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李淑娟 陈休征是我在飞抵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人。那是接近午夜时分，我很高兴结束了从美国东海岸到北京漫长的飞行旅途，踏上大洋彼岸古老中国的土地，而且要在它的心脏――首都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工作一年。而迎接我的中国人竟是她，我的领导，还有比我先行3个月来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未婚夫理查德・香纳。
每个人都有遇见陌生人的经历，有些人让你感到冷漠，或是不容易接近。可是偶尔，如果你幸运的话，你的直觉会立刻告诉你，你将喜欢上那个陌生人。陈休征就是这种人。在汽车从机场驶向友谊宾馆的途中，以及在她为我安顿好住处之后，我们便逐渐熟悉起来。她显得热情友好，既幽默十足，又耐心周到。而耐心，对像我这样一个对中文、中国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尤其重要。尽管如此，我还是即刻感到她和日后我结识的其他中国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
我的第一印象从未改变，只是随着我对她的了解日益深入而更加深刻和丰满起来。虽然我们俩人年龄相近，但她的和蔼可亲使她更具母亲般的慈祥。如果我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她从不责怪我，却总是坚信我会尽力做得最好。印象最深的就是“上海”和“长江”这两个词我总是说不好，她就反复教我，努力试图让我说得准确。她知识渊博，却从不惟我独尊，她总是虚心倾听我对编辑、写作和出版方面的建议，认真了解我所知的美国出版业的情况，还鼓励我策划开发自己的选题，例如，我那本给孩子们看的通过雕塑介绍中国古代动物的画册，以及我为其他书籍所撰写的文章。
陈休征从不诉说她过去的经历，即使到1985年“文革”和对其的评说已不再是什么保密的事情。记得我同她谈论那段艰苦的岁月时，她才提到当时她被赶到办公大楼一个阴暗、潮冷的角落里与一张书桌为伴。当我问她这是何故时，她却几乎是高兴地说“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知道该怎么做事情的人呀!”我确信这是千真万确的。她从不背后议论人，说闲话，尽管我认为爱说闲话的人在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一样普遍，而且即使是在1985年那样的时代，我工作的大楼里还存在着政治见解的不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避免与他人交谈接触，惟恐给什么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我想如果陈休征有什么不满，她一定不会吐露半个字。幸好，当时我们这些外国专家能自由地与中国同事和讲英语国家的人交朋友。我想这多半是由于她为人宽厚、正直的原因，才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使我们在“新世界”这个大家庭中尽情地表达各自的感受。另外，我能感到她对社里的年轻人的体贴、关怀和鼓励，因为他们无一不认为她在时时刻刻地关爱着他们。
陈休征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一个卓越、善良的人。她严肃认真，却不古板，既幽默又有情趣。记得，有一天为了庆祝什么节日，她发动大家在办公室里包饺子，人们有说有笑，活干得快，吃得当然也不少。还有一次，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卡车中国的少数民族服装，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兴奋地纷纷装扮起来，还载歌载舞，合影留念。她还暗地里为我们组织了多次野餐和郊游，参观了许多外国人必去的著名景点，甚至为我和理查德・香纳举办了中国式的婚礼，安排我们俩乘火车去北戴河旅游观光。
在新世界出版社工作一年期满时，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她了，并景仰她身上诸多不同的优秀品质。我恨离别，知道我或许从此将与她永别。所以回国后，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期待着有一天能回去看她。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我总是感到她，就像中国一样，永远在那儿。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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