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是一名演员,一名以演戏为 生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在我看来,于是之的价值除去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外,主要是他的人格和他感受过的那份痛苦。 于是之的人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正直、自律、风趣、幽默;他的读书;包括他贫苦的童年所带给他的平民立场。1997年出版社出版于是之专集时,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而于是之名片上的“头衔”顺序则是“演员、北京人艺院长”。时下,在形形色色的“学者”纷纷以大师自诩、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以贵族彩衣为逐猎目标时,于是之这一举动更凸显了他那种平民意识,它们像于是之的一生一样,既平实、朴素,又令人回味无穷⋯⋯
而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他那种底层人的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的工作。1984、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三部话剧《小井胡同》、《车站》、《吴王金戈越王剑》一度被禁演。作为重要责任人,于是之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咀嚼过这类痛苦,懂得这份痛苦的沉重,使于是之与很多“艺术家”区别开来。那不是演员的痛苦,也不仅仅属于个人。
问题还有另一面,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不必美化于是之。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于是之,在那些当口没有冷落作家,而是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操守的⋯⋯
基于命运的安排,
我成了于是之一名小朋友
我1982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198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
于是之长我22岁,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拘束,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311。整个1980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包括戏剧界风波迭起所带给他的惶恐、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他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大都是于是之到311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1980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这样的小朋友。而我所讲述的一些有关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唯一的。
20世纪50年代初的程疯子,
如今已“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1998年9月,我去看望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我又问:“家里客人多吗?”
曼宜大姐苦笑了一下说:“哪儿有什么客人⋯⋯”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电话来说几句。很快,电话里传来了他的声音,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尽管如此,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欣喜地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多清楚⋯⋯”
9号早晨我来到他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非常像他1950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嘴里不停地说话。但仍是那种一句都听不懂的呜噜。我嘱咐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随声答应下来。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给他带来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此前,1994、1995年于是之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
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为官八年却“不懂耐烦”
北京人艺院长这个位置不是封疆大吏,不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但分管这一摊事业毕竟也算跻身宦海,而宦海无情。中国官场讲“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不耐烦,他的气质更像个诗人。
1985年夏,于是之被获准乔迁至紫竹院的“高知楼”。这以后,我住进了于是之的“故居”――北京人艺四楼401。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于是之突然跑进我家,一进门就跟我说:“我最近可是官运亨通!总书记召见我,我刚从中南海回来。”接着向我详细叙述了胡耀邦接见他的情形。他说,总书记一共召集了四个人。四个人虽都是文化人,但是四种身份。于是之是戏剧家;其他三位分别是作家、评论家、文化界的领导干部。胡耀邦说:“你们四个里边,要出一个文化部长。”接着说:“文化部长这个官,说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不好干。当这个官儿外行不行,但书卷气太浓也不行。”
胡耀邦讲完之后,作家推荐说:“是之同志干吧,是之合适!”于是之匆忙推辞:“哎,总书记说了,当这个官儿书卷气太浓了不行!我这人还是书生气太浓⋯⋯”
那天的召见,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看法。但似乎并没形成定论。于是之把过程讲完,我问:“您什么意思?您说这么多,是有什么打算吗?”
停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我很认真地问:“你说,这官儿我能干吗?”
我没太认真:“依我看呀,您不妨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于是之说:“为什么呢?您那么瞧得起我?!”
我说:“那官儿比人艺这官儿好干。人艺太具体!”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当部长没这么大的急。今儿看看戏,明儿讲讲话,备不住还有秘书给您打草稿儿⋯⋯”
于是之笑了:“好嘛!”他摇摇头:“您呀,可不像您说那么简单!”
经他再三追问,我又说出了另一个主意:“要不然您去问问夫人!看夫人什么主意!”
于是之嘴一撇:“夫人?夫人连小组长都不让我当!”
看于是之那么认真,我不再开玩笑:“是之老师,这事这么大,还是您自个儿拿主意吧!别回头我出错了主意,您再跟我找后账。”
于是之想了想,说:“我呀,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这儿大不了就是一家剧院,弄好弄坏也就这么大的事儿了。真到文化部?事儿办不好,再给国家丢脸!再说,我这脾气这么不好,这儿上上下下好赖人们都知道。更何况,我在这儿,抓空儿备不住还能演点儿戏呢!”
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想像曹禺一样让“灵魂飘出窗口”
从1985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院长。用于是之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折磨着他时,他又会走向极端。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19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回忆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311,我不止一次听于是之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使于是之感到如此痛苦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他那种情绪是真实的。
一次在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面前,用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于是之只是尴尬地笑笑,什么都没说。断断续续出现的这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积压起来,前景只有两个:或者爆发;或者如他想象的那样,从紫竹院的阳台上走下去⋯⋯
大西北的观众仍记得他,
他竟像小孩子一样地欣喜
1995年随政协文史委员会去西北,行前,李曼宜大姐频频嘱托,希望我对于是之一路多加照顾。她反复说:“于是之到外面绝对不能写字。不跟你开玩笑,他有时连签名都给人签错了。”有一回他去签字售书,一个小姑娘举着一本书走到他跟前:“爷爷!您给我签个字!”
于是之问:“姑娘,多大啦?”
女孩回答:“六岁了!”
于是之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上了“六岁”两个字。
还有一回是发奖大会,本来应该把奖品送给获奖者,结果他老人家自己抱着奖品走下去了。
而于是之则觉得,西北之行写字机会一定很多,特别随身带了一个蓝色封皮的小本子,里边摘录的大都是唐宋诗人的一些边塞诗。从这里你能感觉到于是之渴望在一些场合挥毫泼墨时那种近乎孩子的喜悦。
一天晚上在洛川住宿,睡觉之前他问我:“明儿咱们奔哪儿啊?”我说:“明天早晨奔壶口,中午赶到铜川耀州窑‘打尖’,晚上回西安,第二天起大早儿赶往洛阳⋯⋯”在西北,一天到晚接触的是红军初到陕北时立足未稳,东南西北到处奔跑的情况。因此不等我讲完日程,于是之会突然冒出一句:“合着咱们比红军都忙!”
再比如早晨起床之后,于是之不知当天的天气怎么样,他往往会穿着短裤走到窗前,掀起窗帘往外望望,扭头问我:“今儿咱们应该怎么打扮?”我跟他说:“今儿天儿凉,您呀,里边一件小褂,外边套一件毛背心,再外边⋯⋯”“再外边儿?”不等我说完,于是之手指着身边一件肥大的牛仔上装说:“再外边咱们披上这件蓝袍!”那个“袍”字的发音不带儿音。接着,他抓起那件厚重的牛仔上装,嘴一撇说:“我告诉你,就凭李曼宜给我预备的这份行头,上蒙古我都敢跟你们去!”
还有一次在火车上。上车不久,就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从我们车厢门前走了过去,但很快又转了回来,后来干脆坐在了门前的小凳上,眼睛不断望着我们。她可能是发现了于是之。于是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说:“瞧见了吗?相咱们来了!”说完轻轻一笑。我更正着他的说法:“不是相咱们来了,是相您来了。”
在大西北还有这样的观众记得他,于是之像小孩子一样欣喜。
思维已经出现障碍,对作家
刘厚明和朋友王炼仍记忆犹新
西北之行,于是之的身体已露出种种不好的端倪。张廉云大姐说:“于是之不仅语言有障碍,思维也常出现障碍。”有一天在大客车里,廉云大姐问起于是之家的通讯地址,于是之想了半天,突然扭回头问我说:“我那个楼是多少号来的?”
西北之行是我和于是之谈话最多的15天,尽管交流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因讲的都是熟人熟事,还是可以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夜已深了,于是之会陷入一种悠远的深思与怀念之中。每当这种时候,他讲得最多的往往是作家刘厚明,以及他青年时期的一个朋友王炼。他不大讲这些人的才华、成就,主要讲人品。
讲这些人和事时,于是之极富情感。特别是对已故作家刘厚明,他有着很深的眷恋,像一个兄长提到自家兄弟。
事后我听曼宜大姐说,“四人帮”猖獗时期,刘厚明曾把于是之夫妇接到北京郊区一座大院内。大院类似于部队的休养所。一天晚上,刘厚明敞开心扉,向于是之倾诉了他对时局的所有不满和愤怒。在那个年代,那些看法无疑是大逆不道!刘厚明的信任和披肝沥胆一片赤诚,令于是之感动不已。于是之同样一吐为快!两个朋友感到了一种肝胆相照的激动。偶尔,于是之也讲到对一些人的厌恶。对那些城府很深善于耍弄权术的人,提到他们时他总是说:“我怕他们,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实在没办法时就跟他们打打太极拳。”
“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他也曾向我倾诉过困扰着他的诸多苦闷,有些则属于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1995年中国评选的四位所谓艺术大师,没有他。于是之说,他也不是要争什么,但心里毕竟有一种失落感。再比如,他也谈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学校,所谓“于是之艺术学校”,也有很多不愉快。另外他也谈到他住房的困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回豁出去了!往天上写封信!不知管不管用?”他所说的天上是指中央。
艺术大师、演剧学派、于是之艺术学校、房子⋯⋯诸多问题绑在一起。我想劝劝他,但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方法。那些东西说困难也是困难,但超脱点看,至少目前还不至于危及生存。一天早上,我很委婉地试着跟他说:“《傅雷家书》里好像有一句话,耐得住寂寞是人生的一大武器。一些年轻人往往耐不住寂寞,痛苦自然比别人多⋯⋯”说话的时候于是之正在卫生间洗脸,隔了一会儿,他肩膀上搭着毛巾走了出来,眼珠子盯着我:“您刚才那是甩闲话呢吧?”
我笑了:“屋里就咱们俩,有什么闲话可甩的。我真的觉得耐不住寂寞才招来那么多痛苦⋯⋯”
于是之不服气地:“甩闲话就承认甩闲话,我又不傻⋯⋯”
其实我的用心是好的。他有困难,我帮不上忙,我只希望他能把那些事都看得更淡,把身体养好。后来我才发现,折磨着于是之的最深重的痛苦,还是他不得不告别舞台这件事⋯⋯
即兴模仿毛泽东的讲话
为他重返舞台燃起了希望之火
西北之行距于是之的告别演出已整整三年。有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在一辆大客车上,年近古稀的文史委员们借助一个麦克,或唱或说即兴表演着小节目。忽然,于是之接过话筒,大段朗诵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会上的一段结束语:“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语流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充满激情,标准的湖南方言。车厢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在短暂的宁静之后,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于是之自己也欣喜过望,脸上闪动着兴奋的红光。不要小看这段即兴表演,它是于是之重返舞台的希望之火。
于是之的即兴小品是非常有水平的,他摹仿过周扬讲话。最生动的是这样几句:“八十一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那个题材大不大?你写一本小说给我看!你写一个剧本给我看!”于是之的摹仿十分生动,特别是对细微处的处理。
有一天午饭之后,于是之很反常,他在屋里的地毯上溜达来溜达去迟迟不肯躺下。我很纳闷。于是之手指房间的对门儿,小声说:“王爷在那屋写字儿呢!”
于是之所说的王爷,是指金友之先生。金友之官称爱新觉罗・溥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如果大清国不倒,他的确应该是王爷。金先生脾气好,朋友们人前背后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王爷。金先生和另一位属于他孙子辈的皇族成员、画家爱新觉罗・连经住在同一间房里。一批宾馆里的人,知道了金老的身份,追到他的房子里来求字。
于是之那副神态,就像是一名被人管束的小学生在向管束者乞求自由。他在屋里走着遛儿,嘴里不断说着“山”:“王爷给他们写的,都是宫廷里的福字寿字。挺大一张纸,一张纸上一个字儿,又是楷书,怎么写也不会写错⋯⋯要是字儿多吗,绕嘴,备不住会出点这错儿那错儿的⋯⋯”我笑了:“您呀!用不着这样!愿意写您就去写⋯⋯”于是之抄起自己那个装着毛笔的布包,像要出笼的小鸟似的:“我去去!去去就来!”匆匆往屋外走去。
不久他回来了,兴冲冲地说:“我可能真要转运!今儿办什么事都这么顺溜!我跟你说嗨,一个字儿没错!”
我问:“您给人家写的什么?”
于是之说:“我、我给他们签的字!”
重返舞台希望的破灭
1995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亲眼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
这天晚上宾馆组织了一个联欢会。会场三面是观众,中间一个表演区。观众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客。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所有人员全部到场。一些旅客听说于是之在场,十分希望他能即兴表演个节目。文史办的张秋萍走到于是之面前:“是之老师,您行吗?”于是之说:“行!行!我今儿行!”张秋萍开始向观众介绍:“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先生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联欢会场,下面,请是之老师为大家表演节目!”此前,大多数人只是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于是之。现在,一个活生生的于是之站在了他们面前,人们的掌声非常热烈。
于是之拿着一个提前写好的纸片走上舞台。仍然是模仿毛泽东的那段讲话:“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毛泽东的讲话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往下念,但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第三次试念,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地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停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文史办几位同志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联欢会照常进行。我走到于是之身边说:“咱们回去吧?”于是之说:“好,回去。”
我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史委员会的很多老同志跟在我们身后追到屋里,纷纷劝慰着。人都走了之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几个小时之间他像老了十岁,嘴里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全完了⋯⋯”不管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这句话,接着,轻声啜泣起来。
(2009年12月2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