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生”一词被放到了很高的位置上，甚为热络，以致到和“中国模式”联系在了一起。比如，前一阵子听到学界议论，中国是否可以走一条先民生、后民主的道路。 我不反对从民生着眼来发展民主、而不是就民主谈民主。我更不反对把民生的改善作为标准来判断和取舍民主的形式。但是，把民生和民主分离开来，变成可以有先有后的两个阶段，却是我断然不能苟同的。 什么是民生?说得直白一些，所谓民生，就是老百姓都能休养生息，安安稳稳过日子。所谓改善民生，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些、舒坦些。但是，既然老百姓是人，就不能以为他们有吃有喝就算过上了好日子。谁都知道，这只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里的最低层次需要，是任何动物都有的需要。人是高级动物，自然不能满足于这层需要。人有精神上的需求。而精神上的一个重要的满足感，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所以，民主和民生不是对立的。不但不对立，而且民生天然地包含着民主。高水平地解决民生，就必然要求发展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民主，是更高层次地解决民生问题的体现。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不去发展民主，民生就只能是低水平、低层次的。 为什么在我们的认识中，总是民生归民生，民主归民主，把两者看成是可以彼此不相干的事情?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观念中的入本意识不强，这大概是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留给我们的一个最大遗产。人本意识不强，使我们很容易忽视作为独立的鲜活个体的人，也就很容易在处理民众和公权的关系上，居高临下地去理解政府和执政党的功能。回想当年，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凭着庄严的使命感，凭着为了人民的事业，甘愿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豪情，夺得了天下。这种使命感，是仁人志士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中国人历来崇尚的“士”的精神。但是，特别是在缺乏民主历史的国度里，这种使命感中又往往潜藏着一种看不起民众的意识，似乎民众都浑浑噩噩，只会被动地盼救星，只会对英雄和救世主推崇备至，俯首称臣，对他们带来的一切感激涕零。因此，共产党人十分需要在敢于担当的同时，也努力克服这种心态。马克思创立的共产党的理论本来是建立在平等理念之上的，自始至终保持着对人的关注和终极关怀。遗憾的是，我们的苏共老大哥没有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作出好的榜样。这位我们奉为学习楷模的老大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成了救世主与芸芸众生之间的关系，丢掉了人格上的平等。党领导的少数人是服务的提供者，成了先知先觉。共产党领导，就是由共产党去包揽民众的一切事务，包括吃喝拉撒睡在内。苏联发明的计划经济体制简直就是对这套思想的制度演绎。这样去解决民生，谁也不能说主观意图就是恶的。但是，我们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个模式不但没有解决、也根本无法解决民生问题，而且使曾经那么轰轰烈烈、引人注目的事业成为过眼烟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人们往往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是最大的进步。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大民众的人本意识的觉醒。依我看，这个进步的意义绝不亚于前一个进步，因为它使人们对自己当家做主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有人对老百姓中存在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不解，好像这些人对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颇有点忘恩负义的味道。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尽管他们有肉可吃，但看到另一些号称“人民公仆”的人把大量的国家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而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残汤剩羹，他们的尊严受到严重伤害。这种情况下骂几句，很自然，也可以理解。 《国际歌》歌词中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每当召开隆重的大会，带着这段歌词的乐曲都会令人激情澎湃地响起。但是，当我们在乐曲声中肃立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回味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如果真的愿意身体力行，那就不要在民主的问题上犹犹豫豫，就不要有用民生代替民主的奇思怪想。 编辑／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