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60余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它始终与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变迁以及生活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则需要重构当代文学观念，反思现代性和文学性的评价标准，坚持历史化与经典化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需要明晰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确立作为文学资源的当代文学理念，由此承担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经典化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历史化；经典化；当代文学评价
作者简介：王本朝，男，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秩序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价值研究”，项目编号：07XZW011；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生产方式与文学意义和形式”，项目编号：NCET-10-0661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93-05 收稿日期：2011-08-02
当代文学60余年，有着一个不算太短的历史。文学史一般将它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也有的将它细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等历史阶段，显然，它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整体。但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上，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赞叹和惊喜，也有遗憾和惋惜，有说它是中国文学的高度，也有垃圾和负高度的说法①。应该如何总结和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绩和不足，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始终与民族国家的 振兴以及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变化联系 在一起，特别是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使其拥有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可以说，文学的政治化一直或显或隐地贯穿于当代文学，它与文学的人性和情感诉求共同构成当代文学内容表达的两极。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了一大批曾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建设新中国的感受和想象。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机制被激活而趋于开放，作家队伍和接受群体出现多样化，文学既在描述社会时代的发展，倾听文化心理的变化，促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又在文学观念、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变化，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发生与兴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社会主义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居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虽有曲折的探索过程，由统摄的主宰和绝对的权威发展到起指导作用的主旋律，但它始终是当代文学的中心和主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有数量的包含而相交，也有性质的主体与主导，显示出文学的计划性、一体化、意识形态等特点，实现了文学价值与社会存在的同向与同行，社会价值成为文学的一种基本价值。
社会主义文学是有秩序和规范的文学，也是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和崇高审美追求的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同于任何其他时代，而有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规定性和独特性，这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正是有形的“秩序”和无形的“价值”才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秩序里生存，向价值而存在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它通过文学组织的有效管理，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文学批评的运动化，促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学教育对象，由此建立了一套文学新秩序。由此，确保了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配合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进步和文化建设。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理解则要回到历史中去，回到当代中国所选择和实践的社会道路中去理解和阐释，设身处地感受到当代文学在创建社会主义文化、表达政治乌托邦上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如十七年文学中的《创业史》、《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红岩》、《上海的早晨》、《艳阳天》、《我的第一个上级》、《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百合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燕山夜话》、《茶馆》、《关汉卿》、《布谷鸟又叫了》、《葬歌》，等等。它们充分展示了当时能够感受到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农民的命运以及精神的分裂和痛苦，应该说是符合社会生活逻辑规律和文学发展规律的，它们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争议。如果忽略它们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影响，显然是不恰当的。就是郭小川、贺敬之的“颂歌”，也未尝没有特定历史背景中作家们个人的真切感受和生活理想，也有很强的社会关注度和较高的艺术价值。
但是，人们对当代文学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价值却给予了较多负面的评价，特别是采用现代性和审美性的观念，遮蔽、忽略乃至否定了当代文学的价值。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历史叙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有着偏见与公允、真理与权力、压制与整合的悖论，它强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有意识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为历史的发展按照直线的步骤有序地展开，并预设了历史的目的和终点。实际上，在现代性意识的深处隐含着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充满着历史的怨恨意识。文学的现代性理论常常借助于文学概念和意义框架去阐释和规范文学的历史，一种概念与解释框架又需要另一种概念或框架去承担它的合法性， 由此带来无穷的逻辑推演，文学史也成了现代性理论和概念肢解的剩余物。“现代性”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影响深远，旅美学者李欧梵和王德威开风气之先，90年代中后期以后，几乎成为描述和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的最主要的入思方式。“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也为重新阐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如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和现代性的最终表达，现代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技术同样也在社会经济生产标准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产生。由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具有文学的现代性了。［1］（P32）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或“话语型”上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共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社会主义是一种现代性设计与工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创业史》、《红旗谱》等小说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幽灵”［2］。“现代性”概念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广泛使用，既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也掏空了文学的历史内涵。真实的文学历史应该是具体而丰富的，是活泼而生动的。
如果撇开文学的历史环境去评价文学，就会带来文学阐释的“隔膜”，或者说是文学标准的“冲突”和错位。文学评价首先应该是历史的评价，既理解文学在历史中存在的客观境遇，又将其置入历史中去分析和判断。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3］（P16）并且，在文学日益世界化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文学道路，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经验，有着文学的民族特色。“本土经验”作为一种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概念，有着极其复杂和包容性的内涵，容纳了各种传统和现代经验，形成了既矛盾又统一、既独特又丰富的意义集合体。社会主义文学坚持文学的创作方向和热情，追求文学的人民性、时代性和诗情画意，拥有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这种经验也是当代文学评价的历史化立场，不应将当代文学置于当代历史和经验之外去考察和评价。
在如何评价当代文学上，还存在一 个评价的标准问题。文学经典被作为了 文学的“标准”，文学的经典化也就成为文学的评价方式。对传统社会而言，经典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的权威性在迟缓而分散的传统社会里，能够产生甚至代替法典、规则的作用，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意义。经典在人类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达成了某种普遍性的共识，确立了知识和价值的统一性，它代表着一种标准，至少是一种尺度。朱自清曾将“标准”和“尺度”作了不同的区分：来自传统、“不自觉”地接受并用来“衡量种种事物种种人”，这是“标准”；修正或外来的标准则称之为“尺度”。［4］（P130）显然，文学经典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学标准，而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尺度。但是，在人们评价当代文学时，常常将“文学性”、“审美性”等文学尺度作为文学标准，用它来确立当代文学经典，并由此评价当代文学成就的大小。
文学性曾经是文学评价和阐释的尺度。它先是20世纪初罗曼・ 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术语，它指的是文学的特性，即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主要是文学的形式和语言。后来，“文学性”的含义又不断发展扩张、变形，认为在日常生活、电子传媒、公共表演等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之中也有文学性。文学性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带来文学意义的泛化和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性”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去政治化”运动的理论旗帜，文学性被理解为“纯文学”，主张文学是自足的，不受社会政治的约束，而以审美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为目标。文学性成为人类诗性存在的证明和表达。应该说，“文学性”和“纯文学”观念的提出是当代文学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摆脱当代文学曾有的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但如果忽略“文学性”、“纯文学”作为文学策略和手段的意图，而将其作为终极性或者说本质性的文学标准去评价文学，反而会压缩文学经典的意义空间，窄化当代文学历史的丰富性。事实上，没有本质化的纯文学概念，离开历史语境的“纯文学”，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虚构和想象。
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并不完全是文学内部的事，而是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以及文学评价共同运作的结果。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解构的过程，文学的经典也是不断变化的，被某个时代确定为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的建构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可阐释的意义空间，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特定时期读者不同的期待视野有着或紧密或疏散、或多或少的联系，也与历史中的“发现者”（“赞助人”）有联系。［5］可以说，文学经典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参与的意义生产过程，有自主化和社会化两种力量。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革使文学经典与现代社会合谋，形成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文学秩序，使文学与社会，文学各要素之间，如作者、作品、媒介和读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运作机制，文学经典所代表的意义也被社会所承认或接纳，完成从审美向社会趣味的转变，最终被文学制度所收编而成为文学传统。
显然，以纯粹的审美眼光无法解释文学经典的生产过程，文学经典的命运常常折射出一个特定时代、民族和群体的文化态度与意识形态的立场，以及在其背后文学生产体制的差异。经典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概念，它脱离不了自身的“历史语境”。弗兰克・克默德认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6］（P260）。阿诺德・克拉普特也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6］（P276）。正因如此，经典并不一定是一般人们眼里的“好作品”，单纯的文学性或审美性难以确定“经典”。对那些曾经影响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作品，如50、60年代的红色经典，即使现在看起来不算所谓的“经典”，也不能视而不见，忽略它们曾经具有的文学贡献和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文学史地位，何况“当代文学――至少是它的前30年，它本就是被意识形态高度渗透的，最后成为政治的形象解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7］。对80、90年代流行的现代派，也该有恰当的分析，不能在貌似正宗的“道德”面具下否认他们的探索，何况整个新时期文学就是西方文学参与下的产物，包括文学经典概念本身的兴起和讨论也有西方知识的背景。
19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中国讲学，就谈到了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引发了一场有关“文学经典”的争论。围绕文学经典的权威性与代表性、经典的解释权和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辨析与讨论。如认为经典是一种文学修辞，不能将其神圣化、神秘化和理想化，而应该将它从传统拉回到当代，从权威手上还给普通人，认为当下对当代经典有命名权，有行使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使命和责任。［8］与此同时，近年来的影视娱乐界也流行“戏说”、“改编”等“去经典”文化现象，“大话”经典，“水煮”名著，文学经典在市场利益驱使之下被快餐化和通俗化，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形成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矛盾。实际上，文学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是文学意义的生产方式。维护或尊奉经典，可以保留传统，维护规范，确立秩序，对经典的反叛和解构不无反传统与创新的意图，也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新时期以来，人们通过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分策略，提出了“让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也贬低了当代文学的价值，而且更危险的是遗忘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将一套固化了的文学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作为唯一的合法观念，忽略了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特殊规律和历史规定性，把文学与政治，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文学历史与文学经典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不是作为一个变化的、有联系的文学整体去看待。事实上，有关文学的自律和纯粹，如果离开了现代社会如科学、道德、艺术相分离的知识体制，也是不存在的。在对当代文学的评价过程中，既要充分理解它在历史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要以文学经典化标准，理解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文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不同历史背景有不同的审美经验，文学性不能被本质化、唯一化。
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不但要回到文 学本身，更要回到当代文学本身，把握 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文学要求与社会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价值的矛盾性。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应该持有多重眼光，坚持文学的历史化与经典化相统一的原则，特别需要辨析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比如文学的政治化显然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实践方式，无论在理论上持何种批判态度和立场，都不得不承认，文学的政治化锻造了当代文学的性格和风貌，为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使文学参与了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代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也应该得到历史的评价，而不能因狭隘的文学观而忽略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当代文学面临的政治社会背景，才具有真实的历史感。由此，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得出高度或低度的结论，而应该从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及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而产生的文学意义，去阐释和确认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和丰富性。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应是一种历史资源，是中国文学的新传统。作为文学资源的当代文学，应该承担文学传统的历史使命，发挥文学经典的引导作用，参与到中国文学精神品格的建设和创造之中。经典化具有“标准”的意义，经典化就是文学的传统化，被经典化了的文学作品就会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传统是一个有机体，有产生、分化和传承的过程，有重复、结构和解构的功能。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一劳永逸，也不可能干净利落地实现彻底反传统的效果。传统本身难以改变，变化了的只是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传统，问题在于应该通过什么形式去实现传统的改变。二极对立的矛盾斗争是一种方式，在对话与理解中实现沟通也是一种方式。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甚至否定我们自身。鲁迅的反传统常常成为我们引以自豪的事例，但鲁迅的独特性在于，他在反传统中洞悉自身的历史性，在传统之中反传统。没有传统却要反传统，虽有无畏更是无知。文学经典化就是为了形成文学的传统，当然，经典的形成更是离不开传统的滋养，没有“先秦风骚汉魏骨”，哪有“李杜文章光焰长”！没有《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哪有《伊尼德》和《神曲》。如果赞同某些人的说法，当代文学缺少经典，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简单否定。在20世纪50年代所启动的文学经典化的工程，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建立，也引导了当代文学创作，如对革命史诗性作品特别是战争题材作品的重视，就制约了当代作家的欣赏趣味，养成了文学的政治化取向。经典本身的示范性通过写作姿态与文本构成的合法性暗示，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意图的设定，反过来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由此形成文学生产的意义循环。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却没有被允许自由地生成为当代的文学传统。在一个没有坚实的文学传统中创造的当代文学也就失去了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新时期以后又过分偏向西方的现代派传统，再次忽略中国文学传统的价值。重建当代文学传统，推动当代文学的合法化，确立当代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使其进入中国文学的意义共同体，应该是当代文学评价的当务之急。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往往喜爱在历史的终结中完成历史，在时间的差异中体验意义的差异，以一种价值体系的解体或破坏来实现一个时代的结束。对历史的评价常常忽略它本身的时代价值和意义，而依据自己的时代而作出意义的阐释，这也是所谓的现代性的意义逻辑。
当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应该超越局部的或单一的评价，特别是社会的、历史的、审美和道德的极端化评价。脱离历史语境的“经典化”会颠覆文学历史的真相。文学史证明，文学经典的生成有着不同的方式，经典既有历史性，也有超越历史时代的超时性。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最有艺术价值的，一些传播广泛、被普遍接受并产生了明显社会效果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了文学经典。文学经典需要有不断的意义阐释，恰当地处理继承与发展、传播与接受的关系。文学的意义既存在于文学的创造，也存在于文学的影响和接受之中。因此，确立当代文学的经典，不断推进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有助于扩大当代文学的影响。当代文学不能毁在当代人手上，历史在虚无之中可以通向未来，但却是空洞的、不确定的，也许有行走的自由和快感，但终究不能承受意义之轻，变成无根的飘浮物。在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上，应该首先重建文学的价值，它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建构，也是文学的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这是由文学的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性质所决定的。文学所涉及的价值问题，既表现为文学对社会历史本身所作的艺术解释及其体现的价值取向，也表现为文学对人生、情感、道德以及生命的表现和探索，由此，对社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类的精神家园提供意义资源，对社会文化也发挥了整合作用。当代文学既拥有自身的价值，也通过文学方式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作用，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文学评价的历史化和经典化，是确立当代文学价值的主要方式。有着生动的历史的文学，哪怕是最终消失在历史的缝隙里，也说明它曾经“存活”过，如同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有着文学经典的文学更不会死去，它会成为文学新传统，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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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义勤.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一点思考［J］. 文学教育，2010，（6）.
［责任编辑 杜桂萍］
History and Classics: Evalu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ANG Ben-c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develops over 60 years zigzag. It is related to the revival of the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fe. To evaluat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t requires a concept of re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reflecting on modernity and literariness, a principle combining history and classics an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of socialism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so as to establish contemporary literary concept as literary resources,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literary tradition and propel the role of literature established as classics.
Key words: history；classics；contemporary literary evaluation