高福利恶性循环，政府不断举债维系，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政府为获得外界援助，不得不实施以“减薪、加税和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紧缩措施，重塑国际市场对希腊债务的信心。
　　对于希腊民众来说，紧缩无疑意味着勒紧裤带“过苦日子”。去年首轮紧缩计划，希腊成功削减GDP5％的公共赤字，这5％中有1.2％来自减少工资和养老金，另有1.3％来自增加税负。新一轮紧缩计划，将使公务员年薪减少380至500欧元；由于各种税收增加，减薪前年收入2.25万欧元的公务员，每年需多付2042欧元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调查显示，约有60％的希腊人受到经济紧缩政策的影响。
　　收入的锐减，促使过惯奢华日子的希腊人开始改变消费观念。多项调查显示，由于工资和退休金削减幅度高达30％，多数中低收入家庭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艰难地维持着生计。今年有62％的希腊消费者取消夏季假期外出度假计划，许多希腊人手中的钱越攥越紧，将服装和娱乐开支削减一半。
　　失业，是希腊人在紧缩政策条件下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由于财政紧缩对就业造成冲击，致使失业率逐月攀升。今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为15％，4月份为15.8％，5月份升至16.6％，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8.5％。
　　店铺大量倒闭，是紧缩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由于税负加重，2010年约有6.5万家商户倒闭。新一轮紧缩计划发力后，预计将另有10万户商铺被迫关张停业。
　　此间观察家注意到，对于政府采取的紧缩政策，希腊民众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理性变化，由起初的坚决抵制，逐步转向无奈和默默地承受。希腊人似乎开始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超出国力的高消费难以为继，而且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希腊人时下所承受的，也许正是为前期所享受的高福利埋单。
　　然而，紧缩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是必须的。与此同时，它对经济的恢复增长亦会产生相当的制约作用。希腊有关专家认为，对于一个处于衰退中的经济体来说，仅仅采取紧缩措施不可能摆脱主权债务危机，政府应将政策重点放在尽快恢复经济增长方面。　(张春荣)
　　
　　治理危机还需从过度福利入手
　　
　　历时21个月之久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目前不但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反而呈卷土重来之势。面对日益蔓延的主债危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忙于应对，苦于找不到治理欧债务危机的灵丹妙药。
　　从表面看，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债台高筑和市场投机资金炒作是导致本轮欧元区危机的直接起因。但从实质看，引发欧债危机的更深层次根源则在于欧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和难以持续的高福利制度。部分经济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欧元区部分成员国以借贷维持的高福利制度是本轮欧债危机的“幕后罪魁祸首”。
　　希腊、葡萄牙等欧元区成员国以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而闻名全球。常休假、少加班、早退休、全民医疗保险和完善的福利待遇，使这些国家的民众过上了一种悠然自得的“美好”生活。不可否认，在经济运行状况良好时，高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避免了社会动荡，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理念。然而，高福利所需资源及其增长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率相适应。希腊、葡萄牙等国的情况是，过于优厚的福利待遇滋生了懒汉思维，消磨了企业和民众的创新进取精神，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增速减缓甚至衰退，政府财政收入已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高福利制度资金需要。老龄人口的日益增多又进一步加剧了高福利制度的负担。目前，欧盟平均社会福利开支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高于美国的16％和日本的19％。希腊每年仅老龄化负担一项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6％，财政压力非常大。为讨好选民和支撑高福利体制，像希腊、葡萄牙这样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就只好靠大规模借债过日子，日积月累，致使政府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发展到了难以持续的地步，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犹如一盆冷水，让欧盟成员国政府冷静下来，开始反思欧盟过度的福利制度。欧盟成员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福利过度甚至福利挥霍。因此，欧盟高福利制度如今正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盟要想消除欧债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大刀阔斧地改革现行的高福利制度。痛定思痛。欧债危机最终促使欧盟成员国政府居安思危，开始着手改革和调整过高的福利制度。根据希腊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希腊公民今后在正式退休之前必须缴纳40年而不是37年的养老基金，而且最早也要到60岁才能退休：月工资在3000欧元以上的政府公务员不会每年再拿到额外的两个月工资。希腊等欧元区成员国债务危机引发了欧洲新一轮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潮流，提高退休年龄已经成为改革的焦点。法国、英国等国政府在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和改革福利制度的同时，也都已经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主张。
　　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已经习惯于养尊处优的欧洲民众而言，改革福利制度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这肯定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因此，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民众反对政府改革福利制度的抗议浪潮铺天盖地，示威活动此起彼伏，令政府进退两难。不过，面对日益恶化的债务危机冲击，希腊、葡萄牙等国政府在改革高福利制度问题上回旋退让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欧洲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欧盟传统的高福利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到了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和改革的紧急关头。　(严恒元)
　　
　　本栏责任编辑　蒋星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