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党员留下的精神财富:长征留下的精神财富

     老红军张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走得幸福而安详。用他的话说,他是“含笑去见马克思”去了。   16岁那年,张绪穿着破衣烂衫扎进东征的红军队伍,从此跃马挥刀,驰骋疆场,屡建战功。日本鬼子的子弹打掉了他的右眼,国民党反动派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脖颈,美国佬的手雷在他身上留下4块弹片。以团长之职走下战场的时候,他身经百战,负伤十多次,胸前挂满了勋章。
  身材瘦小的张绪面善性温,没有厮杀的日子身上毫无杀气,素不相识的人绝不会把他与英雄联系起来,真正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至死也没有失去冲锋陷阵的英雄血性。这不仅在于他在几十年带兵治军中身先士卒的责任担当,还在于他始终秉承奉公废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在没有硝烟的各种战场上从不英雄气短。1983年他干到军职离休,还没有安闲几天,就在那个思想交锋十分严峻的年代组织带领“老战士报告团”冲进另一个战场,又风风火火地拼搏了22年,直到87岁生命终止的时候才最终“离岗”。
  张绪被人们誉为“四老”:老革命、老红军、老党员、老英雄。且不说他是个军职干部,就这“四老”,哪一“老”不是“金字招牌”?但他离世时身无长物,就连遗体也立嘱捐献给了医学科研事业。然而,他却给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没有党,没有人民,就没有我自己!我死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党最后确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张绪少小离家,只朦胧记得自己是农历5月出生,并不知道具体日子,所以,他参军后所有的档案材料记载的都是“1921年5月出生”。但亲友们都知道,张绪一直是在每年的“七一”过生日,而且在每次简朴而热烈的生日宴上第一杯酒必是由他提议:“为党干杯!”家人说,许多年前亲友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为他张罗生日,问他究竟是哪天出生,他一阵沉默,然后说,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命贱,很少记生日、过生日。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生日就和党一起过吧。从此成为定例。
  张绪是个实在人,在合适的场合、对合适的人,他会很潇洒地讲自己的战斗经历,也讲自己的功劳和贡献,他认为这些都反映了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本色,也能够增强自豪感、荣耀感,不必讳言。他最忌讳的,一是摆功,二是吃老本,三是把功劳当资本。张绪从一个穷孩子干到高官,他感慨,人不怕小,就怕自己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那就不敢革命、不敢打天下了;也不怕大,就怕自己把自己看得大得了不起,那就会目中无人、为所欲为了。他常说,就算你做了大事,立了大功,当了大官,但党是天,民是地,没天没地就没自己。
  
  由战士到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其间有十几个台阶;自黄河到鸭绿江再到长江,其间有千山万水;从陆军到军事学院、从军事学院到总参、从总参到陆军、再从陆军到空军,其间有一次次的变迁,张绪始终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打过半点折扣,没有过一丝犹豫。
  杨新勇曾任张绪的警卫员,据他介绍,张绪上进心很强,有了升迁的机会照样动心、照样争取,难能可贵的是,他凡事都愉快服从组织决定,不闹个人情绪。张绪任副军长时,有一次上级拟在同职级中选拔提升一名正军职领导干部,张绪也在被考察对象之列。不少人认为,论资历,论战功,张绪有优势,但最终提升了一位资历、战功都逊于他的同志。有人认为张绪会有想法,会闹情绪,和他知近的人心里也犯嘀咕,他反倒很平静,很开通。他对跟他说“悄悄话”的同志说:“我资历老是优势,但从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考虑,资历老就不是优势;我战功多是优势,但少了一只眼睛,从身体条件讲优势就成了劣势。对同志不服气也是对组织的不服气,不服气就有可能不服从,那就要损害党的事业。关键时候,要看党性。”杨新勇回忆说,宣布命令之后新老班子一起聚餐,张绪端起酒杯,主动向新任军长表示祝贺,他的境界和姿态,令人钦佩。后来,张绪平职调任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在此任工作到离休。
  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向为张绪所不取。1953年4月,时任志愿军团长的张绪在朝鲜临津老秃山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时,美军的一颗手雷突然甩来,警卫员冯交其跃身将他扑倒。张绪身上3处受伤,冯交其伤势更重。两人被转移到后方医院后因多次转院,各去一方,从此失去联系。尽管张绪几十年多方打听,一直没找到冯交其的下落,也不知道他是生是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绪寻找救命恩人的心情愈加迫切,这其中除了感恩,除了惦念,还有一份对老部下人生走向的关切。他对人说,冯交其要是还活着,见了面我给他敬礼;要是死了,我要到他坟上烧张纸;他要是活着脱离了群众,甚至欺压百姓,那我就不认他了。后来网络兴起,2006年,张绪委托湖北省委讲师团主任曹经柱在网上发帖子,终于找到了冯交其的下落,遗憾的是,他已在两个月前去世。此时,85岁的张绪也已重病缠身。
  张绪为党奋斗了一生,临终前最不能释怀的是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弥留之际,他叮嘱子女:“没有党,没有人民,就没有我自己!我死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党确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党的章程并没有对去世党员进行党员资格最后确认的规定,但张绪的遗愿告诉我们,入党是一生的“功课”,只有到死都一直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人,才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
  
  “‘老红军’不是广告,不是商标,而是旗帜,是标杆!”
  
  当年有人说,张绪跺跺脚武汉三镇都能听到动静。这是因为,他在军地都曾任过要职,部下众多,尤其是“文革”期间奉周总理之命带兵保护归元寺,威名远扬。经张绪的手批出去的钱物无数,提拔的干部、安排的职工、送走的士兵也不知有多少,可他始终秉持权为党用、权为民用、权为公用,从来不徇私情。
  
  张绪任某军副军长期间分管军务工作,那时他有两个儿子在边远的部队当兵,其中老二还是打山洞的工程兵。军务处处长陈祖骧知道不少干部子弟都打招呼调到了家人身边,而张绪总是“无动于衷”,就想悄悄地把张副军长的孩子调回来,但又怕首长知道了挨批评,还是瞅个机会请示了张绪。张绪一口拒绝:“我的孩子一调动,后边就有一群人跟着搭便车,还是那句话,让他们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别沾老子的光。”他家老二服役的部队主要首长是他过去的部下,提干只需打个招呼就行,但张绪就是不开这个口。
  张绪的二儿子服役期满复员,有同志说:“老首长,老二提干你不开口,复员了怎么也得给他找个好地方,武汉市哪里不买你的账?你实在不愿说我来说。”张绪说:“我们能找这个找那个,老百姓找谁呢?”这位同志还不甘心:“老连长,咱不用你的权力,但凭你是老红军,孩子的安置也得给关照。”张绪提高了嗓门:“老红军不是广告,不是商标,而是旗帜,是标杆,我们口口声声讲不搞不正之风,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是要做给群众看的。人家搞特权是人家,我们要自重。”
  张绪的三儿子张群军曾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并立有战功,复员后被分配在某科研单位开车。群军工作肯干,为人耿直,曾被评为本单位“十佳职工”,但在一次“优化组合”中下岗。此时张绪虽然已经离休,但“余威”还在,亲朋们都想让老爷子找找关系或者请组织出面,重新解决群军的工作。张绪认为,尽管群军受了些委屈,但下岗上岗都属于家事、私事,既不便打扰手握实权的老部下,也没理由让组织出面协调解决,结果事情搁置了下来。直到现在,张群军的工作也没有落实,加上他,张绪的家人有4人下岗。但是,张绪办公家的事、大家的事,即使离休了还经常发挥“余热”,其中干休所的停车场和进城马路,就是张绪给武汉市领导写条子解决的。
  
  “我们这个报告团首先是个学习团,还要是个榜样团。共产党员一辈子要靠真理吃饭!”
  
  神圣的使命感,促使早已离休的张绪,萌生组建“老战士报告团”的雄心。他会同空军武昌上马庄干休所离休干部马国昌等发起组织了由10名老红军、老八路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组成的“老战士报告团”,张绪任团长,马国昌任副团长。
  这是个一亮相就极富声威和人气的最佳团队:张绪是16岁入伍的老红军,马国昌是13岁入伍的老八路和著名军旅作家,杨春晖是13岁就带着妹妹“三过草地”的老红军,刘文科是抗战时期威震京冀的“孤胆英雄刘黑子”,闫其维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击伤4架敌机的“尖刀中队”中队长,高斌是参加过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法官,其他成员也都是资深的军师职领导干部。
  “老战士报告团”开宗明义,那就是旗帜鲜明地宣讲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旗帜鲜明地宣讲“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人民军队好、改革开放好”。自从报告团成立,张绪就常说:“报告团首先是个学习团,学习好才能宣讲好;报告团还要是个榜样团,做得好才能宣讲好。共产党员一辈子要靠真理吃饭。要学真理、讲真理,跟着真理走,照着真理做。”
  “老战士报告团”成立时张绪已经65岁,他雄心犹在,壮志不老,和战友们一起走军营、上学校、进工厂、下农村,一场场报告,一次次演讲,一回回座谈,风雨无阻,春夏不断,报告团很快在武汉三镇以至大江南北名声大振。2002年初,报告团应邀赴驻湖北钟祥和老河口的部队作报告,一场接一场的报告和马不停蹄的颠簸,一回到武汉张绪就因肠道大出血住进医院,输血800毫升才转危为安。2005年全党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春节刚过,邀请报告团前去作报告的单位接踵而来。当时张绪已84岁高龄,肾功能不全、糖尿病、贫血等多种疾病缠身,但他仍以战士的姿态承担每一场报告,一连讲了20多场。党的十七大召开时,他带着氧气瓶收看电视直播,拿着放大镜读会议文献,并及时组织报告团到军地作了30多场报告。22年来,他带领“老战士报告团”作报告2700多场,听众达200多万人次,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这些都是“含金量”很高的报告,因为所有报告都字如珠玑,打动人心;同时这也是没有“含金量”的报告,因为所有的报告他们从未要一分钱的报酬。
  每一场报告,人们看到的都是腰杆挺拔、精神矍铄的张绪,其实,他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负重感。一次,他在武汉市委机关作报告,两个小时的报告结束时他的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下台阶时突感体力不支,同志们急忙把他扶住。这位老红军是个乐天派,他为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而乐,为党的理论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而乐,从没有只言片语的牢骚话,但他一再说,“现在有些人理想信念淡化了,这很可怕”;一再说,“要想红旗飘万代,关键是教育好下一代”。殷殷之心,由此可鉴。
  有件小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绪精神上的负重:2005年4月5日,清明节,武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举办的“革命传统教育周”启动,5000多名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代表聚集在工人文化宫二七大罢工纪念碑前凭吊革命先烈。突然天空降雨,越下越大,举办方急忙从附近一家商店买来十几把雨伞送到前排,张绪一方面拒不接伞,一方面示意左右:“我们是在凭吊烈士,面前站着5000多名孩子和各界代表,他们淋雨,我们打伞,那怎么能行!?”最后全场没有一个人打伞。
  
  “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金,也没有留下银,就留下一点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
  
  张绪去世后,他在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留下了四壁书卷和74本读书笔记及日记。在张绪身边工作过的人,至今记得这样一些故事――
  “一粒药片”:1974年的一天,张绪患感冒,服药时不小心把一粒银翘片掉到了地上,地上有土,他弯腰捡起,服下。此时他是副军长。
  “一副眼镜”:“独眼”张绪晚年视力只有0.3,一次,他走进一家眼镜店想买副近视镜,试好了眼镜,问好了价钱,却突然提出,他右眼是假眼,是不是可以安个平光镜片,那样就不浪费了。因为一边换成平光片两边轻重不一而作罢。
  “一碗锅巴粥”:2005年初,张绪到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检察院领导执意给他发讲课费,理由是付讲课费已成通例;张绪坚辞不收,理由是义务作报告是“老战士报告团”的铁规。最后检察院要留张绪吃饭,看看已错过饭时,张绪答应了,不过要在单位食堂吃工作餐。检察院领导让师傅多炒几个菜,张绪不让,只要了一碗锅巴粥。
   ……
  张绪认为,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一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离艰苦奋斗近了与人民群众就近,离灯红酒绿近了与人民群众就远了。在张绪家里,里里外外用的还是他退休前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四世同堂”的家具,客厅里摆的是用了20多年的21寸电视,一辈子最爱的绿军装大都打着补丁,房前屋后少有花草多是蔬菜……他工资不低,除了家用,还要接济下岗的儿子媳妇,再就是经常无偿捐助灾区和贫困人群。1998年长江发大水,干休所向灾区捐款时他捐了1000元,后来发现这个数字不是最高,他觉得自己作为军职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不能落后,又补捐了500元才心安。
  前几年,组织上给健在的享受军职以上待遇的老红军配备了专车和司机,他那辆“红旗”轿车几乎成了“老战士报告团”的专车,干休所有急事,战友或部下有急事,他都会爽快地安排出车,但家人从不敢向他开口,他心爱的孙女也只“例外”过一次,那是她考上军校爷爷给予的“特殊奖励”。
  弥留之际,张绪把4个儿子叫到跟前,说:“父亲是党的人,没给你们留下金,也没留下银,就留下一点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这是一笔父亲最想给你们留下的财富。”一位战功赫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红军,就这样给孩子们留下捐献遗体的遗嘱,安详地走了。
  (原载《红旗画刊》2009年第七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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