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尽江南草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2011年的岁末，欧债危机“前波未灭后波生”，曾经美轮美奂的全球经济复苏刹那间变得扑朔迷离。风雨飘摇之际，市场习惯性地将厌恶的目光抛向无知无畏的希腊、火上浇油的意大利、束手无策的德法、隔岸观火的美国、矫枉过正的评级机构和空话连篇的国际组织，而来不及按捺住烦躁和不安，细思欧债危机背后那隐藏于历史和事实之中，夹杂着偏执、梦幻甚至些许癫狂的经济思想和学术导向。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数据不会撒谎。1992～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种萎靡让欧洲各国政府的增长需求、赤字倾向更趋强烈，期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达3.24%，让《马约》3%赤字上限的约束在十年时间里形同虚设。甚至在产出缺口大于零，即明显产能过剩的2006～2008年，欧元区财政状况依旧表现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倾向已然深入骨髓。
那么，该如何拯救欧元区？从超主权状态下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角度看，克服经济学固有的浪漫和潜在的贪婪，根治债务风险，欧元区需要做到三个“挂钩”：一是内部经济利益的“挂钩”，真正从整体层次上推进一体化进程、确保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力统一，需要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更趋协调，即通过从核心强势国家向边缘弱势国家的资源输送，改进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秩序和基本面协同。二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层次“挂钩”，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需要一个同样等级的政策平台，唯有同步推进财政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改变政策跛行结构，欧洲各国的赤字倾向才有望在整体上得以抑制。三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指向“挂钩”，分割式指派，即将单一政策指派给单一均衡的政策搭配模式无疑是失败的，唯有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指向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才有望实现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互促格局，才能赢得约束权力过剩的些许希望。
总之，就像电影《蝙蝠侠》里的一句台词“更强的力量，对应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更多的义务”，而经济学浪漫和贪婪的魅惑很容易让世人忘记这条明显有失“利益最大化”教条的箴言。而作为人类货币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欧洲统一货币区的财政力量由于失去约束而迷失了方向，危机的爆发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反思的机会，政策搭配的目标不是为了放大力量，而是为了约束权力，只有从根本上跳出浪漫和贪婪的内在诱惑，人类才不至于在债务危机的危险之路上愈行愈远。（作者系金融学博士、宏观经济分析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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