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柯的西部写作与西方“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非常相似，都是以奇异的乡土和异域来映衬城市和内地的黯淡。探讨红柯以西域的奇异映衬内地平庸的两种叙事模式：生命意识的书写和生命力的描绘。
关键词：红柯；西部小说；浪漫主义；生命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72-02
红柯是西部小说的重要作家，以描绘新疆大漠而崛起于中国当代文坛。在《西去的旗手・自序》中，红柯说：“不管新疆这个名称的原初意义是什么，对我而言，新疆就是生命的彼岸世界，就是新大陆，代表着一种极其人性化的诗意的生活方式……内地的成人世界差不多…是个动物的世界”[1]。新疆“诗意的生活方式”与内地成人“动物的世界”的对照，形象地反映出红柯小说创作的一大意图：以边远新疆的诗意来批判内地成人世界人性的狡诈。
这和西方“回归自然”的浪漫小说类型极其相似。英国学者利里安・弗斯特在《浪漫主义》一书中概括出西方浪漫主义模式的两种方式。其一是恣意抒发感情的“感伤小说”：“感情的洋溢、昏暗神秘的背景、铺陈的辞藻、犹忧郁的气质，所有这些明显开了浪漫主义创作的先河”；其二是“回归自然”：“浪漫主义不仅从内在的情感领域，而且也从外部世界去寻找自然和自发的东西。因此，他们对那些与城市的人为状态尤其是与宫廷生活相对立的领域，即大自然和简朴的原始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显然，红柯的“西域小说”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具备了思潮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特色：以奇异的乡土和异域来映衬城市和内地的暗淡。为此，红柯构造出生命意识的书写和生命力的描绘两种写作模式。
一、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把握，它是相对于人的社会意识、道德意识、政治意识、经济意识等认识形态而存在的一种意识范畴，是人对生命现象的理性思考，是人最先形成的一种意识。但是，当人类建立了社会以后，人的生命意识就渐渐被社会的政治，道德，法律等等意识所淹没，人的自然自由竞争态随之结束，人被“异化”了。人的文化消解着人的生命意识，导致人的生命意识的弱化，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人甚至成为金钱、名誉、地位和机械的奴隶[3]。在红柯看来，内地的生命意识正被人的文化所消解，而西域却保存着强悍的生命意识，红柯的小说正是要用西域的生命意识来批判、唤醒内地已经被消解得差不多的生命意识。
早在写于1990年的中篇小说《红原》中，红柯就开始着力描写西域的这种生命意识：
李可叔叔舔舔嘴唇说：“项羽才是英雄。”
“何以见得。”
李可叔叔不懂“何以见得”是啥意思，可他明白这是在问他。
“要是能过江，他肯定赢了，不过江就是因为他是项羽不是刘邦。”
大伙儿开始瞪眼睛。“得江山算不了输赢.”李可叔叔这句话挺沉。跟项羽赢得了自己一样，李可叔叔赢得了舍友们的尊敬。
在“垓下之战”中，项羽出于对江东父老的愧疚，宁死不过江东。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生的荣誉的重视和对死的平淡看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得到了彩霞姨的人却没有得到她心的李可叔叔，宁愿悲壮地与彩霞姨一起死去，也不愿屈辱地活于人间。为了生的荣誉，红柯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关于这一点，在《西去的旗手》这部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一次访谈中，红柯曾经直接说明，他写《西去的旗手》有两个用意：一是写“西北地区很血性的东西”，二是“痛恨阴谋诡计，即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权术’、‘阴着’是这部书的最隐秘的主题”[4]。为了体现他的这个意图，在《西去的旗手》，他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西北血性男儿的代表马仲英，一个是封建文化“权术”的代表盛世才。
作为西北血性男儿代表的马仲英，其性格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生命瞬间辉煌的渴望”，即当英雄。由于是为了当英雄，所以，当中共的朋友向他讲苏军作战勇敢的故事时，他“突然蹦出一句：‘哥萨克这么厉害，我们跟他干一仗，跟打西北军一样’”。在马仲英的灵魂里，始终跳跃的是英雄气概并与之紧密相连的生命荣誉。也正因为如此，当武器先进的苏军介入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斗争，在头顿河与马仲英率领的36师相遇时，中共的幕僚向他提出建议，撤回撒哈拉，以观静变，他掷地有声地说：“我马仲英可以跟盛世才演《三国演义》，苏联人插手干什么？驴槽多了马嘴，摆开阵势让他们退出国境。”英雄既不受人要挟，也不会妥协，时刻准备着用性命去捍卫自己生命的荣誉。战争相持不下时，参谋吴应祺请求向苏联提出抗议，以求外交的途径解决问题，马仲英摆摆手，再次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现在是战刀说话的时候，中共的朋友若不方便可以退出战列。”这是一个不妥协的英雄，是一个厌恶权谋并渴望用自己的一身血性征服世界，从而捍卫自己荣誉的英雄。最终，由于兵器劣势，马仲英失败了。后来，在中共朋友的调停下，马仲英与苏联议和，并带着自己的骨干去苏联学习飞行技术；但是他之所以去学习这个技术，不是为了依附苏联，而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曾如他的参谋吴应祺所说：“他是去求真诚的帮助，而不是去投靠。”也就是说，当他学成技术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实力强大的他在碰到相似的情况还是会和苏联作战。学技术，正是为了不再被欺侮。可以说，马仲英一身都在追求英雄的荣誉，为了这个荣誉他多次不畏强权，几次失败而又几次站立了起来，真正地活出了“一身的辉煌”。
与马仲英相对照的是盛世才。在年轻的时候，盛世才也是个英雄，然而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盛世才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善耍权谋，能屈能伸的政客。这就好比项羽与刘邦，马仲英是项羽，而盛世才是刘邦。充满血性的马仲英，过于相信自己的血性，最终在苏联被斯大林的权谋杀害。而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用滴水不漏的权谋和冷酷的清洗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自己忠诚的下属和亲人，从而堕落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为了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把自己的四弟和四媳残酷地杀害，又把自己最疼爱的妹妹的夫婿毫不留情地清除。最终，荒淫无耻的生活和众叛亲离的境地，让他的精神也逐渐萎缩。到后来，盛世才竟然能忍受自己的老婆红杏出墙，并无耻地向蒋介石推荐他的经验。一个曾经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英雄就这样在残酷的政治搏杀中逐渐失去了他应有的血性和对生命荣誉捍卫的气魄。如果说马仲英是一个永远以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捍卫自己生命荣誉的英雄，那么盛世才则是一个逐渐被地位、金钱腐蚀的小人。如果比较一下现实，马仲英的生命意识是西域的一种典型姿态，而盛世才的则是内地人的生活哲学。小说正是通过对这两种生命意识的叙述，来高扬西域生命意识的强悍，而反衬内地生命意识的萎缩。
二、生命力的描绘
红柯渲染“西域大生命”的第二种模式，是在他的作品中描绘大漠男人生命力的强悍。与内地男人的狡诈和城市生命力的萎缩相比，大漠男人不仅拥有强大的生命意识，而且拥有强悍的生命力。《西去的旗手》中马仲英屡次深入具有死亡之海的大沙漠，总能全身而退；《莫合烟》中的老王，一天能徒手开垦四亩半地；《白天鹅》中的老大小小年纪即能驯服烈马，长大后常年在外与野熊、野狼为伍，而且拥有让女人向往的旺盛的性能力。这些男主人公们几乎个个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生命力极度旺盛。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复活的玛纳斯》中的团长。当1962年，边疆人民在苏联克格勃的煽动下，涌向苏联时，受命前去阻止的团长以其强悍的“拳头”一举扭转局势：
团长离开马队，疾风般冲上去，人们纷纷让路，有人喊：“玛纳斯，雄狮玛纳斯！”赶车的克格勃也听人们说过雄狮玛纳斯，千百年来流传在草原上的神话英雄竟然在一个汉人身上复活，这是克格勃难以忍受的，鼓动过来几万人，却复活了一个古老的英雄，一个大英雄顶几百万几千万芸芸众生，克格勃什么都不顾了，克格勃只记得那个神话般的传说，用拳头击碎烈马的脑袋！绝不能让这种奇迹在这里重演。克格勃拔出手枪，另一只刀子插进车辕里的马臀，烈马一下子疯狂起来，枪也响了，子弹击中团长的铁拳，那鲜血淋漓的拳头毫不犹豫地击在烈马的脑袋上，马头咔嚓一声碎裂了，那只带血的拳头冲上去，重重地击在克格勃的脑壳上，这回可没有什么响声，跟捣碎一个软柿子一样，拳头涂满脑浆。
以小小的拳头，击碎急速中奔跑的烈马的头，这是何等的伟力！当然，作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物形象，团长强悍的生命不仅仅体现与敌人战斗的过程中，他同时体现在平时的饮食起居过程中：
丈夫饿坏了，吃饭的响声很夸张，简直是一个大马厩，一百头大马在槽里抢食料。“慢一点慢一点，没人抢你。”丈夫连看都不看背对着她，蹲在地上，抱着瓦罐，老牛饮水般咕噜噜咕噜噜然后长长啊一声，饭盒又乒乓响起来。没有磨面机，大家只好煮玉米麦子吃，撒一点点菜花。粮食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丈夫吃得山呼海啸，腮帮子上的大筋一跳一抽，就像机器上的活塞。丈夫头上冒汗。牙齿格铮铮格铮铮像在啃石头。她把饭煮得软呼呼的，玉米和麦子是泡好的，男人的嘴吃什么东西都这么张扬。喝汤都是在怒吼。
与饭馆中文明人的斯文相比，豪迈的西北人连吃饭都吃得大气磅礴！这就是红柯小说中的新疆人。如果说强悍的生命意识是西北人的精神，那么强悍的生命力则是西北人的实有，他们共同构成红柯所谓的“西北的大生命”。尽管在有些作品中，红柯也描绘西北人的好客和淳朴，但强悍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力才是红柯“西域小说”的主旋律。诚如李建军所说：“他在这些小说中充分把自己的个性、生命力得到发挥，主观色彩很浓重，是一种生命力的崇拜，一种张扬”[5]。
正是以这种对生命力的张扬，红柯实现了他对内地萎缩的生命力和生命意识的批判。批评家李敬泽说：“红柯是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这个陕西人沉迷于草原和大漠，在他瑰丽的想象中，奔马和高大的骑手保存着失传的血气和神性。我曾经断言，红柯是一个肯定性的作家，但是现在我认为，他的肯定姿态预设着对我们的文明和历史的巨大疑惑：人正变得孱弱、苍白”[6]。
参考文献：
[1]红柯.西去的旗手・自序[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４.
[2]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Ｍ].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40-41．
[3]曹斌.西部生命意识的诗意追寻―红柯小说论[J].小说评论，1999，（1）：67．
[4]李建彪.绝域产生大美―访著名作家红柯[J].回族文学，2006（3）：72．
[5]李建军等.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红柯作品研讨会纪要[J].小说评论，1999，（5）：33．
[6]李敬泽．古尔图荒原・序[C]//红柯．古尔图荒原.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１.
（责任编辑/石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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