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能否胜过原作，是翻译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吕叔湘、钱钟书、许渊冲部认为可能。原因是两种文字各有短长，优秀译品当然能超过原作。笔译如此，口译岂能例外。说到这里，我自然要想到我国同声传译的先驱唐笙。
唐笙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美国新闻处费正清处任职，后去剑桥大学攻下硕士学位后，1947年考入联合国同声传译处，干了4年口译。1979年再去口译处任中文科长，是主持英语口译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回国后她遵照杨尚昆嘱托，引进同声传译技术，培训干部。1952年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时，我国第一次启用了同声传译。1963年初她在英文《北京周报》一次庆祝会上首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总理亲切地间起她生活情况，叮嘱局里一定要安排好她生活。4月间又在《人民中国》招待会上再次见到总理。那天是《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十周年、印尼文版创刊五周年，陈毅副总理致贺词后，分别译成英、法、日、印尼等语，唐笙任英语口译。会餐时总理亲自走到唐笙座位前说：“唐笙同志，我敬你一杯酒，你的翻译讲得比陈老总的原话还好，”引起全场震动。总理换过多次译员，他认为以唐笙的口译水平最为优秀。(不过我跟她问起这事时，她谦逊地说，即席口译，关键在于时间。那天把我的口译排在最后，留下足够的思考、修辞功夫，比当场献艺要从容多了。)
唐笙这位杰出口译家并非只擅长传译，她也译过文艺作品。其中有王蒙的《球星奇遇记》、吴运铎的财《把一切献给党》、儿童读物《五彩路》等。
唐笙(1921―)是生于北京的上海人。就我所知，五十年代我国培养外语人才专门要挑这种人，认为这种籍贯的学生融汇南北文化的素质，将来在对外交往中其言谈举止才能体现泱映大国的风范，不至于像《官场现形记》中写的那种颟预昏聩的清代使节，有损国格。
唐笙回�国后的出色贡献是为国家引进同声传译技术。那是在1951年伍修权去联合国发言后，认为同声传译是先进技术。把发言同时译成多种语言让听众选听，将来开国际会议必须有此项设施。当时中央办公厅杨尚昆间唐笙，能不能引进这种技术，唐说完全可能。于是立即购办器材，培训干部，1952年秋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中南海怀仁堂会场里几十个国家代表的发言便可使在场人随意聆听。我刚巧也被派参加大会，分在定稿组，与朱光潜、杨周翰、李赋宁、方敬教授等任中文定稿，有机会参观她熟练地操作示范。
唐在国际新闻局(后称外文出版局)先后在英文《人民中国》、《中国文学》为译稿校订润色。刊出时文末只署译者名字。有人为此感到不平。但她生性淡于名利，不求闻达，认为关键是提高文稿质量，其它毫不计较。
有两件事令她刻骨铭新心：
一是文革中文化人全都下放五七千校劳动，唐笙夫妇也不例外。她被下放到河南汲县干校旁边农场里劳动。1969年中共九大会议上，事必躬亲的总理发现文件译文有些粗糙，一查翻译人员名单发现全是新人，便间当事人那些好翻译哪里去了?并点了唐笙(英语)、董宁川(法语)的名。在总理关怀下，唐笙夫妇1971年便提前调回北京。
二是唐笙的女儿唐苓，也在总理关怀下“克绍箕裘”，走上翻译的道路。
唐苓原来学化工，被下放到东北兵团修理冻上地，学非所用。她决心改行学外语，1973年投考北京外语学院，分数过了，政治审查却过不了关，说她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唐笙夫妇都在联合国工作多年)。此案报到总理跟前，总理说，现在还要追查出身?北外副院长也出身资本家家庭，为何还要苛求学生!便在报告上批了11个字：“如本人符合条件，应该录取。”结果唐苓如愿以偿。她从外语学院毕业后，不久便成为原中国信托公司总裁、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高级翻译。现任一家咨询公司襄理。加上唐笙丈夫、原巴黎大学博士唐建文也是同声传译老手，唐家便真正成了翻译世家。
――原载符家钦著《译林百家》
《青山在》提供
责编：王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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